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龍抗爭的兩難

日前學生夜闖教育部抗議課綱調整，警方逮捕現場記者。台大副校長陳良基反對此舉，認為記者執行報導任務應受尊重。^註1前議員李承龍不同意陳良基的說法，為了表達意見，他昨天闖進台大副校長辦公室，自稱是在實踐新聞自由。

有些人把這個事件解讀成一個有點笨的版本：「才譴責完學生闖教育部，藍營人士自己就闖副校長室」，用來攻擊藍營。然而，只要多看幾家媒體報導，很容易可以看出李承龍是在挑戰那些認為「基於新聞自由，記者有權利在教育部內採訪學生夜闖」的人，逼問他們是否願意堅持一貫標準，支持李承龍「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待在副校長室等待陳良基接受採訪」。

李承龍想要用行動來逼迫社會討論社運現場報導的原則，這應該是這個事件裡最有社會思辨價值的點，但是在目前我看到的報導裡，反而只有立場相應的中時明確指出。而民報、自由則語帶揶揄，甚至以網友對李承龍的無理攻擊做結。若我們期待新聞整理出公共事件裡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地方，民報和自由這次做得不夠好。

▎公共現場原則與新聞自由

在一般情況下，不管是教育部還是其他非開放地區，都不是你我有權硬闖的，不論我們是不是記者都一樣。在夜闖教育部的相關討論中，有種被一些人（包括我）接受的說法是：

公共現場原則

當抗爭、災難等值得公眾注意的事情發生，平時一般人無權進入的現場可能就會成為「公共事件現場」。在這種情況下，基於第四權，記者有權進入採訪。^註2

根據這個原則，夜闖教育部的學生讓教育部的相關空間成為公共事件現場，這讓記者為了維護人們知的權利而有權進入採訪，只要記者秉持採訪工作的準則，不干預現場人士執行任務，警方不該干涉記者。在這種情況下，現場「成為公共事件現場」引發的相關責任，是由身為抗爭者的學生承擔，而不是由記者承擔。而記者的紀錄，不但讓大眾了解社會發生了什麼事，也將協助人們事後釐清現場諸方的責任。^註3

然而，若你同意「公共現場原則」，李承龍的做法會陷入兩難。

▎李承龍的兩難

第一種難處是，如果李承龍是以記者身份行動（是的，李承龍並不是以報導為生，也沒有長期經營新聞工作，但我支持公民記者，所以我可以接受這種說法），那他無法說明台大副校長辦公室是因為什麼而成為「公共事件現場」。

根據「公共現場原則」，一個地方要成為公共事件現場，必須要有特定的原因，例如抗爭者闖入，這讓社會在事後能恰當究責：抗爭者的闖入製造了公共事件現場，讓記者可以進入本來無法進入的地方採訪而不需要被追究，但抗爭者必須為此負責。

比較恰當的理解或許是：李承龍是以抗爭者的身份參與，而扮演記者，只是他身為抗爭者想要凸顯某些人雙重標準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採訪」是一種類似行動劇的展演。

但即使是這樣，李承龍也會陷入第二種難處：身為抗爭者，李承龍並不享有記者會享有的新聞自由，他應該和一般抗爭者一樣，為抗爭帶來的政治和法律責任負責。（當然，他也可以像一般抗爭者一樣，吸引群眾意見援護，來製造壓力抵抗追訴，但如果他說「因為新聞自由，你不能處分我」，他說的會是錯的）

▎有其他解法嗎？

根據上述說法，如果李承龍是記者，那麼他執行報導的理由反而會缺乏正當性，無力提供他進入副校長室採訪的新聞自由；如果李承龍是抗爭者，那麼他理當應該比照其他抗爭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能拿新聞自由來辯護。

或許有人會說：李承龍能不能主張自己在行動中身兼抗爭者和記者兩種身份？搞不好，他其實是在抗議下面這件事：

夜闖教育部事件中，那些自稱是記者的人，根本都是抗爭者。他們一面協助其他夥伴進行違法行為，一面阻礙警察執法，同時又以「新聞自由」為盾牌，抗議警察逮捕他們，簡直像吃了無敵星星，太不合理了。

比起「警察可以隨意逮捕抗爭現場的記者」，上面這個說法吐露的擔憂應該比較能令人接受。我想大家應該可以同意：即便「新聞自由」賦予了記者進入「公共事件現場」採訪的權利，該權利並沒有保障記者可以在現場妨礙警察執法而不被逮捕：「新聞自由」是保障記者執行報導任務用的，不是用來保障他們做其他事情。

然而，如果是這樣，李承龍的抗議好像就有點奇怪，因為根據目前可以找到的報導，陳良基並沒有主張「即便記者有協助抗爭，依然不該被逮捕」。如果我懷疑某些記者是抗爭者，因此支持警察比照抗爭者來處置他們，那我接下來應該是會想辦法找出證據證明這些記者真的有參與抗爭，而不是去向陳良基抗議。例如，若我們找到有人自稱記者，卻被拍到協助搬動家具擋住教育部辦公室的門，那就可以合理認為他有參與抗爭，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能因為新聞自由的保護，而從相關刑責中逃脫。

或許有人會擔心，這樣一來，記者和抗爭者的區分將會變得很困難。然而，若現場情況足夠透明、受到保留的行動紀錄夠多，可以很大程度舒緩這個問題。考慮到這一點，逮捕記者、故意用身體和閃光手電筒妨礙拍攝之類的警方做法，都和我支持的方向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