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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哲學系找出路以外,高中哲學教育可以幹嘛?

攝影/記者楊萬雲
攝影/記者楊萬雲

高中職(以下簡稱高中)的必修課程,尤其是綁大考科目的那種,本質上是在用高中和大學文憑來要脅學生學習特定的東西。當然,沒有高中和大學文憑,不會直接導致人死亡,但還是會很不方便。考慮到這些事實,以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每門必修課程背後,都要有很好的理由支持。這些理由必須要好到我們可以跟學生們說「這些課會花掉你人生中一部分最有活力的時間,但你們付這個代價,是應該的。」

有一種理由可以用來支持這種必修教育:身為現代民主社會的公民,我們的參政能力決定了政府的走向和這個社會的未來,如果我們的公共參與很爛,政府可能會持續做錯事情,持續製造不正義和痛苦。所以,我們有義務要讓自己養成夠好的參政能力,不然,我們就是對不起這個社會當中基於政府的錯誤政策而受苦的人。好的參政能力很複雜,涉及許多我不熟悉的領域(法律、政治、經濟學、社會學...)但基於民主社會的審議特性,我想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參政能力一定包含公共思辨能力:

    公共思辨能力

  • 理解來自不同立場的複雜論點、反思自身的立場。追求「什麼是合理的」,而非僅僅想證明自己的說法合理。
  • 把複雜的想法重組成更清楚的形式,區分理由和立場並找出它們之間的推論。
  • 評估推論的合理性。
  • 把上述工作的結果整理成別人容易理解的樣子。
  • ……

思辨需要哪些哲學?課要怎麼開?

老實說,我不確定哲學是不是培養上述思辨能力最有效率的方式,不過,有許多線索指出哲學在這方面滿有效的,而且目前好像也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1. 在考驗學生理解能力、閱讀能力的GRE測驗裡,哲學系學生表現得非常好。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在國小教哲學,「除了能夠讓學童在提出問題、建構論證、參與討論時更有自信心與耐性之外,更有助於提升學童的語文與數學能力」。(賴天恆 2016
  2. 在哲學系裡,學生會學到釐清概念、釐清問題、重建論證、尋找謬誤等等技巧,這些技巧都是「公共思辨能力」當中的核心技巧。
  3. 雖然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訓練也關乎釐清問題、重建論證和尋找謬誤,但除了哲學系,好像也沒有其他系所可以說自己的專業包含批判思考。此外,目前在大學開批判思考課程的老師,大多是哲學系出身的。

當然,這並不代表高中生有義務要接受如同哲學系學生般的哲學訓練,因為我們隨便都可以舉一大堆例子,說明某些哲學課程內容,並不是養成思辨能力的必要條件:

  • 知道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柏拉圖是亞里斯多德的老師。
  • 了解柏拉圖的理型論是要解決哪些問題。
  • 知道笛卡兒如何證明自己的存在
  • 有辦法證不完備性。

換句話說,若要在高中開設哲學思辨課程,這些課程也不能直接複製大學哲學系的「哲學概論」、「形上學」、「倫理學」、「知識論」等基礎課程,而是要以思辨能力、公共溝通為目的,設計特製化的課程,這些課程的特色或許會是:

  • 以協助學生成為講理公民為目的。講理公民具備容忍和耐心,不會動輒把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當成笨蛋或敵人,能夠理解他人說法,並願意不預設立場,以理由為單位進行討論。
  • 大量使用臺灣社會公共討論的案例,並且平衡選擇足以代表不同立場的案例,避免造成側重單一意識形態的結果。
  • 教師避免預設價值觀或立場。教師可以告訴學生為什麼某個推論過程是錯的,但是不能「告訴」(而不是說服)學生某個前提或結論在價值上有問題。
  • 只在必要的時候介紹哲學理論或概念。例如「應然╱實然」的概念區分在每個價值性討論裡都會用到,應該要教;而什麼是「超驗」(transcendent)則比較無所謂。又例如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之幕作為一種論證手段,是討論公共議題時的好工具,應該要教;而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 The Model-Theoretic Argument 則比較無所謂。

以哲學人的話來說,這種課程可能類似於「倫理學」或「哲學基本概念」,只是加了一些非形式邏輯和更多實務討論,並省略跟公共討論能力較無直接關係的哲學理論。

為高中生設計哲學思辨課程不但需要哲學專業,也需要教育的專業。除了哲學家之外,也必須要有高中老師和高中生參與,他們可以提供來自第一線的諮詢,並協助確認可行性及效果。此外,我參與的簡單哲學實驗室跟 Phedo 臺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都有對社會大眾的哲學教學經驗。台大林火旺老師領導的新生代基金會,幾年來也深耕高中哲學教師培訓。這些單位的存在,不僅證明了高中哲學教育的可能性,也顯示臺灣其實有豐厚的專業資源可供普及課程使用。

