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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8年的「黃雀行動」——從電影《省港旗兵4》看六四事件秘密救援

2019年5月26日,香港支聯會舉行紀念六四30週年遊行。 圖/美聯社
2019年5月26日,香港支聯會舉行紀念六四30週年遊行。 圖/美聯社

《省港旗兵》系列(1984-1990)是香港電影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同時在藝術成就,商業操作模式,香港社會文化及政治的歷史印記上,皆有值得討論的面向和貢獻。

導演麥當雄早在70年代,就以其大膽前衛的作風在電視圈享負盛名。1982年因效力的電視台「麗的」賣盤,且適逢香港電影市場的崛起,而轉投電影界。他多數以監製和編劇的身份來主導電影製作,《省港旗兵》(1984)是他唯一一部擔任導演的電影,就以其成功的好萊塢式運鏡技巧,以及強烈的寫實暴力美學風格,為他贏得了第21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的殊榮。

此片同時獲得第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沈威)和最佳剪接獎(張耀宗)。在2005年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辦的最佳100部華語電影選舉中,《省港旗兵》獲選排行第6,為港產片第3名,僅次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和王家衛的《阿飛正傳》。

香港電影的寫實主義先驅

放在香港暴力美學電影已成熟發展的今天,《省港旗兵》並不算特別突出,但這部電影對當時的香港電影市場來說,是非常大的衝擊。當時市場上已經有成龍的《神勇雙響炮》、《快餐車》這類現代都市動作電影,「打不死」的滑稽情節和動作設計雖精彩吸睛,卻不寫實。

8、90年代期間香港社會發生多起「大圈仔」(從廣州偷渡到港從事非法活動的男性)持械搶劫銀行的轟動案件。麥當雄以這些案件作為電影題材,其寫實風格,甚至在沒有申請或告知的情況下,直接在鬧市中手持攝影機拍攝槍戰場面,捕捉不知情市民的真實恐慌感;也在不告知演員的情況下,將對方綁在車裡放火燒車等越界的極致操作,都給當時的觀眾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並且同時在藝術成就和票房上取得很大的成功。

編劇陳欣健兩年前在訪談中透露,電影中的大圈仔除了男主角林威是邵氏演員外,其他都是真的大圈仔,再次印證了麥當雄的瘋狂。電影最後20多分鐘在九龍城寨的槍戰追捕場面堪稱經典,也無意間難得的留下了九龍城寨被拆除前的身影。

《省港旗兵》系列:港人對中國的複雜情感

《省港旗兵》講述了一群廣州的退役軍人(參與過中越戰爭)到香港搶劫的故事,這些角色曾經是紅衛兵,也經歷過上山下鄉。電影在中國剛改革開放的1984年拍攝,當時香港的九七回歸恐慌也逐漸在民間蔓延。電影充分顯露中港兩地在經濟、民生等發展程度的落差,尤其描繪香港人對中國人的不理解和恐懼。電影的成功讓麥當雄開拍了同系列,但後來的三集他只擔任監製的工作,導演則由其弟麥當傑擔任。

省港旗兵2:兵分兩路》(1987)在人物塑造上開始有轉變,三位主角罪犯雖同為退役軍人,因政治迫害而被流放勞改,才被迫逃離到港,沒有犯罪的打算。然而,香港警察為了打擊其他大圈仔,逼迫他們當臥底去接近真正的劫匪。

過程中主角始終堅守正義和底線,也和香港警方派來協助的臥底逐漸建立了友情,但他們最終被香港警方出賣而慘死。電影延續了第一集的血腥暴力風格,當中老鼠咬臉的情節也是香港電影史上的經典場面之一。出演大圈仔的演員也不再是真正的大圈仔,而是全職演員如徐錦江、林國斌等。

省港旗兵3:逃出香港》(1989)主角大圈仔更是一位受害者,還起用了偶像演員劉德華來飾演。他是個善良的人,卻被其他大圈仔威脅利誘強迫他參與犯案,加上中國到港追捕的公安,四面受敵。發展到第三部,電影對大圈仔的描述已有很大的改變,賦予了更多人性化的描寫和同情。

佔中三子之一的牧師朱耀明,也是當年黃雀行動的關鍵人物,攝於2019年5月28日,...
佔中三子之一的牧師朱耀明,也是當年黃雀行動的關鍵人物,攝於2019年5月28日,香港。 圖/路透社

