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育廷／你快樂也是我快樂——快樂指數該怎麼測量？
聯合國組織公布的2018年世界快樂報告中，台灣的快樂指數排名第26，高居東亞國家之冠1。如果你覺得這個結果沒有確實反映出台灣人的快樂程度，那你可能會想問該報告的研究方法是什麼？
究竟該怎麼測量快樂？最陽春的方式或許是直接問當事人，在0到10之間挑一個數字來表達自己的快樂程度。這個數字得到的結果就是他的快樂指數。
這個方法看起來簡單，不過每個人對快樂的衡量不盡相同。張三或許認為快樂程度「7」代表自己平常心情還算好；李四可能覺得要達到「7」，必須要「覺得自己的生活有價值」。如果同個數字對不同受測者來說對應到不同事物，就沒有比較的價值了。
為了讓標準更統一，有些研究者嘗試劃分幾個重要的生活領域，分別詢問滿意程度。例如英國家庭小組調查（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BHPS）劃分出工作、財務、健康、住屋、休閒時間的數量、休閒時間的運用、社會生活與婚姻。2
我們可以假想，在受測者評估完這些領域後，接著再問：「你對於你的生活整體有多滿意？」，得到的答案或許會更貼近人們的快樂程度。
然而，麻薩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哲學家費爾德曼（Fred Feldman）認為這種方法會面臨幾個困難。
用滿意度來測量快樂的幾個問題
首先，快樂程度可能受到上述領域之外的事物影響，例如：社會是否正義、棒球隊的表現、政治人物的發言等。就算你對自己的工作、財務、健康等領域都很滿意，但也可能會因為這些未被調查測驗涵蓋的事物而感到不快樂，反之亦然。
再者，人們對這些領域的重視程度也不盡相同。當比較重視工作的人遇到工作低潮，快樂程度受到的衝擊也相對比不重視工作的人更大。另外，受測者可能根本沒想過研究者提到的領域，因此在作答時一邊想著自己先前沒想過的領域的滿意度，一邊也改變了自己的快樂程度。
例如：張三從平時的吃、喝、玩中獲得了許多樂趣，卻從未反思自己的工作、財務、健康等領域是否合乎理想。在研究者問張三是否對上述領域感到滿意時，他發現自己的生活其實與理想狀態差得遠，因而張三的滿意指數很低。不過，這是被測驗本身干預過的結果，不是張三本來的快樂程度。
該怎麼改進這些問題？
費爾德曼的建議是：先讓受測者自己來列清單，並讓他自己分配權重。比如說，調查者可以問這樣的問題：「這些天來你最關注的議題有哪些？」接著要他在0到10之間，挑個數字來代表自己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
讓受測者自己列出關注的議題，可確保這些議題跟他的快樂有緊密關聯，也可避免受訪者因碰觸他完全沒想過的議題，使得測量產生偏差。
此外，要求受測者指出自己對這些議題的關注程度，也讓整個測驗能凸顯出人們對不同議題的重視程度。接下來，我們該問受測者「對自己列出的議題有多滿意」嗎？費爾德曼不這樣認為。他指出人對一件事情感到滿意，與從這件事情獲取快樂是獨立的兩件事。考慮以下例子：
在戰亂中僥倖存活的李四，雖然現在身在難民營中，沒有感覺到喜悅，但因體會過種種苦難，發現和平生活的可貴。因為適應艱苦的條件，所以只要活著有飯吃，能保障基本的安全，就很滿意了。
假設李四只關注難民營的生活，而他的確有飯吃，也有基本的安全保障。那麼在這個案例中，李四雖對難民營的生活感到滿意，卻遠遠稱不上快樂。所以，人有可能過得不算快樂，卻感到很滿意。反之，人也有可能從自己關注的事情中得到快樂，卻覺得不夠滿意。考慮以下案例：
王五是個自私的富翁，他過著奢華的生活，而且只關心自己的生活過得好不好。雖然王五有從高品質的物質生活中得到快樂，但他是個非常有野心的人，他總是不安於現狀，追求更好的物質條件。換言之，他永遠不會對現在享有的事物感到滿意。
這個例子表明，對不知足的人來說，雖然他可以過得很快樂，卻不見得會感到滿意。
因此，「滿意」與「快樂」是彼此獨立的概念。滿意的人可以不快樂，快樂的人可以不滿意。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人們說「知足常樂」，卻不說「知足便是樂」。