思辨和溝通不會白費功夫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種思辨課程八成會白費功夫,因為例如:

  • 關於價值和道德,根本沒有對錯。
  • 即便有對錯,我們也不可能說服別人,因為沒有人會改變立場,如果一開始就沒有共識,討論過後也不會有。

這類說法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是它們忽視了「對錯」和「共識」都有不同的層次。例如,一個人可以一面堅持自己的立場正確,但承認「某個理由不能用來支持我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和他辯論的人即便無法爭取到立場上的共識,卻至少已經在某個理由上取得共識。在針鋒相對的社會議題辯論上,任何一丁點共識都為未來持續對話製造了可能。如果一個人無法不預設立場,以理由為單位進行討論,就會錯失這種溝通機會。此外,上述情況也說明了,推論是可以有對錯的,即便立場不同,我們依然可以說明自己支持某立場的理由,在理由與立場間建立可檢驗的推論,並追問對方的推論的合理性,這些都能協助溝通,即便無法取得滿意的共識,至少也帶來雙邊妥協的可能。

上面這類說法的第二個問題在於它們面對困境的方式是放棄。在民主社會裡,我們勢必要通過政治程序做公共層級的價值決策。這是逃不掉的,不管你是否認為價值有客觀對錯,都逃不掉。在這種時候,僅僅因為認為價值沒有對錯就消極面對溝通,不但是不明智的選擇(因為這等於把影響政治的機會讓給別人),也是不道德的選擇(因為越少人監督的政府越可能做出不道德的決策,造成無謂的苦痛)。

當然,有可能你對於「價值沒有對錯」的信念非常堅定,堅定到可以無視上述苦痛。我只能說,如果我是你,我不會讓身邊的人知道我是這種人。

思辨能力可以考

有些人認為思辨沒有標準答案,因此難以教,也無法藉由考試測驗教學成效。這是錯的。例如說,思辨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讓學生學會區分好推論和壞推論,而這種區分常常就是有標準答案的。現行的GRE「分析寫作」測驗,也沿用了許多「即便沒有標準答案,也可以一定程度測量」的判準,例如論點有沒有不一致、論證是否清楚有條理和說服力、說明是否足夠等等。

關於思辨要怎麼考、有哪些「有標準答案」和「沒有標準答案」的測驗方案可以用,可以參考〈誰說我們不能靠標準答案學思辨?〉,而如何組織思辨內容,寫出有說明力有助於溝通的文字,也可以參考〈與其考國文,不如考洪蘭〉,我就不再贅述。

哲學思辨課不會是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有些人說,我們已經有思辨的課程了,就是《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其實不是思辨的課程,你只要比照一下前面「公共思辨能力」的內容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上課情況,就可以理解。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問題,在我看來,是在經典崇拜且不介意使用必修課程來灌輸意識形態的情況下,造就了背誦式的教育和學生生命的無謂浪費。這不是哲學思辨,而是哲學思辨的相反。

有了《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前車之鑑,若要推動高中哲學思辨教育,不管是教材設計和考試,都應該謹守思辨和溝通導向的目的,避免背誦和意識形態的灌輸。因為背誦無效率,而意識形態的灌輸會違反中立原則。

無法支持高中哲學教育的理由

記得上面提到過的,理由和立場的區分嗎?事實上,我現在就可以用這個區分來進一步說明我的想法:我的立場是支持哲學思辨教育進入高中,但我並不認為目前檯面上支持此立場的所有理由都是好理由。

例如,有人認為,當高中有哲學課,哲學系畢業生就更容易找到工作。我同意這是推動高中哲學教育的必然結果:即使哲學畢業生不進入高中任教,也比一般人更有機會參與高中哲學師資的培育工作。不過,我不同意「讓哲學系畢業生有工作」能成為推動高中哲學教育的理由。

不管是政府還是社會,都沒有義務要特別給哲學畢業生工作機會。或許現行有一些必修課,是學術領域大老「為了讓我們的學生有工作機會」爭取而來,但哲學人不該跟著搞這種事。

如果「讓哲學系畢業生有工作」能成為支持高中哲學教育的理由,那任何科系都可以用同一種推論向政府要求進入高中課綱,這不合理。我支持高中哲學教育,是因為這種教育對民主社會有好處,不是因為這種教育能養活學弟妹(學弟妹抱歉orz)。

即便將來有機會參與培養未來公民思辨能力的計畫,哲學人也應該感到榮幸並且戒慎恐懼,不能縱欲。支持《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搶救國文聯盟」掌握政治影響力推行他們的計畫,但提出的理由多半誇大無根據,例如主張讀文言文經典可以提昇道德。他們甚至秉持文化優越的態度,講出「年輕人缺乏文化,最後會像菲律賓一樣」的歧視言論。這些無助溝通、有違學術良心的舉止,都值得教育推動者銘記警惕。

*感謝賴天恆在本文撰寫過程提供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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