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廷／服從權威就是放棄理性嗎？

沃草烙哲學 22 Jul, 2016

有種說法認為，服從權威不合理也不理性：當我讓權威的指令指導自己，其實就是把自己的思考給外包出去，沒有親自衡量各種理由後再行動。然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服從權威並且不以為意：我們遵守交通警察的指示過馬路、遵守法律不在公共場所吸菸。如果上述的說法都正確，似乎代表我們時常不理性不正當地將自己委身權威的指令之下。這樣聽起來似乎很弔詭。

▎理由與權威：什麼是理由呢？

為了緩解上述困境，牛津大學的法哲學家拉茲¹（Joseph Raz）試圖帶領我們對權威的特性進行考察。拉茲認為，只要理解權威的特性，那麼我們就不會覺得這麼弔詭。

對拉茲來說，要了解什麼是權威，必須了解什麼是理由。在拉茲眼裡的理由，某程度上跟一般人的理解相去不遠，例如，理由可以用來賦予行為合理性，讓行為在別人看來「不奇怪」。為什麼不該在室內聚會抽菸？理由是「維護參加者的健康」。理由另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彼此之間會衝突：你可能會發現有其他理由支持你在聚會抽菸，例如「和朋友聯絡感情」。

理由互相衝突了，該怎麼辦？以上述例子來說，在臺灣不成問題，因為《菸害防制法》第十五條列舉了很多禁止吸菸的地點，而當我與朋友的聚會落在這些地點當中時，故事的發展就可能會是這樣：

A：「抽個煙開心一下吧！」
B：「不行，法律規定這裡不能抽菸」

拉茲認為，在這裡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

《菸害防制法》並沒有直接指出不吸菸的好處，換句話說，它並不是藉由提出不吸煙的好處，來介入你是否抽菸的判斷。

在我們討論的例子裡，《菸害防制法》的作用在於——排除掉「和朋友聯絡感情」這個支持抽菸的理由。

在這種情況下，菸害防制法讓人不用天人交戰般地在「增進友誼」和「維護健康」間做衡量，因為此法直接排除了「增進友誼」這個理由。以上述情境為例，拉茲把「維護參加者的健康（所以不該吸煙）」和「和朋友聯絡感情（所以該吸煙）」的理由叫做一階理由（first-order reason），而法律給予的那個可以排除「和朋友聯絡感情」的理由，則是二階理由（second-order reason）：關於一階理由的理由。

以上述例子來說，拉茲認為權威是種「改變理由的能力」，權威的特性就是去排除或是去保護某些理由。前面說過，有些人認為服從權威的指令行事不理性，甚至會損害自主性。但當我們以理由層面來理解權威，服從權威看起來其實沒那麼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依然是依循二階理由行動。如此一來，一般常見的批評就可以獲得紓解。

▎權威是你的小幫手：服務性的權威

但是，權威的指令作為二階理由，為什麼合理呢？對於行動者而言，一階理由的合理性較不會受到質疑，因為一階理由就是直接針對行動提出支持或反對的理由，它直接指出好處或價值何在、直接討論這項行動合理與否。但是，權威所具有的二階理由是針對理由的理由，它並不直接指明與行動之間的關聯性，沒有指出行動的好處與價值，那人們為什麼需要它呢？

權威排除人們原本的行事理由是如何獲得合理性？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因為這些理由是被權威所考量過的：權威並不能「半分鐘」般隨意地做出判斷，它的判斷是要根據那些行動中原本就可對於行動給予支持的理由。拉茲把這個想法稱為「依賴命題」（the dependence thesis）。

如果一個人要決定自己要不要在參加派對時吸菸，他需要考量很多理由，如之前提到的維護健康、增進友誼的需求等等。若立法機關要對此進行限制的話，一樣必須詳盡地事先考量各種吸煙與不吸煙的理由，並做出合理的判斷（理論上啦！）。如此一來，當權威要求人們在此不應吸菸，它所做的決定本身其實就是建立在一般人在那些情境裡會有的理由：權威的判斷，是權威「先替人想過」的結果，而不是毫無關係隨意增添的指令。

此外，拉茲指出，權威的判斷之所以能獲得合理性，不但必須和人本來就擁有的理由有關；而且，比起人們自己去做判斷，按著權威的指令而行動必須要比較好。比較好？好在哪裡呢？

拉茲說，合理的權威要幫助人們可以更好地去實現原本的理由，換言之，人們更能夠去做那些他真的有理由要做的事：這說法稱為「通常證立命題」（the 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以過馬路為例，為什麼照著交通警察的指示過馬路會比自己判斷合理呢？在這些狀況繁忙的路口，我們都盼望能夠平安便捷過馬路，但因為每個人都這麼想，可能路口就卡住了。我們都很想快速通過，但不知道其他人這時會不會衝出來撞到我們。這時若有交通警察進行協調，讓他代替大家決定該怎麼過馬路，他可以一一指示大家何時通過，我們就不需要僵持在路口、也不需要擔心被撞到了。照著交通警察的指示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做到原本該做的事——平安便捷過馬路。

讓我們總結一下吧！權威指令作為一種理由，是二階理由，而它之所以合理的條件有二：根據依賴命題，權威的判斷本身不能隨隨便便亂做，要在人們原本的行動理由中進行衡量；依據通常證立命題，權威的這個判斷之所以合理，是因為它可以讓人們更好地去做到自己該做的事。這兩個命題合稱為「服務性的權威觀」（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而一旦接受服務性權威觀的看法，那麼就很自然地就也會接受權威所具有的阻斷特性——如果權威的判斷真的比較好，那麼讓權威排除原本的判斷就很合理。

拉茲說，權威要能有合理基礎，是因為權威做好服務性權威的角色；它雖會排除某些人們的行動理由，但它並不是反理性。合理的權威做為某種工具或中介，幫助人們更佳地達成原本所要達到的善或是目的（telos）。

▎權威、法律與規定派

在本文結束前，我想到一個我個人（或本專欄）可能被質疑或攻擊的點。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我提過有種「規定派」過分強調某些規定的合理性，他們並以此指陳長髮男警葉繼元的行動不合理。在看完這篇文章後，人們可能覺得我翻臉比翻書還快，好像過了某個神奇的分水嶺後就突然轉變立場了。規定派或許能反過來利用本文的論點獲得支持，主張：「《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是一權威頒布的指令，而權威如前文所說有合理基礎，所以攻擊葉繼元的主張自然合理。」

我的簡短回應是，首先，按拉茲的看法，權威的合理性繫於服務性權威觀，服務性權威觀的其中一項基礎是依賴命題：即權威對原本的行動理由有做考量。《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發函於民國92年，之後未曾修正，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對「性別氣質之尊重」認真加以考量並進行相關修正是民國 97年；換言之，它在制定時可能未能將此理由放入考量，而之後也未能透過修正的機會去仔細衡量它。一個權威未曾考量的理由，即不在原本權威所排除的範圍中，並可對權威原本的指令進行挑戰，要求被放入其中重新進行思考與衡量。權威的指令並不當然是鐵板一塊，是可被推翻的。其次，即使承認《警察人員儀容禮節及環境內務重點要求事項》是合理權威的指令，但它本身也遭逢到其他權威指令的抗衡，即葉繼元與其支持者所主張的《性別平等工作法》與《憲法》；而如何看待這些權威指令的衝突並給予正確的排序，是規定派可能未仔細考慮的，規定派在此過分放大了單一權威指令。

當然，拉茲涉及法律與權威的理論還有很多更複雜的討論，甚而也牽涉到了我們是否有一般性的義務遵守法律等問題。但這些都是另一個故事了，未來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吧。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