潑反送中冷水？從梁文道辭筆，談香港的公共輿論空間

梁文道曾經是香港最受矚目的公共知識份子，當然他的「知識份子」身份是有爭議的。對一部分香港人來說，他有學識，對公共議題也敢言。在那個多數香港人都在抹黑反世貿的韓農、且遠不如今天切身了解社會運動重要性的年代，梁文道以筆戰對抗整個「輿論的大風向」，捍衛當年（2005）反世貿的示威者。

然而，梁文道在另一群人的眼中，由始至終是一個靠點小聰明賣弄文墨的「文棍」，認為他不好好做學術，只會做「電視」賺錢。這樣一個遊走於亮節與市儈，高雅與通俗之間的公知，恰恰是香港這個既擁有悠久多元歷史文化、又同時被政權逼迫，只能淪為金融工具的複雜體之縮影。

梁文道不寫了？

2019年歲末，梁文道在香港《蘋果日報》的長年專欄中發表了一篇文章，透露他近年——尤其在反送中運動中——發表的看法都不斷遭到大家批評，且也因為忙碌，表示將撤下該專欄。此舉引起一些人的關注和臆測：梁文道是否將不再就香港的政治與時事發表評論？

這件事遠沒有想像中引發大多數人的關注和評論，至少比起全盛期的他而言，這或許跟他這些年已逐漸被香港人理解為「大陸」文化人有關。對於他的這篇文章，坊間的回應大致分為兩種：一、認為他早已歸順中共，對他的退場表示雀躍；二、不認為他親中，卻惋惜他「離地」，不了解反送中運動示威者的想法。

城內最寂寞的一群

現在的香港，是史上未見的。從去年6月9日到今年元旦的遊行，半年來的抗議人數仍維持在百萬以上，就算放在國際上來看也很驚人。尤其在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200萬的示威者已超過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不難想像這個全民運動的熱烈程度。

如今壁壘分明的香港，擁有百萬大軍的黃絲（支持運動者）不愁寂寞，雖屢遭打擊和鎮壓，溫暖和支持在街上都隨處可見。任何時候站在熱鬧的香港街頭連續高呼「光復香港」，必然會有一群人有默契又熱情地回應你「時代革命」，可能還會奉上飲料食物表示感激，感觸時更不乏相擁痛哭的場面。

雖然11月24日的區選建制派大敗，在席位數量上有非常明顯的差距，實際上總票數顯示支持政府的選民仍然有四成之多，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少。藍絲們（支持政府者）自然也有自己的網絡連接彼此，偶爾也會發起集會遊行，相互加油打氣。

然而，還有一群人是最孤寡的，他們有立場，卻不完全認同任何一個陣營。政治冷漠者不包含在內，當街頭有示威者和警察在對峙時，總有一群人可以事不關己地在街尾的餐廳喝下午茶。我指的是像梁文道這種，他們關心運動，也會上街遊行抗議，會發表文章或用其他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但他們因不完全認同運動裡的抗爭方式，或對時局有不一樣的看法，而遭到攻擊。

「左膠」代表劉山青

這些被攻擊的少數人，也包括劉山青。

劉山青，何許人也？他是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者，屬於香港嬰兒潮的一代，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在七〇年代，當大部分香港人都在忙著賺錢和建立本土意識時，這樣的一位菁英份子卻選擇和一群左翼人士組織工人運動，為基層和工人階級爭取權益。

1981年，他因回中國廣州拯救民運人士王希哲妻子蘇江等人，被公安拘捕，並控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是目前為止坐過最久政治獄的香港人。1991年12月28日，劉山青獲釋回港，當時有些香港人英雄式地歡迎他回來，各大電視台均現場直播他過羅湖橋的一幕。

然而今日的香港，多數黃絲更習慣以劉「青山」稱之。（青山醫院是香港最著名的精神科醫院，香港人常以「青山」簡稱精神病患者，有歧視之意）。「左膠」除了是一般人對和理非人士的嘲諷外，也是「阻膠」（粵語「左」與「阻」同音）的意思，意即這些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要聯合中國民主力量一起抗爭的人士，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阻礙。

本土派認為，香港要自救，必須切割和中國的關係。在這場右翼運動裡，左翼的聲音是不受歡迎的，尤其是像梁文道和劉山青這種。他們理解到香港的政治現實，面對龐大的中共政體，香港沒有單獨抗爭的本錢。若強調切割，反而落入了中共分化中國和香港，深化仇視以達到政治目的的陷阱。

香港即可以作為先鋒，把抗爭和民主經驗分享給中國；同時，只有結合中國的抗爭力量和支持，香港才會有機會贏得長遠的勝利。這是一場雙贏或雙輸的局面，不存在香港可以獨自勝利的可能。

前後矛盾的論述

異見者認為，梁文道過於強調政治現實，太「離地」，無時無刻在呼喚理性卻不聽示威者的心聲、不去理解他們行為背後的邏輯。更甚者，會認為他「過於冷靜的召喚」，是在對運動本身的澆熄。然而，梁文道所提的「現實」與「常識」，不僅只針對示威者，他也以同樣的標準去分析中共和港府在反送中運動裡的表現，質疑他們政治決定不智。