圖為黃雀行動負責人之一六叔陳達鉦,攝於2014年5月26日,香港維園。 圖/路透...
圖為黃雀行動負責人之一六叔陳達鉦,攝於2014年5月26日,香港維園。 圖/路透社

以黃雀行動為背景的《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

最後一部《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1990)拍攝時,香港社會剛經歷了天安門事件帶給他們的巨大衝擊。電影以天安門事件後,香港民間發起救援民運份子的「黃雀行動」為背景,描寫香港人和大圈仔合作營救學生領袖的故事。

當時天安門事件激起了香港人高昂的民族情緒,以致遠超越對中國人的不良觀感。電影裡,在國家和民族大難面前,香港人和中國人不分身份階級,放下成見一起營救大學生,甚至為此付出性命。

電影裡沒有偏頗任何一方政權,中國共產黨為了追捕學生使出殘忍手段;港英政府也為了維持與中方的良好關係及香港社會穩定,而出賣了學生。那些大圈仔們一開始只是為了錢才願意鋌而走險去營救學生,但在過程中逐漸被感染,最終他們成功完成任務卻全數慘死,成為民運英雄。

在電影尾聲大圈仔們被槍殺的一場戲,電影配上《血染的風采》作為片尾曲,格外悲壯動人。《血染的風采》原是紀念中越戰爭的軍歌,而這些在中越戰爭中生存下來的軍人卻在黃雀行動中慘死,是對中國共產黨極大的嘲諷。

由於題材敏感,這部電影後來流通的粵語版本,這首《血染的風采》是被靜音的,只能找到獨立被剪輯出來的版本。而國語配音版的《省港旗兵4》,是曲祐良演唱的歌曲《沒有人叫我別走》。

港英政府對黃雀行動的態度

《省港旗兵》後來的三集在藝術表現和票房上都遠不如第一部,第四集更是系列中最不被關注的。電影製作方不見得是出於民族熱血的激情,而選擇黃雀行動作為題材。或許更多是出於商業考量,畢竟當時香港社會非常關注相關事件,電視台也有不少報導,但這個商業主導的社會模式下,卻意外提供了一個罕見的自由空間。

從藝術角度來看,第四部的演員表現生澀僵硬,劇情也過於狗血,但對比回歸後的香港在拍攝這些觸碰禁忌題材的自由度來說,《地下通道》的存在顯得特別珍貴,也為真實的歷史留下了記錄。當然電影裡有一些描述與現實不符的情況,尤其誇大了黃雀行動的驚險性,大量的槍戰和死亡場面是虛構的情節,但作為電影的呈現,也屬合理。

電影與現實最大不符的地方,在於對港英政府的描寫。根據黃雀行動負責人之一六叔陳達鉦在美國接受訪問時的說法,當時港英政府雖然不參與,但是默許救援行動的,只要這些民運份子進入香港境內,他們就會放行。唯一的要求是,這些被營救的民運份子不得在香港公開發言,要保持低調,並儘快被送往國外。港督衛奕信爵士(David Wilson)甚至給了黃雀行動負責人一個秘密電話號碼,必要的時候可直接致電港督要求放行。

由於黃雀行動過程大部分順利,六叔表示他只有在一次營救趙紫陽的兒媳和孫女時遇到香港警察的攔截,他們確實在致電港督後獲下令放行。面對《省港旗兵4》把港英政府扭曲成和中共一同碾壓民運份子的不正當描述,當時的港英政府並沒有限制電影的上映。8、90年代也有大量描寫60年代香港貪腐問題的電影,相比回歸之後的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確實在電影創作上賦予更大的自由。

北京大學學生絕食第四天,攝於1989年5月16日,北京天安門。 圖/美聯社
北京大學學生絕食第四天,攝於1989年5月16日,北京天安門。 圖/美聯社

圖為1996年6月2日,香港民眾將黑棺材丟向新華社香港分社大門,當時這裡為中國派...
圖為1996年6月2日,香港民眾將黑棺材丟向新華社香港分社大門,當時這裡為中國派駐香港的官方代表機構。 圖/法新社

天安門事件後,香港的歷史性角色

天安門事件後,香港扮演了一個歷史性的角色,黃雀行動從1989年6月下旬開始直到1997年回歸前,陸續從中國救出了超過300名異見份子。整個活動主要由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名義出面指揮進行,聯合不同業界的人士動用各種資源人脈,在不同的時期由不同的人去分工救援。

