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譯後記（上）：知識菁英投票制讓社會更正義？

劉維人 06 Aug, 2018

布倫南認為目前「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有很高的風險做出錯誤決策。圖／路透社

哲學家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在2016年出版之後陸續引起許多討論，後來的英國脫歐以及美國川普當選事件，更是讓本書一炮而紅。布倫南認為目前「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有很高的風險做出錯誤決策，因絕大部分的選民會受到偏見或無知的影響，投下違反心中政治理念的票。作者相信「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應更為正義，因此建議我們嘗試以其取代民主制。

台灣今年也出了繁體中文版《反民主》，想提醒讀者的是，這是一本非常容易被誤讀的書。光是書名《反民主》就很容易讓人誤解，以為這是一本反對人民當家，支持威權的書籍。「知識菁英制」這詞也會讓人以為要讓少數菁英統治一切。甚至作者在本書大篇幅陳述人民的無知，認為某些人不應該投票，以及政治會讓我們彼此為敵等言論，更可能讓人過度外推，認為他主張降低人民的政治權力。

身為譯者，我認為上述解釋即使不算全錯，至少也是嚴重誤解。《反民主》是一本理論書，我們不應輕易對語詞望文生義。就以「民主」一詞為例，雖然作者反對將政治權力平分給每一個人的「民主制」，但仍主張將政治權力廣泛分給大眾，不能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至於所謂的「知識菁英制」，書中指的是好幾個實行方式差異很大的點子。其中有些點子可能會讓95%的既有選民投票，有個點子比較像是審議民主教育，有個點子甚至早就存在於現有的司法系統之中。它們大部分都和獨裁、專政、極少數擁有真知灼見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決定一切事務的制度相距甚遠，反而更像是民主制的變體。

布倫南反民主論的核心概述

本書的思想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哲學論證，主張「民主制」無法做出足夠正義的政治決策；第二部分是作者提出的倡議，以「知識菁英制」取代民主制，賦予能力更佳或知識更淵博的公民更多的政治權力。

然而，本書的所有證據都是用來證成第一部分，而非第二部分的。讀完本書之後，讀者一定會注意到「知識菁英制」的倡議，都只是作者提出的猜想與提案。正如作者所言，目前「知識菁英制」根本不存在，所以只能猜想它會比民主制更為正義，而且它也只是改良民主制缺點的可能之一而已。

因此，即使我們接受作者的哲學論證，依然不一定要接受建議，即認為「知識菁英制」會比民主制更好。總體來說，我認為本書批判民主的論證是有效且健全的，但目前看到的知識菁英制點子，大半都會釀出比民主制更糟的結果。《反民主》的意義很可能是要我們警覺民主制暗藏的問題，努力找出各種可能的改善方法，而非輕易獨尊任何一種。

接下來本文將分為三部分，首先簡述本書的論證與說法，然後討論知識菁英制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最後提出我認為可能可以嘗試的出路。

為什麼布倫南要「反民主」？

《反民主》的論述重點是，選民的素質會讓民主決策變得不夠正義，讓政治環境變差。全書的核心論證簡述如下：

政治決策的風險很高，雖然人民的選票未必能夠直接影響施政，但會影響政客素質以及政府施政方向。
人民需要具備足夠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才能靠選票實現心中的政治價值。絕大多數的人民非但不具備這些知識，還充滿各種偏見與心理偏誤。
讓這些無知、偏見、心理偏誤影響整體政治決策是不正義的。人民有權拒絕被這些東西統治。
因此，我們值得賦予那些擁有正確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的選民更高的權力。如此一來，投票結果與施政方向應該會比現在更為正義，政客素質應該也會提高。

布倫南引述美國的實證研究指出，大部分的美國選民對於政治相當無知，就連基本的政治、社會科學、歷史常識都不知道。他們嚴重錯估各種國家預算所佔的比例，不知道哪些政策是誰提出的，不知道政黨對各議題的傾向，也不知道議會處於哪個黨的掌握之下。

另一方面，人們握有的資訊多寡會影響政策偏好。即使去除人種、收入、性別等影響，依然可以發現人們握有的資訊越多，就越反對經濟管制、支持墮胎權、反對戰爭、反對嚴刑峻法、反對法律道德化等等。最後，人類的決策跟意見會大幅受到各種心理偏誤的影響，即使握有資訊也很難用理性的方式思考，而政客與媒體會刻意利用這些偏誤操弄民眾。

總之布倫南認為，以美國為例，選民大概有一半是對政治沒興趣也沒認識的「哈比人」；另一半則是擁有不少知識卻無法理性思考，不斷劃分敵我彼此敵視的「政治流氓」；而健康的民主制度需要的是重視客觀證據與理性論述、知道自己的無知並努力獲取知識的「瓦肯人」。

「知識菁英制」的各種點子

問題是現實中的瓦肯人實在寥寥無幾，絕大多數的選民都在無知與資訊錯誤的狀態下，抱持良善的用意去投票，想要支持某些政黨或某些政治理念，結果可能反而搬磚砸到自己的腳。（參見第二章）

