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台灣夢與歷史感
中國精英腦子裡憧憬的是漢唐盛世，如果達不到漢唐，那麼康熙帝國也好；吃不到魚，至少也得吃到蝦。總而言之，雖然嘴巴裡說中國已經推翻帝制一百年，但是事實上今天能夠讓中國大多的權勢人物熱血沸騰的，還是朝代盛世的概念；人們期待的，還是漢武唐皇康熙乾隆等「爺」，而不是盧梭、洛克、華盛頓、林肯，也不是孫中山、甘地或曼德拉等「人」。
半個身子陷在中國政治傳統的台灣
台灣雖然已經有了一人一票的初級民主，但是在官制上及人民心態上，半個身子還陷在官民對立的傳統泥沼之中；「父母官」及「百姓」還是台灣日常用語的一部份。社會一遇到困難，台灣人經常一步退到位的緬懷起蔣經國的父母官形象，還有諸如孫運璿、李國鼎等具有官德的人物。或者，在遇上無能無感的總統時，乾脆直接向中國歷史借來皇帝來比擬，例如把馬英九比喻成崇禎帝或晉惠帝。這好像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好像台灣還未走入世界，還確實是中國的一部份。
普遍用「帝格」及「官德」來評價政治、習慣用「為官」、「百姓」等概念自稱，顯示了台灣人還沒有足夠的常識用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社會學的、心理學的概念來分析那些發生在周圍的事件。在這種知識程度及其語境之下，台灣社會很容易被中國的傳統思維打動。
例如，中國的朝廷官制必然腐敗，而朝廷反腐時必講官德，講官德必稱體恤百姓，或用台灣的語言來講，為官者必須對人民的痛苦有感。當下，中國正處在官員腐敗而朝廷大力反腐的階段，因此對官德的呼聲四起，中國高官在反腐時的用語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言確實令人動容，但是它打動的是一種在「官民結構」、「中央／地方結構」下的情緒，而不是一種自由民主法治環境下的情緒。但台灣也受到了這種語境的強烈影響。
分岔路口不要走錯了
事實上，這種官民之間的道德關係訴求，恰恰就是中國政治傳統的致命傷；它越強，平民社會系統就越弱。台灣如果說有一點現代的成就，那就是相對於中國，台灣已經開始不完全依賴官員的道德。台灣若再被拉回官民關係以及朝代興衰的意識中，走的就是可悲的回頭路。
台灣夢與中國夢的分叉點，就落在這裡；這個岔路口上的路標，一邊指向「好帝好官好百姓」，另一邊指向「無帝無官靠法治」，台灣夢要看清路標，視線不要模糊了。
漢唐夢不是台灣的菜！台灣的政治亂象可以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來解釋，不必動用到朝代學；台灣總統的問題可以用心理學甚至精神病理學來說明，崇禎帝、晉惠帝就讓他們安息吧。
「歷史感立國」其實是危機，不是轉機
人不能切斷對歷史的知識，也必須堅持追求對歷史的知識，但是人類走到當下，為了能夠進一步發展，必須認清一件事，那就是人的「歷史感」已經成為人類相處的主要絆腳石。
歷史感，和歷史知識不是同一種東西。歷史知識的成立標準，是嚴格的學術論證流程，而歷史感可以說是歷史知識的逃兵，它不服從知識的規律，帶著部分槍械脫隊，肆意縱橫，甚至在思想的原野中奸殺擄掠。
儘管強烈的歷史感可以發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爆發力，使得它富國強兵。但以，一個長期依賴歷史感進行競爭的國家，事實上已經身處危境。其中的危險，可以分幾個層次來看。首先，統一所有人民的歷史感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人的本質是自由思想的動物，只能固窒一時，無法固窒永久；只要人的群體夠大，遲早會出現相衝突的歷史感，在「歷史感一元化」的文化氛圍內，這種衝突只能帶來鎮壓或者革命。我們的歷史知識中充滿了血淚斑斑的事例。大者例如，由希特勒挑起的納粹歷史感，帶來了數百、數千萬人的喪生；小者例如，中國國民黨退敗台灣後所秉持的一元化歷史感，終招致台灣本土的歷史感的挑戰而崩盤，雖然這場歷史感的衝突帶來了台灣的民主化，但是由於其底層動力是歷史感而不是人性的啟蒙，至今台灣還置於歷史感衝突的危境之中。
