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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正紀念堂改成立法院!從倫敦看抗議空間規劃

為反對入侵伊拉克,和平反戰人士曾在倫敦的國會廣場紮營抗議9年。 圖/路透社
為反對入侵伊拉克,和平反戰人士曾在倫敦的國會廣場紮營抗議9年。 圖/路透社

凱道是台灣抗議與集會遊行的同義詞,但其是否適合此用途卻值得質疑。國會才是台灣政治運作的主要場域,太陽花學運後,立法院難免再發生抗議集會,國會應遷址並預留抗議空間。中正紀念堂作為新址,正符合各項要件。

不斷遭受外來統治的台灣,社會上對於當權者各種壓迫的反抗也不曾停歇,但由於統治階級無法容許異議,台灣人的反抗總是轉瞬即被撲滅,直到本地台灣人逐漸登上統治機構權力頂峰後,這現象才開始改變。1990年3月發生「野百合學運」,近6千名台灣各地的大學生,於台北的中正紀念堂廣場集會靜坐6天,提出政治改革的4大訴求,最後促成時任總統李登輝的配合,終結「萬年國會」的運作,加速台灣的民主化。

野百合結束25年後,「凱道」比起中正紀念堂廣場,卻更像是今日台灣抗議與集會遊行的同義詞。位於總統府正前方的凱達格蘭大道,於1996年配合台北市政府「空間解嚴」政策而更名,在此之前原本叫做「介壽路」,係為慶祝前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壽」辰而得名。這條「介壽路」在戒嚴時期是否容許抗議集會,可想而知;直到1988年,才有「520事件」的雲林農民走上介壽路,凱道的抗議集會史由此展開。

然而,凱道是否真的適合作為集會遊行場所?卻是值得質疑與討論的:

  1. 凱道終究是一條市區道路,在這裡舉辦的集會遊行能見度雖高,卻很難不影響交通;
  2. 凱道距離台大醫院太近,外溢的人潮與噪音常妨礙住院病患的安養;
  3. 若在總統府前抗議,即是欲對總統施加政治壓力,但台灣政治運作的主要場域卻並非總統府,而是國會,以及各政黨的中央黨部。

凱達格蘭大道是抗議與集會遊行的同義詞(圖為2014年330反服貿示威)。 圖/...
凱達格蘭大道是抗議與集會遊行的同義詞(圖為2014年330反服貿示威)。 圖/路透社

▎國會是政治主戰場 立法院應遷址並預留抗議空間

與世界多數民主國家一樣,台灣的政治是兩黨政治,兩大政黨最直接的權力來源則是「國會席次」。以台灣的政治制度而言,即使一黨攻佔總統大位,但卻未能握有國會多數,則其執政仍將處處受限;相反地,若一黨與總統大位無緣,但在國會卻仍佔多數,即便在野也能坐享權力而地位不墜。

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是中華民國治台史上首次針對立法院議場的佔領運動。事件持續了23天,議場內最多曾有300名以上的佔領者,場外最多則(據警方估計)曾有約11萬6千人到場聲援。太陽花學運所造成的實質影響顯而易見,即讓國會議事停擺,使具爭議性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無法順利通過;然而,外溢的人潮與噪音,則造成交通衝擊,也苦了立法院附近居民,因立法院離一般民眾住宅僅幾步之遙。

事實上,立法院的現址,係沿用日治時期的「台北州立台北第二高等女學校」校地與校舍,該地區「幸町」於日治時期亦已規劃成住宅區。所以,立法院的現址,本來於規模上與環境上就都不適合作為國會。近年陸續出現國會遷址的提案,曾考慮過的新院址包括台鐵華山車站舊址與空軍總部舊址,但均無從實現。

在民主社會,抗議是正常現象。太陽花學運一開先例,未來國會無論設在何處,周遭都免不了會有抗議集會,立法院留於現址便更加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國會妥善選址,並預留空間供抗議集會使用,便很有必要了。在這方面,英國首都倫敦的國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與國會廣場(Parliament Square)可資借鑑。

▎國會前方廣場曾遭長佔 倫敦意外新增觀光景點

倫敦的國會大廈又名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是英國國會上下兩院的所在地,座落於泰晤士河西岸,與英國中央政府各部會相距不遠,原建物曾毀於火災,而在1840至1870年間重建而成,以其哥德復興式建築風格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最為世人所熟知的當屬其西北角的鐘樓,即大笨鐘(Big Ben)。

