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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翻轉思考之四》什麼樣的父母,養出什麼樣的教育部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人才來自教育,但教育不一定來自國家。猶太人1948年才建國,但從18世紀起,猶太人就人才濟濟,思想、科技、經濟上影響了整個地球。試問,四處遷徙、到處受排擠的猶太人,何以在沒有一個國家教育體制,也沒有「教育部」的條件下,得以培育地球級的人才?

答案是:猶太人沒有國家、沒有政府、沒有教育部,但是有紮實的家庭教育和自己的學校。套用台灣最流行的句法,猶太人向來「自己的孩子自己救」。在這種價值觀下,建國之後養出了今天的以色列教育。

那麼我們再問自己:台灣有統一的國家教育,有專權的教育部,有集中的資源,何以今天的台灣人普遍對自己和兒女所受的教育不滿?何以台灣教育不出地球級的人才?何以台灣教育出來的大學生,極大比例的還不如猶太人教育出的高中生?大小絕對不是原因,以色列的土地只有台灣的60%,人口只有800萬人,台灣的1/3,而全球猶太人的總數也只不過1800萬人,比台灣的總人口還少得多。

台灣教育「很中國」

有人說,台灣的官方和家長受到傳統中國教育方式的束縛,因而施展不開。這是事實,但也有點怪;台灣教改的同時期,也是「去中國化」的高潮期,怎麼在教育這件事上的壞習慣、壞價值去不掉呢?是不會切,還是,根本不願意切?

至今台灣的教育還「很中國」,其中最要命的一點就是,台灣社會如同中國社會一般,還認為教育只是「國家的事」、「教育部」的事。我知道,這樣講會讓很多人跳起來,教育怎麼可能不是國家的事、教育部的事?但是,正是這種打不破的「中國式信仰」,導致台灣今日教育與世界脫節。道理極其簡單,台灣的政府基本上是與世界脫節的,把教育完全托付給政府,當然也就脫節了。而今大家看到的教改失敗和近日的12年國教風波,正是台灣父母、家庭、學校把教育全盤「托付」給政府/教育部的後果。(經濟全盤托付給政府的後果也一樣,但那不是本文的主題)。

公平的說,比起40年前,台灣近20年來的官方教育,在形式上確有進步,從填鴨應試型,走上了開放多元型。然而,為什麼社會還不滿意?這種不滿意,是否只是進步過程中的陣痛,隨著時間就會越改越好,然後台灣就開始人才輩出?答案顯然不是的。這還得由「開放多元」這觀念的本質談起。

唐裝改西裝 —沒有靈魂的教育新世界

教改以來,「多元化」及「開放」一直是各界,包括官方,腦中的神龕。今日的問題,難道是多元化和開放的後果?道理上不可能,除非人們願意回到威權式的教育風格。那麼,原因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台灣家長、學校、教育部腦中所想、口中所稱的「多元」與「開放」,其實還只是一件由唐裝修改而成的西裝,因而鬆鬆垮垮、怪裡怪氣,扣子經常扣不上。

教改的背景是威權、填鴨教育;人們希望擺脫那種狀態,因而有了教改。威權填鴨教育是中國特色,台灣人受夠了,猛力一跳,卻跳進了另外一個中國特色,那就是形式主義的坑洞,那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坑洞。非常弔詭的,也非常中國的,台灣人因為拒絕威權靈魂,而跳進了一個什麼靈魂都沒有的世界。

失去靈魂的後果 —形式主義和指標主義

在這個沒有靈魂的教育新世界裡,只有才藝,只有形式,而沒有思考,沒有感悟,但一切的一切,都有「指標」。因此,學生會多少種才藝,成為了「多元化」的指標,學生是否參加校外活動,成為了「開放」的指標,學生取得多少張校外的獎章,成為了「才能」的指標。這種指標掛帥的形式主義,取代了威權教育時代的考試分數掛帥,濫觴之餘,連大學教授的「學術成就」都以發表多少篇論文為指標。台灣人認為,這樣就和國際接軌了。殊不知在形式主義、指標主義之下,「因人施教」、「適性揚才」根本上已經不可能。「緣木求魚」這句成語 —順著樹幹找魚,正是所謂「教改」的寫照。

指標主義:潛能的殺手

一個學生,可能對色彩非常敏感,但是因為同時被迫學習笛子、跆拳道、英文,而喪失了發展成為畫家的機會,雖然他的綜合指標不錯而上了名校。另一個學生可能數學極有天份,但因為作文也不錯而糊裡糊塗的在排序之下上了名校的中文系。這導致了人才資源的錯誤配置,這是社會的損失也是當事人的不幸,但它卻天天發生在你我周圍。

