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的儀式性、宗教性，以及歷史觀點

每個人都知道「習馬會很重要」，但所提出的理由都不足以完全詮釋這種「重要性」，已發生的事實和預期會發生的影響都不足以說明「習馬會」何以如此重要。

這也許是因為，忽略了歷史中唯心的部份，過度依賴基於客觀事實（包括已見事實與預期事實）所進行的邏輯理性分析。但一場沒有實際行為和實質結果的儀式，對人類心靈的影響，其實也可能遠超過實際事件造成的後果。唯心論者對這一點毫無懷疑，即使唯物論者也不能否定人類主觀意識對歷史演進的影響。

馬凌諾斯基說：「當原始人面對未知，感到恐懼，試圖得到對未來的控制感之時，宗教產生了。」作為宗教的代表，儀式就是這樣威力強大的「無所作為之事」：透過儀式，個體和群體取得心理上的平靜，和對未來的希望，從而取得「力量」以繼續個體和群體的存在。

習馬會就是這樣的一場宗教儀式性的會面：馬出於內心對炎黃世胄的想像，要讓中華民國回歸 1949 時含淚揮別的祖國故土。習出於對天朝帝國的夢想，要讓台灣問題儘速定錨專心處理國內維穩難關。這兩人出於各自所代表的組織和群體的立場利益，合作促成了這場儀式性的會面，企圖藉由儀式的舉行，為所屬群體內心的不安與躁慮尋求慰藉，安撫怨靈，賦予自己力量。

台灣民眾基於「兩岸和平可以帶來經濟利益」的想像，對這場會面抱著寧可信其真的有用的心態，雖然內心深知這只是場表演，嘴裡仍不免阿Q地說著正向思考的肯定話語。國際社會的信仰則是「對話勝過衝突，握手勝過打架」，對兩岸關係中深層的矛盾視而不見，就像諾貝爾和平獎歷年來不斷地頒發給世界各地衝突地區的政客，卻諷刺地凸顯了這些地區的和平問題依然處於深夜的黑暗，曙光遙不可及。

爭論習馬會的實質成就或影響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一場儀式性的宗教活動，目的在平慰人心，或者鎮壓民心。平慰的是兩岸社會中對統一抱持渴望的群眾，鎮壓的是兩岸社會中分別對獨立和變革抱持渴望的群眾。

也許可以說，這就是一場除魘和鎮魔的現代政治超度法會。

西方媒體在解讀兩岸問題上，最大的盲點在於對「統一」這個歷史性概念的陌生和隔閡。西方不了解東方的另一個例子是「孝道」，孝道是東方傳統文化與倫理中，最獨特最難以在基督教傳統中找到類比的普遍社會共識。統一相較於孝道，似乎較有普世性，但對比於西方世界所熟悉的兩德統一、義大利統一、美國內戰統一甚至羅馬帝國所代表的歐洲統一等等歷史上的國界重新劃分，中國天朝傳統中的「統一」卻是完全不同的意涵。

如果要找最近似的例子，中世紀時延續近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可能是最適合詮釋「統一」問題的西方歷史。和基督徒信仰著同一個上帝的伊斯蘭穆斯林，早在七世紀時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圓頂清真寺，並且將巴勒斯坦納入勢力範圍。但當時的拜占庭對此並無強烈感受，直到西歐各國的封建勢力穩定並逐漸興盛之後，才由羅馬教皇號召發起了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的口號是明確的：收復聖地。但十字軍成員們的目的和動機卻並非如此：對教皇來說，這是他宣示強化世俗權威的手段，對封建國王來說，這是擴張國家和城邦勢力的方法，對騎士貴族來說，這是脫離僵化的莊園生活的壯遊與冒險，對平民百姓來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信仰的驅使，或者盲目跟隨。

但所有人信誓旦旦地說著的，卻和內心所想的完全不同。所有人都說著聖地和信仰、聖墓與十字架。不是因為他們內心真的相信，而只是因為這才是「共同語言」。這種共同語言甚至滲透到伊斯蘭社會中，以「兩聖地的守護者」的稱號，成為歷代哈里發和蘇丹的宗教地位的認證。

東方天朝世界裡的「統一」也是這樣的性質，統一並不是實際的目的，而只是共同信仰，像是對聖杯的追尋，對十字架的崇敬。統一在東方政治裡是泛宗教性的存在，而不是實際利益上的目的。統一或者追求統一，帶給領導人的不是實質上的利益，而是泛宗性的統治正當性的利益。

理解這一點後，才能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習馬會的意義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