國會廣場於1868年闢於國會大廈西北角外,屬國會所管,後納入倫敦市府轄下。依照設計師原本的構想,該廣場四面臨路,因而能發揮圓環般的功能,規範國會附近的車流使其更順暢。該廣場開闢至今百餘年間,陸續增添了11位政治人物銅像,包括廣受愛戴的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若有人要針對英國官方發動抗議行為,國會廣場的位置具有高度政治意涵,是絕佳的選擇──其東面為國會大廈,西面為最高法院,南面為與皇室關係密切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北面為中央政府各部會所在地「白堂」(Whitehall)地區。英國政治權力中心在國會,該廣場的東側,正因面對國會大廈主要入口之一,漸成民間人士抗議政府的集會地點,隨著慕大笨鐘之名而來的遊客日增,抗議集會也成為另一個觀光景點,為英國的民主作了另類的宣傳。

為反對美英兩國入侵伊拉克,自2001年6月起,和平反戰人士在國會廣場紮營,展開長期抗議。此舉確實讓國會相當頭痛,為此國會甚至利用職權動手修法,規定任何人士未得倫敦警察最高首長許可之前,不得在國會廣場進行抗議活動,但有趣的是,法院卻裁定紮營的反戰人士在修法之前即已在此活動,故不需申請許可,後來本案上訴成功,局勢逆轉,反戰人士才被迫配合。

到了2010年,這個長期抗議活動已擴大為多種左翼與反全球化訴求的結合,當時初訪倫敦的筆者也恰巧途經國會廣場,並與紮營者短暫交談;然而現任倫敦市長強森(Boris Johnson)向法院訴請該廣場清場,也在同年7月勝訴,遂終結了長達9年的佔領狀態。

國會廣場的抗議集會成了新觀光景點,英國民主得到另類宣傳。 圖/路透社
國會廣場的抗議集會成了新觀光景點,英國民主得到另類宣傳。 圖/路透社

▎中正紀念堂改為國會議事堂 效法德國柏林發展國會觀光

倫敦的國會廣場,剛好是馬路中央的一個孤島,又遠離一般民宅,就算被抗議人士長佔也不影響交通及居民。英國政治實權握於下議院議員手中,抗議人士在此發聲,也是找對了正確對象施壓,況且,利用附近的大笨鐘、西敏寺所引來的國際觀光客,抗議還可提高能見度,加強政治施壓力道。

但如果台灣的立法院要遷址,台北還有沒有任何地方,符合以下的這些條件?

  1. 位置適中,可讓國會議員便於開會辦公;
  2. 面積夠大,可容納上萬民眾的抗議集會;
  3. 與民宅、學校或醫院有一定距離;
  4. 目前功能弱化,可另覓他處替代;
  5. 而且最好有現成的地標性宏偉建築,不必再大興土木。

中正紀念堂,正是這樣難得的一塊地方。

中正紀念堂主建築可供改造為「國會議事堂」及國會相關機構所在,園區全區則改稱為「國會公園」,主建築、自由廣場牌樓、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所圍合的廣場,則稱為「國會廣場」,平時仍用作市民休憩空間,抗議時亦為理想的集會場所。至於立委辦公的「國會議員會館」,附近的張榮發基金會大樓或許適合。

原本的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及所屬文物,可併入桃園市大溪區慈湖的「兩蔣文化園區」。

從各條件看,中正紀念堂是難得的一塊地方,可作為立法院新址。 圖/經濟部
從各條件看,中正紀念堂是難得的一塊地方,可作為立法院新址。 圖/經濟部

國會的新址,若能選在目前的中正紀念堂用地,至少具備三大意義:

  1. 國會座落於大型公園內,其左方(國家戲劇院)、右方(國家音樂廳)及前方(國家圖書館)各有一座文化設施,象徵著國家對休閒生活與藝術文化的重視,
  2. 該地從日治時期便闢為軍營,後來成為政治領袖紀念建築,經歷過學生的靜坐,如今成為民選國會所在,代表著人民擺脫威權、自立自治的時代來臨,
  3. 該地本來即為觀光名勝,應運用此地展現台灣公民社會力量,於國際社會營造出更正面的形象。

也許有人會問,萬一抗議集會干擾國家圖書館K書的人怎麼辦?國圖的使命應該是收藏國內的所有出版物並供人查閱研究之用,那些並非研讀館藏物的訪客,應可另覓他處用功。

又或許有人會說,遷走中正紀念堂會造成國際觀光客的流失!必然會,因為蔣介石文物、儀隊交接這兩大亮點不見了,但是仍有人會來欣賞宏偉的建築,而且別忘了,我們還可以效法位於柏林的德國國會(Bundestag),發展「國會觀光」來重新吸引遊客。「威權過往」與「民主未來」,台灣人該如何在兩者間抉擇,又希望以哪種姿態被國際看見,答案難道還不明顯?就從國會遷址、取代現有的中正紀念堂開始。

台灣可效法柏林的德國國會發展「國會觀光」吸引遊客。 圖/路透社
台灣可效法柏林的德國國會發展「國會觀光」吸引遊客。 圖/路透社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圖/聯合報系資料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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