怎麼辦呢？有人會說我們應該採用審議式民主，讓人們變得更「瓦肯」。但作者引述實證研究指出，審議民主的理論與現實差距甚遠。現實中的審議式民主會受到各種心理偏誤的影響，往往弄巧成拙，不但沒有增進彼此理解，反而讓人們的意見更為極端或對政治失望。（參見第三章）

也有人會說，民主制的優點就是即使大部分的選民都受無知與偏見的影響，投票結果依然能做出正確的決策。但布倫南再次指出，這類說法只在理論上為真，並不符合現實中的狀況。現實中選民知識的系統性偏誤，會讓這些支持民主制的數學論述垮台。（參見第七章）

那麼，既然「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制有很高風險做出錯誤決策，民眾可能會投下違反自己心中信仰價值的選票，我們該怎麼減少這種不正義呢？布倫南提議我們不妨嘗試修改民主制度，讓正確的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或者擁有這些知識的選民，在決策過程中擁有更高的權力。

布倫南整理了許多不同版本的「知識菁英制」點子，在此分別略述如下：

選舉權門檻制：人民需要通過知識適任能力測驗才能投票。
複數投票制：證實知識與決策能力較佳的選民，可以投下更多選票。
選舉權彩券制：每次選舉前根據人口統計分布抽出一些選民，進行審議論壇或民主培訓，然後只讓這些人投票。
知識菁英否決權：讓通過嚴格考驗的少數選民能夠投票撤銷法律。
模擬神喻使：在進行民主投票的同時，利用統計工具找出每個選民如果擁有完美的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投票結果會有怎樣的改變，然後修正每個人的投票結果。
預測市場制（Futarchy）：建構投機市場讓民眾買賣不同政策選項的「股價」，利用投機市場的效率特性來找出正確機率較高的政策。（參見第八章、2017年新版序）

布倫南提議修改民主制度，讓具有足夠政治與社會科學知識的選民，在決策過程中擁有更高的權力。圖／美聯社

布倫南的方案可能會出現哪些問題？

首先我質疑，政治制度的正義程度高低，是否僅限於投票方式對政客素質、政府施政方向的影響？是否應將其他社會影響一併考量進去？如果某些政治制度比較容易做出正確的決策、提高政客的素質，但也容易加深不平等、增強族群間對立，甚至成為某些人煽動弱勢族群訴諸暴力、造成社會動盪的藉口，這樣的制度真的更為正義嗎？

布倫南在書中不斷強調，各種政治制度都只是實現正義的工具，不具備內在價值，怎樣的工具比較能促進正義，我們就該選用那個工具。他也不斷重申，我們在做政治決策時，必須考量實際狀況，而不只是紙上談兵。我也是一名工具論者，因此更想問布倫南，如果「知識菁英制」加強了選舉與政治決策以外的不正義，該怎麼辦？

布倫南在書中提過，人們在共同進行政治決策時通常不會循徇私一己之私，反而會傾向於促進整個社會的利益；且弱勢族群往往比優勢族群更不曉得如何促進弱勢者的利益。因此他可能會說，「知識菁英制」讓政客素質提高，讓決策更為正確之後，弱勢族群的利益會比現在更佳，社會也會變得更公平。

然而，我認為現實沒有這麼單純。首先，人們真的能夠充分認識並代表其他族群的利益嗎？其次，即使所有族群的利益事實上都能夠在「知識菁英制」中充分發聲，但人們主觀上可能也不會這麼認為，反而會讓每一個族群都認為制度背後潛藏著陰謀，降低了自己的利益，結果讓陰謀論趁虛而入，進一步傷害政府運作與社會信任。最後，即使前兩者都能避免，某些「知識菁英制」點子也很有可能讓投票權比較低的人，被烙上無能的標籤，滋生更多歧視與仇恨。

「知識菁英制」幾乎無可避免會遇到一個問題：那些篩選選民的「適任能力測驗」、用統計工具校正投票結果的「模擬神喻使」系統、甚至是判斷系統正義程度以及各族群獲得效用的判準，都是目前在社會與經濟上具有優勢的人制定的，因而可能造成弱勢族群投票比例比現在更少。制定判准的優勢族群以及投票權力擴大的知識菁英，是否會變得更難正確了解其他弱勢者的利益？這不是對道德操守的質疑，而是對能力的質疑。

許多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們會因為所屬的族群與文化而彼此敵視，不但無法正確理解彼此相信的價值，甚至連對概念的認識都有本質上的差異，例如「公平」的意思在右派心中傾向於付出與收穫成比例，但在左派心中卻傾向於平等。鑒於這種歧視與敵視的傾向，並不會因為知識較多而減少，那麼規則制定者以及知識菁英要如何在很可能並不認同其他族群價值的狀況下，有效地代表其他族群的利益？

對此，布倫南可能會說，「知識菁英制」並沒有限制人們集會結社、發表言論的權利。即使某些族群的投票比例減少了，依然可以透過言論或遊行等等方式讓其他人認識他們的訴求。這也許是一種方法，但我依然懷疑，在現實世界中爭取能見度或代表性的過程，是否會出現更嚴重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