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起》：回憶SARS到COVID-19，一起記得才能繼續向前

20年前的4月，我在一間以醫護起家的科技大學服務，同時擔任進修部護理系專班的導師。當時我的學生們年紀幾乎都比我大，有許多資深的護理師，甚至有幾位已經擔任護理長。當時SARS來勢洶洶，最嚴重的期間，學校要導師每天都記得聯繫同學保持關心，畢竟有許多同學都在第一線的醫療現場。

我永遠都記得那一通電話。A同學是一位資深的護理長，年紀大我20歲有餘，當電話接通時，我詢問「A同學，妳那邊狀況都還好嗎？」，電話那頭卻停了半晌遲遲沒有回音，接著而來的是隱約的啜泣聲。當時我很年輕，突如其來的狀況，我也慌了。

後來進一步瞭解，才知道因為那時候整體的社會氛圍緊張不安，醫療環境十分險峻，A同學每天離家到醫院上班時，她其實都不知道晚上是否還回得來，但又因為怕家人擔心而不敢說。

到了醫院，她手下有十幾位年輕的護理師，因為那時候照顧發燒的病人是很大的風險，她知道這些欠缺經驗的年輕護理人員天天都暴露在極大的危險之中，由於當時醫療資源補給難以完整到位，令她十分擔憂同事的處境。這些全天候的壓力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又苦於無法跟先生、小孩及同事傾訴，所以這通關懷電話意外成為她情緒潰堤的一個觸發點。

看《疫起》的意義：找回人性與內省

近日有機會在20年後，透過《疫起》這部電影再度回想起當年的這一段經歷。

電影中，從令人焦慮不安的喘息聲開始，一下子就穿越時空把觀影者帶回當時的SARS現場，雖然在這三年的COVID-19期間，我們早已對於終日戴在臉上的口罩、隨處可以聞到的酒精味不陌生，但是相較於SARS期間的高致死率，那股肅殺氣氛所造成的壓迫感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SARS爆發過後的20年，以及三年COVID-19貌似窺見曙光的今天，觀看《疫起》這部電影，到底有什麼意義呢？我們嫌自己受到的苦難不夠，還需要透過一部電影來進行情感的追憶嗎？偏好以政治究責的角度觀看整起事件的朋友，或許會覺得這電影不夠重鹹與批判，但對我而言，這部電影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對於疫病中人性的省思。

劇情裡透過醫生、護理員、病患、家屬、記者、民眾等不同角色的處境，檢視突發封院措施與自己的關係，例如一向給人權威印象的醫生，在面對出乎意料的緊急狀況時，也就像一般人，同樣在整個過程中充滿恐懼與自我懷疑，並伴隨各種價值觀的掙扎，偶而想要自私地先求自保，偶而卻又想克盡一個醫生該有的職責。

在這種慌亂且無章法的緊急狀況之下，如果有醫療人員選擇臨陣脫逃、抵制抗議，恐怕都是十分合理的抉擇；但如果在這種處境中還能保有一絲為人著想的善意，無疑是最珍貴的人性光輝。電影沒有點破幾位主角最後的結局，留下了許多令人玩味的思索空間，其間所透顯的人性及內省，適足以填補過去這段疫情討論中最欠缺的一部份。

台灣社會中，我們很習慣要在一個重大的災難之後找尋戰犯，似乎透過這種嚴格的追究才能真正體現我們是民主課責的國家。這樣的邏輯與信念並沒有不對，只是我們很容易在每一次的社會傷痛之後，花費不成比例的時間與精神進行政治上的爭辯，彷彿如果當時不是這一群人當道，事情應該就不會這樣、也不會那樣（SARS如此，COVID-19也是如此），我們憎恨那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妖魔，我們期待每一次要有能夠帶領大家獲得救贖的英雄。

正是因為這種念頭的遮蔽，於是我們也少了許多探問自己的機會，例如在事情的當下，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想？為什麼會這樣恐懼？為什麼會這樣決定？這樣算正義嗎？這樣算脆弱嗎？這樣算可恥嗎？

相信在大疫期間，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曾經這樣問過自己，也閃過這樣的念頭，只是後來因為太慌亂而不了了之。這種發自於每個人心中的省思與觸動，才能形成社會的集體記憶，讓我們牢牢地記得某些事，也只有記在人們心底裡層的，才會成為深刻的文化印記，引領我們面對未來的生活與挑戰。

《疫起》是一部十分精彩的電影，演員表現精湛，場面調度得宜，從不同角色的視角去重現這一場疫病事件的過程，沒有明顯的英雄，沒有清楚的反派，更多的是在各種善惡與對錯之間的游移與辯證。希望跟絕望真的都會傳染，看完這一部電影，我彷彿瞭解了20年前我打給A同學那通關懷電話的意義，或許就像這部電影一樣，它沒有解決什麼具體的問題，但它為每個人找到疫病中安身立命的位置，也讓我們有繼續向前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