反送中發展至今，也不乏自相矛盾的論述，比如示威者會不斷解釋破壞藍店和地鐵站行徑的合理性，同時又指責警察冒充示威者破壞商店嫁禍示威者。

又例如，他們最常指責劉山青的言論之一是「以為自己坐了十年牢就了不起要大家聽他的」，但當有人質疑部分激進示威者的行徑時，他們又會強調「年輕人付出了那麼多流了那麼多血，你做了什麼？」還有一種最普遍的言論叫做「都是上一代的人不反抗，才會害了這一代的年輕人」。

然而，劉山青不就是他們口中的「上一代人」嗎？他就是因為對抗中共政府，才坐了十年的政治獄。難道只有年輕的生命流的血才珍貴，「老嘢」（老東西）付出的青春就是condom嗎？（「別人的付出都是condom」是香港目前的慣用說法之一，指的是在這場運動裡很多人的付出都被漠視，如同避孕套般用後即棄。）

雖然我對劉山青的論述也不盡然認同，但對於眾人的刻薄惡毒言論，甚為不齒。面對一個大半輩子都在對抗霸權的老人家，他就這麼不值得大家以理性對話和討論相待嗎？就算是一個政治素人，也應有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

「尊重不同的立場與聲音」在今日香港還適用嗎？

剛開始「不割蓆」的提出是為了團結示威者，但隨著運動的燃燒也逐漸陷入兩極化的局面——只要是不認同大方向的聲音，都容易被打上「割蓆」、「舔共」或「過時」的標籤。也因為這樣，社運圈內有了跟過往不同的表現。

反送中運動一開始時，大家還傾向號召和理非，對於勇武示威者的一些過激行為，會提出批評並要求改正。但隨著運動的激化，我已再也看不到這種聲音。

2019年11月11日，反送中運動發生了一連串的暴力衝突事件。交通警察向示威者開了三槍，還以機車惡意撞向示威者；同時，也有示威者對異見者淋易燃液體放火，導致對方重傷入院。然而，社群媒體上充斥著對警方和政府不正當武力批評的文章，卻找不到任何一則批評示威者放火燒人的貼文。

於是，我在Facebook發表了不認同示威者放火的看法，之後有幾位朋友私下向我透露，面對整體的大風向，現在的他們已不敢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說真心話，因為害怕遭言論圍剿的壓力。

上述事件對照梁文道的文章，我的理解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他有社會理想，但更清楚地意識到這種追求是要建立在現實之上去拉扯，以及去妥協的。前提是，必須堅守基本的道德原則。這一套說法放在過去的香港社會或許可信，但在現在政治情緒高漲的香港氛圍裡，就顯得內外不是人。

且看其中一篇回應梁文道的文章：

為了整場運動的不致瓦解，我們選擇暫時放下一向奉為真理的自由主義信條，不再認為「捍衛每個人表達政見的自由」是必須守往的底線。借用梁文道文章裡的用語，就是暫時放下「公共理性上最基本的常識」。而他認為這絕不可接受……他不知道，香港人為了向紅色暴政爭取民主普選，已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包括可以暫時放下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底線。

「沒有任何東西比運動可以持續下去更重要」，當運動本身變成了信仰，這令我感到恐懼。作者說「梁文道可能待在北京太久了，對香港人已失去同理心」；同樣的，香港示威者困在悲憤的情緒太久了，已對人失去同理心。

反送中運動裡的「狂熱份子」

美國的政治哲學家賀佛爾（Eric Hoffer）在經典著作《群眾運動聖經》（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裡，以其數十年參與社運及作為長年的碼頭工人經歷，梳理了參與社會運動群眾的特質和心理。

他認為在社會運動的積極階段（active phase），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本質基本上與宗教運動是沒有分別的，關鍵在於一群忠貞的信徒。在盲目的信仰底下，社會運動必然會延伸出對外的無差別仇恨，以及對內的專制性團結。他書中論述的狀況，與香港現階段反送中運動裡的狀況相似。

這點或許與梁文道的主張不謀而合，作為公共知識份子，梁文道更強調思考的獨立性，而不是立場的先行。

很多朋友批評我過去幾年在此寫的一堆東西太過悲觀，立場令人懷疑，尤其最近幾個月更好像是故意給熾熱的抗爭運動潑冷水。坦白講，我寫時事評論，從來沒想過責任是要替任何運動打氣。如果說我有任何立場，那就是堅持在政治上隨時保持對現實的敏感，同時在公共理性上守住最基本的常識，即便是到了現實被政治邏輯碾壓，常識被政治立場裹挾的極端時刻。

……如果有一個人發表任何我不同意的觀點，我該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該和他在言論的平台上討論爭辯？我怎麼能夠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我不同，就跑去打砸他開的店鋪？如果黃絲可以容許這等「勇武」，那在道理上是否也能理解黃店被藍絲破壞？當然我也很清楚，這種話在今天有多麼令人討厭。

我不捨梁文道辭筆的決定，因他在今天的香港氛圍裡仍然有勇氣說出這番話，這是非常難得的。如同我寫下此文的同時也很清楚，「這種話在今天有多麼令人討厭」，但有些話始終需要有人說。因為，在一場長遠的民主運動過程中，我們始終需要不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