固化的歷史感無法應付變化的世界
依賴歷史感作生存競爭，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危險。那就是，歷史感的本質傾向於固化，而人類的未來傾向於變化；以固化之思想價值，在一個變化的環境中競爭，被淘汰的機率太大了。若我們尊重歷史知識，應該可以知道，人類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固化的歷史感能夠屹立不搖的，它們之中的絕大多數被徹底淘汰，僅存的或只是名義上的存在，如歐洲的皇室，或在式微過程中，如教廷體制。
人不能擺脫歷史，人有記憶能力，人的生存靠傳承，這是個事實。惟其如此，我們更得小心翼翼的對待歷史。歷史學者在建立歷史知識之時，固然困難重重，然而對歷史知識的最大攔路虎，卻正是人們的歷史感，尤其當歷史感的話語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之時。在固化的歷史感之下，歷史知識的挖掘只能朝向一條被允許的脈絡，久而久之，該歷史感就被自我證實了。
歷史感的自償機制
人具有理性的成份，而人之間的衝突化解靠理性，儘管過程也艱難，但是這點毋庸置疑。一種歷史感，無論開始時是多麼的理直氣壯，若任由其脫離歷史知識而奔馳，到頭來它就會威脅理性。如前所述，歷史感具有自我證實、自我實現的特性，日久天長之後，它不但能通過片面的歷史知識來鞏固自己，還能導致人們的行動方向一致化、焦點化，從而產生最新的「實證」，導致衝突事態升級。這很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的案例，例如某人相信別人不喜歡他的某種行為，他就有意無意的凸顯自己的那種行為，結果當然就會進一步證實別人確實不喜歡他。
今天的人類，正處於這種「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的巨大威脅之下。地球資源不夠，區域、人種之間的分配不公，經濟的掠奪等等，固然對人類的和平交往是極大的障礙，然而最大的危險還是在於，當這些種種問題附身於某種強大的歷史感之時，或者說當歷史感收編了這些問題之時。顯著的案例就是當今伊斯蘭主義對世界的挑戰。部份西方學者如杭廷頓以「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來詮釋這場衝突，其實，冠以「文明」一詞有點美化人類這種動物的嫌疑，甚至也是一種西方的自我「文明歷史感」誤區的表現。
未來感，才是一個國家的出路
除了靠歷史感維繫自己的文化、國家、生活方式，人類還有其他的出路嗎？其實是有的，那就是基於歷史知識的未來感。與歷史感相較，未來感的核心差異就是，它基於演化的事實，它承認未來充滿了不可預知的變化。未來感啟自一種心理上的斷代，塵歸塵，土歸土，過去的歸歷史，未來的歸演化。演化論的核心之一是「物競天擇」，而依戀於歷史感的物種，在未來充滿變數的前提下，終究是競爭失敗的，生物界如此，人界亦如此。
當下的中國，正處在一個以歷史感立國的氛圍；強烈的歷史感，正在稀釋那好不容易才產生的一點未來感。儘管這種歷史感立國的策略有其社會現實基礎，然而如前所述，歷史感的自償機制特性，會使得未來的路途越走越窄。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個歷史感的國度，事實上，這說法只在漢朝以後有效。在先秦的思想中，以易經為代表，講究的是變化世界下的未來感，否則，「日日新，苟日新」、「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之言作何解？即使在民間，也有敬祖慎終之說；祖先，是用來敬的，不是用來追隨的，自己的未來是自己負責的。
過去30餘年，歷史感幫助了中國在世界立足，但只有未來感才能讓中國在世界創造；中國需要從歷史感立國，轉向以未來感立國，才能趕上人類文明的發展。
中國以及台灣，必須相互用未來感說服對方；任何基於歷史感而非未來感的說服方式，終歸是無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