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追求金牌的運動想像：打造以運動員為本的環境

在這世界上，我們很難找到在治理上比國際運動組織更糟糕的了。

——前費邊社秘書長Sunder Katwala

如果要為里約奧運下一個台灣觀點的註腳，或許不是場上的一金兩銅，而是場外選手與協會間的風風雨雨，從謝淑薇到戴資穎，反映了我們的運動協會與選手之間的齟齬與矛盾，也使我們必須重新檢視「誰」才是運動的場域的主體。

很多人說這次奧運就一面照妖鏡，照出台灣許多協會的黑暗面，但其實許多國際運動組織早已是藏汙納垢之地，樹大必有枯枝，往往規模越大，問題越多，如2002年鹽湖城冬季奧運的賄賂醜聞、國際足總高層貪汙已成了全球共犯結構；但妙的是，某些台灣的運動協會，規模已經不大了，卻還巴不得一直開啟隱形模式，惦惦呷三碗公地領著政府的補助款，但里約奧運的聚光燈卻照出許多黑暗的角落，不知流向的補助款、毫不避諱的利益輸送、對於運動員的宰制與剝削等等，都在此時曝了光。（延伸：戴資穎事件暴露的真相：台灣運動環境落後於古羅馬）

針對國際運動組織的詬病，多倫多大學運動社會學家Peter Donnelly就曾為文提問：「如果由運動員來當家作主，那會是什麼情況？」他指出，在全球化趨同文化下，身體文化的多樣性受到了侷限，次文化的誕生卻總免不了被吸納而成為另一個組織，原本誕生於街頭的極限運動（滑板、越野單車等），漸成氣候之後，被ESPN、紅牛能量飲料等大型企業吸納主導下如今就成為龐大的商業體，在此大環境下，運動員的權利、甚至其基本人權往往就在這些過程中被犧牲了。（延伸：小林尊，如今安在哉？）

他也認為，要討論此議題，必須要先理解，沒有人真正擁有運動，運動應該是所有參與者所共創、共享的文化，即使是職業運動，老闆的確握有球隊的「擁有權」，甚至將此所有權延伸至球員身上，但是職業運動員卻不完全像其他勞工一樣，因為職業運動員本身即為商品，勞資關係、利益共享等等議題或可交由市場機制下彼此間的談判力量解決。另一方面，屬於社團法人的運動協會，從國際奧委會以降、國際運動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IFs）到國家運動協會絕對不能宣稱擁有該項運動，他們只是該運動的代管人以及受託者，代表該運動行一國之管理，且受運動員及其家人、受球迷之託。然而現實卻是，這些運動官僚組織反客為主，以為自己徹頭徹尾擁有該項運動的話語權與運動員。

上星期在國立體大舉行全球體育大學論壇中，德國科隆體育大學校長Heiko Strüder提到，該校雖以體育為名，但是卻不生產奧運金牌選手，而是培育背後的運動科學、營養、法律、商業、傳播、社會、心理等等人才，以輔助運動員在場上有更好的表現，而他們也重視社會人文課程，祈使運動員有更全人的發展。這樣的模式其實給我們另類思考的機會，台灣的教育環境，小至國小體育班大至體育系、體育大學以及延伸的體育政策，應以運動員為本，而非獎牌為本。此次里約奧運大放異彩的英國，儘管金牌數躍居第二，但是卻有更多聲音質疑他們傾全國之力競逐獎牌的發展，英國衛報知名專欄作家Simon Jenkins就質疑英國這樣的「奧運歇斯底里症」與他們曾鄙視的前蘇聯模式無異。

至於要如何讓運動員成為他們自己的主體呢？媒體或許能幫上忙。前洋基球星Derek Jeter在退休後創辦「運動員論壇」（The Players Tribune），以讓運動員能有發聲管道為號召，並以運動員為文章掛名作者，儘管背後是由許多影子作家捉刀而成的，而讓該網站受到質疑，認為此舉讓作家退居幕後，沒有給予他們應得的名聲，但我卻認為這正是以運動員為本的媒體環境，由專業的作家或記者協助，方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同樣一句話，由我和由陳金鋒、周思齊說出來的意義與影響力是截然不同的，在這「自媒體」的時代，運動員已擁有多元的發聲管道，但多一層的專業協助，自然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資訊意外」。

任何在運動周邊的人都必須理解，從政府與協會行政官僚、教練、防護員、到運動行銷公司、經紀人、記者、作家等等，沒有了運動員，我們什麼都不是，因為他們的才能，我們才得以依附其下，混口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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