就在上禮拜,一位知名大學的教授談起了一件事,他意外的發現了一名中文系女生的數學天份比起數學系研究生還要高出許多,但是這個女生自己完全不知道。她從幼稚園、小學、國中、高中、大學一路受教育,只知道自己考數學時感覺很容易,但從來不知道自己可能成為數學奇才。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的小孩,從小成績不好,國文、英文兩不通,但一直看不起數學老師,因為他們「太爛了」,經常被他看破手腳。他是個喜歡電動遊戲的數學小天才,倘若及早把他導入編程(Coding)的領域,他可能大放異彩。但因為文科成績差加上叛逆性格,綜合指標始終低落,最終輟學。他現在在台北萬華幫人賣衣服,他今年17歲。

形式的指標主義,使得台灣學生什麼都淺嚐即止,樣樣事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類天生的思考力和感悟力就這樣隨風而逝。家長不再重視子女的真實能力,而汲汲於找補習班和老師幫孩子蓋上各種「印章」,校方則熱衷於組織孩子參加外國(收費的)公司主辦的「通通有獎」商業展覽。整個「教育」,變成了比較誰家有錢的競賽。

大人的集體嘉年華,孩子的災難

台灣的教改,在「多元化」、「開放」的口號下,落入了形式主義和指標主義。這是父母、學校、教育部三方的集體嘉年華,但卻是學生的災難。個別的學校,個別的老師,雖然知道這是場災難,但也勢單力薄,無力回天,只能小範圍的在自己的地盤內施展「小確幸」。家長們呢,少數明白人也只能自力救濟,但多數人還是像魔鬼附身一般,在形式主義和指標主義的宰制下進行對孩子的愛。

官方教育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鏈」,其中牽涉不止是經費,還有各方的前途、地位、面子。若把「教育界人士」和500萬家庭的家長的總數加起來,恐怕不下於半個台灣人口。這就是為什麼它一旦成型之後,哪怕再荒唐,都難以撼動的原因。

一個難以撼動的體系,如果只是出現效率問題,那麼還可以通過結構調理、流程改善來挽救,但是,如果是基本價值觀的問題,那麼,就只能通過手術式的變革以挽救。動手術是一件痛苦的事,通常人們不願意動手術,寧可以拖待變。然而,在今天世界發展的速度之下,「拖」的結果就是越來越脫節。

教育部以為自己是交通部

不客氣的說,台灣的教育部,潛意識裡還以為自己是交通部,管的是學校、老師、學生之間的升學交通秩序,因而設計出各種道路規則、廣設紅綠燈,講究道路使用公平性,如何不撞車。然而,學生的潛能是飛鳥,豈能交通控管?交通控管的結果,或許能餵養出一批遵守交通規則的明星學校和好學生,但是鳥群的翱翔能力和覓食能力卻因此喪失。

什麼樣的家長養出什麼樣的教育部

公平的說,教育部變成「升學交通部」,一半也是父母家長所促成;台灣的教育部,不過是台灣父母家長腦中價值觀念的投射。這裡又不得不提那個讓很多家長不快的觀點:台灣父母對子女的「愛」,還非常中國。中國式的家長愛,把子女當成父母成就的指標,把學歷當成子女成就的指標。這種「愛」的根深蒂固,竟然使得台灣父母看不到台灣已經充斥的「流浪學士」、「流浪碩士」、「流浪博士」的現實,而還爭先恐後的把孩子往體制的絞肉機中送。許許多多台灣父母,受限於他們自己的成長經歷,從來沒有真正體會過「獨立人格」這境界,也不曾體驗過(或忘記了)自主思考的美妙感悟時刻,以至本身的人格就不夠健全。因而,他們只能汲汲於自己和兒女的「社經地位」,所期望於「學校」和「教育部」的也不過就是「滿足自己對社經地位的期望」這件事罷了。

期待體制,還是自救?

12年國教排序入學的問題,就是這種「形式指標主義」加上「家長社經地位期望」兩者激盪的後果。別看某些家長們當下鬧得那麼兇,其中絕大多數,抗議的只是社經地位分配的問題,而不是子女接下來的教育能否適性揚才的問題。說到底,這些家長還是認為教育是教育部的事,而不是學校的事,更不是家長的事。

台灣教育,木已成舟,體制難以撼動。教育部口中的「繼續改善」,估計也不過就是在形式上、指標體系上,做出一些調整。但如前所述,這只是緣木求魚,弄不好還會進一步惡化青年的人才配置,和傷害經濟困難的家庭。

體制再荒唐也難以撼動,但還好在教育這件事上,基本的單位是學校,而學校的校長、老師和家長是可流動的。也就是說,教育可以一個學校一個學校的變革,只要這個小範圍內的老師和家長能夠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就能另立典範,與官方體制進行平行競爭。我們只能假設,在台灣成千上萬的學校當中,總有一批在價值觀上、勇氣上還未「失守」的校長、老師和家長群。他們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寄望於體制了,只能「自己的學校自己救」、「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怕的是,中央權威的「部」,通過大一統的「法規制度」,像拍蒼蠅一樣的拍死想要變革的學校、校長、老師,或者那些想要成立新做法的學校的人士。

如果連社會自發的「平行競爭」都要壓制,那麼我們就只能回到那個最最基本的議題:如果取消教育部,台灣會怎樣?(「教育翻轉思考」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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