黃雀行動的關鍵人物包括商人六叔陳達鉦和羅海星、電影界的岑建勳和鄧光榮、「佔中三子」之一的牧師朱耀明、以及一些不便露面的三合會人士和走私集團等人。被營救出來的民運份子中有劉再復、王超華、陳一諮、嚴家其、蘇曉康、王潤生、遠志明、徐剛,還有數位協助救援行動的中方軍警等。

香港與廣東非常接近,來往的水域成為當時中港走私集團的天堂。這些原被港英政府視為毒瘤的走私份子,卻在黃雀行動裡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天安門事件無論在中港兩地的民間,甚至官方組織裡都得到很多人的同情。走私集團運用在中國強大的網絡組織與邊防人員的關係,或部分賄賂來進行探路和救援工作,他們動用了比中國軍方速度更快的快艇來運送民運份子,用可識別紅外線訊號的攝影機來辨別交接,和通訊干擾器避免電話被竊聽。儘管曾遭遇槍擊追捕,中國政府一直都無法成功追捕他們。他們雖未被中共所傷,卻有兩位香港人在海上遇到意外身亡,為民運付出了性命。

成功被營救的吾爾開希、陳一諮、蘇曉康都表示,他們在逃亡的過程中多次被民眾認出,除了極少數的告密份子,多數的老百姓都會假裝不知道,或暗中為他們提供協助。直到1989年10月,黃雀行動的兩位人士黎沛成和李龍慶在中國被設下陷阱逮捕,黃雀行動才暫告一段落,但之後也有陸續低調的進行營救行動。

六四後的清算,共產黨不敢處死有名氣的學生,怕引起民間的反彈,只對默默無名的工人階級下重手。多數涉及的學生被判處4年以上的刑期,被處死的50人當中絕大部分都是工人,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根據BBC在1991年偷偷在中國境內對民運份子進行的採訪,這些學生就算出獄後也無法在社會裡生存,遭到整體社會制度的打壓。就算生重病,也無法尋求醫療協助,因為當時的限制是,只有隸屬於政府、工廠、學術單位的人才可以得到治療。

其中王軍濤被重判13年,他的妻子侯曉天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

政府認為人權是指基本生活,這是廢話,就是動物也有生存的權利。如果將人權等同於動物的權利,人就再不應稱為人了。人應該有思想和言論的權利,這是所有人應有的權利。現在應商討如何保障基本自由,因為今天的中國根本沒有人權。

2019年5月26日,香港支聯會舉行紀念六四30週年遊行。 圖/路透社
2019年5月26日,香港支聯會舉行紀念六四30週年遊行。 圖/路透社

六四30週年,中國和香港的民主有進步嗎?

六四30週年在即,中國和香港的民主有沒有進步?當「逃犯條例」事件在香港立法會和民間鬧得沸沸揚揚,曾參與旺角騷亂事件卻棄保潛逃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台仰和李東昇,在今年5月證實獲得德國政治庇護,是九七回歸後少數繼2015年楊匡後的例子。不少香港人對此表示不可置信,香港人竟然有成為「難民」的一天。

最新的消息是,香港政府宣布略過立法會,準備在6月12日直接將草案交付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完全無視立法會的立法程序。香港保安局已經承認在逃犯條例通過後,中國官方有權在移交犯人之餘,凍結涉案人在港的資產

《省港旗兵》系列非常「港味」,他們拚搏、直接甚至俗氣,善於商業模式操作及遊走邊緣,卻在關鍵時刻展現傲骨。如《省港旗兵4》裡的學生領袖所言:

在資本主義社會成長的香港人,一向給我的印象只是會賺錢。但是這次你們對民運的熱烈支持,令我對你們的印象完全改變。

80年代的美國電影《第一滴血》(First Blood),從一開始描述戰後創傷對美國士兵的影響,發展成為商業導向的系列電影;《省港旗兵》卻從一部商業電影蛻變成民運電影,絕對是香港電影史上的特例。

當真實不斷被抹殺及摧殘至一個無力及荒蕪的狀態,驀然回首,原來虛構的電影可以為我們保留下來的,比現實還多。現在重看30年前的《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莫名悲涼和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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