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到6歲國家養？郭式福利主義與「鉅型新創產業」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期間，首富郭台銘提出「0到6歲國家養」政見，成功吸引到不少媒體議論的篇幅。
國發會公布的台灣人口成長趨勢，預定明年（2020年）進入死亡交叉，台灣自然人口數將出現負成長，以此趨勢，2065年後台灣剩下1,600萬人。少子化議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現金福利」支票，民氣不復往昔
近年，在黨內初選針對少子化問題提出社福政見，企圖加分突圍的候選人，郭台銘並非首位。
選舉作為民主化的歷史進程，「現金社福」做為選舉工具，老農津貼、老人年金都曾是歷屆選舉議題設定成功的案例。
2011年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許信良首先提出從出生到15歲，由政府發送兒童津貼（Child Allowance）。2014年鄭寶清參與民進黨內桃園市長初選，提出每人每月5,000元的兒童津貼；2018年民進黨內台南市長初選，葉宜津亦提出18歲以下，每人每月3,000元的兒少津貼。
但對兒童津貼的社福支應，只有最早提出此一政見的許信良，對財源說明的最清楚，他力主政府開徵「豪宅稅」。
豪宅為上層階級彰顯個人財富、社會地位的商品，許信良主張開徵豪宅稅作為兒童津貼的財源，對競逐豪宅商品的頂層消費群而言，開徵豪宅稅只是墊高豪宅交易價值的奢侈稅；當年豪宅房市交易熱絡，許信良此一主張並未招致太多批評或紛擾。
然而，時過境遷，以當前豪宅市場價量而言，若僅課徵豪宅稅的單一財源，似難長久支應兒童津貼。
除了課徵豪宅稅，許信良當年在《台灣怎麼辦》一書，對力主國家發送兒童津貼的主張表示，只要國家負債成長率低於「經濟成長率加通貨膨脹率」，就「債多不愁」；因為相對來講，債是越來越少，而不會越來越多。換句話說，許信良的態度是，即使不開徵豪宅稅，政府也無需增加租稅，國家仍有舉債發送200多億兒童津貼的財政空間。
但許信良此一「債多不愁」的財政主張，在現實政治仍是極少數的見解。
這8年來，從許信良、鄭寶清到葉宜津都在民進黨內初選提出兒童津貼，就結果論而言，該政見對於初選勝出的實益，著實有限。選民對參選人提出「現金福利」的政治支票，不復往昔的信任與熱情。
郭台銘此次提出「0到6歲國家養」政見，即使獲取不少輿論議論與篇幅，但是否足以斬獲民調支持而突圍，代表國民黨叩關2020大選，仍待觀察。
M型社會下的政府失能
另一方面，「0到6歲國家養」的國家財源部分，郭台銘提出「徵收富人稅」，作為短期內支應此項社福的財源之一，引起的議論最大。
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如果租稅重分配功能太強大，勢必讓高所得者在國際間從事租稅規避，也讓假外資充斥國內資本市場。這正是郭台銘提出開徵「富人稅」，招致最大的批評癥結。
財稅專業出身的林全，過往接任閣揆前，即曾公開表示「重分配靠租稅，那是騙人的」，並指政府要讓所得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得透過社福支出而非租稅。
然而，全球化下的資源重新分配造成M型社會。富者財富快速攀升，中產階級失去競爭力、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陷落；如同「M」的字型，整個世界分成三塊，左峰的窮人變多，右峰富人也變多，但是中間的中產階級這塊，忽然深陷下去，甚至消失了。
不對富人增稅、僅有社福支出，不足以改善M型社會雙峰形成及中產階級流失，更不可能有所謂的「所得重分配」，更遑論「縮小貧富差距」。
僅仰賴社福支出來縮短貧富差距，更是粉飾太平的政治話術。一般而言，租稅是手段的前端，社福是手段的後端；社福支出的財源應當來自租稅。
這就是台灣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進入全球化M型社會，面對租稅與福利的兩難困境，也是台灣政府失去財富重分配及公共性功能的主要癥結。
變形的「國家資本」社福主義
在這樣的前提下，郭台銘對「0到6歲由國家養」政見，自述長期財源是建立「台灣大數據基因健康工程」，「像美國把福利事業和產業結合，以產業賺的錢來做福利」，並自詡有能力讓台灣在若干年後，產生1兆美金的健康產業。
郭台銘的「台灣大數據基因健康工程」的生物法律爭議與落實可能性，皆先不論。這概念類似金門縣府的金雞母、年營業額約百億的金酒公司，以高粱酒福利天堂著稱，上繳縣府的營收，作為金門縣民從出生、幼稚園到國中的社福支出。
而台灣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進入全球化M型社會後，面對租稅與福利的兩難困境，郭台銘以國家經營的「台灣大數據基因健康工程」資本收入，作為人民的社福的財源，打開了另一種國家治理的想像新途徑。
但金門縣府經營金酒公司，有國家菸酒專賣的歷史背景。郭台銘主張把「福利事業和產業結合」，以國家資本經營「台灣大數據基因健康工程」的產業版塊，再將盈餘以社福方式分配給人民，這實在不像美式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也不太像社會主義國家或共產主義國家的產物。
嚴謹而言，用國家資本去經營一間（可能是獨佔或寡占）的「鉅型新創產業」，再將部份盈餘拿去支應「0到6歲國家養」的各項社福用途。這樣無以名之的政府營利模式與福利型態，很可能是舉世首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