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托育的「典範轉移」:從托育中心到公共保母 | 王兆慶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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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托育的「典範轉移」:從托育中心到公共保母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新北市朱立倫市長推出的「公共托育中心」,標榜0-2歲幼兒家長每個月只要付6000元,是近年最受媒體青睞的托育政策。新北市領頭後,行政院也跟進。上個月,甚至連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都特地參訪公托中心了。

但昨天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提出「公共保母」,挑明了主張托育政策要「典範轉移」。他說:小孩從小送到托嬰機構,過程少了家庭的互動,對人格的影響不好。保母制度讓兩、三個小孩在一起,才有兄弟姊妹的感覺。

憑良心講,托嬰機構、居家保母,在年輕家長心中各有所好。寶寶送托嬰中心,初期絕對生病生不停,遇到腸病毒停課更是災難。可也有家長覺得送到陌生保母家,不如送到托嬰中心,比較開放、透明。何況平均而言,保母收費的確是比托嬰中心雜且貴。有家長甚至連三節禮金應該包多少錢給保母,都心有疙瘩,生怕給少了惹保母不高興,給多了又覺得不甘心……(自己的中秋禮或許才月餅一盒)。

這是為什麼,托嬰中心的整體成長率,近年來在台灣快速翻倍。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99到102年,三年內托嬰中心竟然從169家成長為553家,愈來愈多父母願意選擇托嬰中心照顧。

既然如此,柯文哲提出「公共保母」的價值何在?

第一、財政可行性。公共托嬰中心的真正致命傷是「普及能力有限」,特別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舉例,士林公共托嬰中心,社會局花了1億6千萬買地買屋;內湖公共托嬰中心,社會局花了4億2千萬買地買屋。再加上開辦裝潢費每間400萬,機構人事行政費每間每年至少花費300萬。這樣子大張旗鼓耗下來照顧了多少人?士林區、內湖區,僅僅各45個嬰兒。財政困窘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可能這樣玩下去。反觀公共化的家庭保母,光省下找地、找屋、裝潢、行政費用,就贏在財政起跑點了。

很可惜,連勝文陣營的幕僚顯然不知道這件事,所以昨天害連勝文在電視上說:「托嬰政策,應先提供充足的托嬰中心,讓場地變得普及。」「大家可以講很多了不起的政策,但沒有財政配合,都是空談。所以應該先提財政計畫。」這表面上看來在譏諷柯文哲,殊不知,中箭的,是公共托嬰中心政策本身。

第二、遍地播種。居家保母的服務地點彈性大,可以深入街頭巷尾,支持家庭近便托育。且在拓展速度上,有「在家就業」需求的人,只要接受政府的委託契約條件(資格、履歷、環境、收費),很快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公共保母」的生力軍。這是「大興土木」的公共托嬰中心,和「遍地播種」的公共保母,在本質上的最大差異。豪華的托嬰機構,可以接待社會名流、兩岸政治人物的參訪;但是對全台灣40萬嬰幼兒家庭來說,各縣市公托中心總計才2千多個收托額。想抽籤?難度跟中樂透有得拚。

此外,「遍地播種」的邏輯,對大台北地區以外的縣市非常重要——台南市政府社會局的官員曾經撰文警告,公共托嬰中心「設置及補助成本高,故全面設置以本市目前財務狀況非常困難。」且「托嬰中心較適合設置都會人口密集地區」,若繼續資源錯置,將「拉大城鄉差距,讓社褔資源集中在都會。」

換句話說,從「公共托嬰中心」到「公共保母」的典範轉移若沒有成功,將會惡化公共托育資源的城鄉差距。「公共托育=輕鬆兼顧工作和育兒」?恐怕持續是大都市家庭的特權。

西方國家的經驗顯示:公共托育政策有所謂「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效應。政策一旦有效落實,支持女性兼顧工作、育兒,就會有愈來愈多人渴望得到這樣的公共服務,減輕家庭照顧壓力,進而使托育政策成為各黨各派的共識。

所以,「柯文哲模式」的首要挑戰在於執行力。其政策一旦執行成功,自會如滾雪球般循環強化。

次要挑戰則是,中央政府是否支持他的政見。朱立倫市長100年上任後,中央政府101年就以公益彩券回饋金加碼,提出「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計畫,挹注資源給全國各縣市建設公共托嬰中心。柯文哲的「公共保母」,目前的規劃則是「3個保母帶10個孩子」(1帶3),其嬰兒托育人數比介乎一般居家保母(1帶2)和托嬰機構(1帶5)之間。但是中央政府是否願意修法,容許這一種托育模式存在呢?

朱立倫市長的公共托育中心,和柯文哲市長候選人的公共保母,都是托育公共化政策的一環,也是青年政策、家庭政策的基石。但是未來四年,「柯文哲模式」能否取「朱立倫模式」而代之?或是如許多人的政見,成為一段歷史的笑語?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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