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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台灣自己救:你是革命家,還是經理人?

photo credit:ln!(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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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美國前ITT公司董事長格林在《論經理人》一書中羞辱性的問讀者,「你究竟是不是一個經理人?如果是,那就請你今天就開始:經-營-管-理」。套用格林的句法,毛澤東的話可以翻譯為:「你究竟是不是一個革命家?如果是,請你今天就開始:革-你-敵人的-命」。

毛澤東和格林,兩個時空中八竿子打不著的人,都企圖用一句話扭轉聽眾的意識:老兄,醒醒吧,弄清楚你的志向,你的角色,不要拖泥帶水,不要心存幻想,抓住焦點,日日做、月月做、年年做。

經理人和革命家的成功之道是一樣的,但是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革命家需要一個敵人,需要革它的命,敵人說好的東西,我一定說壞,敵人說壞的東西,我一定說好。而經理人不需要敵人,他只專注於改進一切可以改進的東西,發明以前從未出現過的東西。革命家和經理人都看到問題,都探究問題的根源,但革命家注重的是問題後面的結構性脆弱點,以利一槍斃命,而經理人注重的是問題下是否還有可利用的生命點,以利重生。打個比喻,革命家和經理人都討厭瘋狗,但前者想的是如何滅絕瘋狗,而後者想的是如何由瘋狗體內提鍊疫苗血清。兩者關注的東西不同,焦點不同,成就感的來源也不同。

台灣青年的革命精神高漲

看看台灣的現狀,政治百病叢生,經濟任由外在環境擺佈,人心焦躁浮動,你覺得是革命精神才能救台灣,還是經理人精神才能救台灣?再深一層發問:你覺得自己是革命氣質多一些,還是經理人氣質多一些?

我無法就這問題做民調,但希望有一天某個民調機構願意做這樣一次公益性民調。從表象看來,或說從媒體、網上的氣氛看來,台灣現在處於革命精神高漲的階段。推翻資本家、消滅國民黨、擊破民進黨、撕掉假面具、誰窮誰有理、誰年輕誰無罪……

有時,革命是必須的。當社會中所有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都再也看不到任何可以經由改造而進步的生命點的時候,當他們對任何創新可能性絕望的時候,那就只有革命了:推翻一切從頭再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必須的;若非蔣經國死前開放黨禁,一場革命也是必須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須的?

中國式革命的代價

進行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是經典中的經典,這一棍子把中國人全體打矇了。文革已經結束了將近40年,但是它在中國國民性格中留下的烙印,尤其是那種「理想無上限、道德無底線」的紅衛兵「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還主宰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甚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個人推測,即使有一天,例如20年之後,中國進入了所謂的「民主自由」階段,文革精神還是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漂浮在中國大地上,那時中國人才會覺醒,原來「民主」的軀殼裡也能躲藏著革命的幽靈,原來一人一票的選舉還能用紅衛兵精神搞。這很奇怪嗎?一點也不會。一千年前的水滸梁山泊造反精神,近兩千年前的三國你死我活鬥爭精神,到了21世紀不還是被中國人普遍默認嗎?手法不還是一再重複嗎?

相較於革命精神,經理人精神在中國文化圈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史以來,中國人長於實用技術,短於科學探究,見招拆招的能力很強,但原理性、系統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弱。缺少了系統原理的指導,很快的就會出現混亂,而中國人對亂像的第一反應就是強行控制,越亂就越控制,隨著控制的力道,集權自然產生。當集權到了頂峰,腐敗必然產生,此時只能革命了,不論是來自百姓的革命,還是來自宮廷內部的革命。基本上,中國歷史就在這種 「混亂-控制-集權-腐敗-革命-混亂」的循環之中。相較而言,西方在科學精神傳統下,不斷的由原理性下手,發展出了種種疏導亂象的政治治理原則,人民也依循科學精神,逐步形成自治能力。因而在西方,經理人精神是普遍的。

台灣政治中「經理人元素」大幅退化

鏡頭拉回台灣。比起3000年正史、960萬平方公里面積、人口13億的中國,我們這個400餘年正史、1/300面積、1/60人口的國度,算是歷史的幸運兒。經理人精神在台灣,雖然以西方的標準看來依然薄弱,但是比起中國,台灣算是已經破繭,雖離長成蝴蝶還很遠,但是動力已在。

在經濟領域,大中小行業內,台灣都可找到一些「只要還有改善空間,我就不停止」的人物;在社會領域,也有不少「只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就不放棄」的團體或人士。人民已經開始懂得用經理原則監督政府,並且實施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台灣各個居民社區的管理委員會文化,所有社區都已經進入了良性的自治循環,充分發揮了經理人精神。

遺憾的是,一旦碰到政治,台灣人的經理人元素就退化了,體內的中國式革命元素,就像癌細胞一樣的復甦。公平地說,這不能完全歸罪於國民素質;革命精神能夠如此容易的被煽風點火,主要原因還是台灣政治中的「集權」成份尚存。台灣主流政黨的黨章,都還是剛性黨章;台灣的公務系統,也還是金字塔型的集權結構;中央和地方的體制,還是一種權力博弈的機制。於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疏導機制,竟然窄化為革命精神的載具。選舉在台灣,主要用來推翻敵人,而不是提煉政策。

革命家救台灣?經理人救台灣?

關鍵問題來了:台灣體內的集權文化殘留,是不是一定得通過革命手段才能去除?或者,它可以通過經理人精神予以化解?如果你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從頭再來,那麼,請再問自己下一個問題:推翻之後,革命者能夠「解甲歸田」,放下革命精神改以經理人精神治國嗎?或者,用選舉把敵人的命革掉之後,換來的只是另一場抓權的盛宴?

人類歷史上的幾場知名革命,包括法國大革命、共產革命,已經證明了,用革命推翻集權,結果會帶來更加的集權。這道理不難理解,「以暴制暴」起的是反效果,老師用暴力對付暴力的學生,我們都知道後果是什麼。

在硬體上,台灣現在已經百病叢生。土地的災難,河道水庫的嚴重淤塞,工業的污染,當年無章法的地下管線險象,都市容貌破舊,路面坑坑窪窪,鐵路設備老舊,機場不敷使用。在制度上,台灣已經到達「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末期,舉凡教育制度,產業制度,金融制度,勞工制度,移民制度,都已經衣不蔽體、矛盾百出。這些,都是鐵的現實,只有靠著經理人精神才可能挽救,革命精神在這種硬碰硬的建設面前,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

台灣的基礎建設以及資源環境,必須進行的不只是「都更」,而是更根本的「國更」。正如都更,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把整個區域炸掉重建,但我們能把台北萬華區整體炸掉而後重建嗎?都更,只能在完整規劃下,一條街一條街的進行。「國更」正如「都更」,需要的是整體規劃,加上經理人精神下的一件一件執行,而不是革命精神當道,拆了炸了再說。

你的周圍,有多少具有經理人精神的人?有多少願意參加一場「經理人國更」運動的人?或者,你的周圍都是革命家?這種經理人/革命家的比例,將決定台灣的命運。如果你自認為天生具有超強的革命情操,那麼不要忘了時時問自己: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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