此外，用滿意程度來推算快樂程度，至少會遇到上述案例中的兩類問題：適應悲慘環境的人可能會對沒有快樂的生活感到很滿意；野心勃勃的人可能對很快樂的生活感到不滿足。
基於這些考量，費爾德曼主張更好的做法：改問受測者對事物的發展感到愉悅／不悅的程度。受測者可以從-10到+10之間挑一個數字，來表示自己對一個議題的愉悅程度。+10代表對這個議題的發展感到非常愉悅，-10則代表非常不悅。
結合先前所提的步驟，我們可以整合出一種計算快樂的方式：
受測者的快樂指數，就是他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乘以其愉悅程度後的加總。
我們可以用一張簡單的表格說明這個計算方式：
| 議題 | 對議題的關注程度 | 對議題的愉悅程度 |
|---|---|---|
| 全球暖化 | +3 | +5 |
| 工作 | +5 | +8 |
若套用上述算法到這張表格上，則受測者的快樂指數是（15）+（40）= 55。
這個算法的優點，是它可以避開李四與王五的問題。
因為李四只關注自己的難民營生活，同時對其愉悅程度很低，所以他測出來的快樂指數會很低；因為王五只關注自己的物質生活，同時從中獲得不少愉悅，所以他測出來的快樂指數會很高。故採用愉悅程度代替滿意程度，可以解決前述提到的問題。
新測量法的幾個先天限制
費爾德曼也體認到，新的測量方式還有一些根本的缺陷。直覺上，快樂的程度沒有限制。當你過得很快樂時，你仍可以想像自己過得更快樂的情況。
實務上測驗應該會設定議題的數量上限，比如說每個受訪者最多只能把十個議題納入考量。當滿意程度與愉悅程度的最大值是+10，整個測驗最高的快樂指數就是+1000，不會高於這個數字。既然人有可能擁有更高的快樂程度，這個測驗的限制便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
不過，我認為從快樂測驗的公共目的來看，這個限制還蠻有道理的。假設快樂程度超過+1000的人是極少數，而當政府要把人民快樂指數的平均值當作施政參考的依據，對快樂指數設定上限，便可以避免快樂的平均值受極端個體影響，而無法反映人民的普遍快樂程度。
這個測驗的另一個問題，是在調查長時間的快樂時，受測者可能無法正確回想起自己過去的快樂程度。比如說：當問張三過去一年對工作有多麼愉悅時，有可能張三過去一年以來，經常對工作感到十分不悅。卻因為一時心情好，就高估了過去一年對工作的愉悅程度。若是如此，張三的回應，便沒有忠實反映出他過去的快樂程度。
針對這個問題，費爾德曼坦承他自己也還沒想到解決的辦法。
小結
我介紹了用滿意度來測量快樂，會遇到哪些問題，並試圖介紹哲學家怎麼修補這些問題。我們看到，就算是用「滿意」這樣與快樂常常伴隨出現的現象，來測量人們的快樂程度，也會有失誤的可能。
你可以試著用上述批判滿意度測驗的思路，來看待最初提到的世界快樂報告，想想看當中的這些問題：「你上個月有沒有捐錢給慈善機構？你對自己做生活決定的自由感到滿意嗎？政府／商業貪腐是否普遍？」研究者用這些問題來衡量人們的快樂指數，是否也出了什麼問題？3
｜參考資料｜
- Feldman, Fred. 2010.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Happ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1~252.
-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pp. 20~21.
- Van Praag and Ferrer-i-Carbonel. 2008. Happiness Quantified: A Satisfaction Calculus Approach.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6~47.
-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8,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pp. 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