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壢李姓客倌」:民主政治思想的三個關鍵字
講到政治,很多人會說自己是中立理性選民。但這句話非常空泛,聽的人不知道聽到了什麼,講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久而久之,這句話就變成「幹話」,甚至被鄉民用諧音改成「中壢李姓客倌」,凸顯出這句話涵義之薄弱和不確定。
不過,事實上,人類歷史上關於民主政治思想的主要發展和進步,都是圍繞在「中立」、「理性」與「選民」此三個概念以及相關的理論所發展出來的。
當民主徒具虛名
在民主政治裡,投票者被稱為「選民」,每個人都能投票,但是不成熟的民主政治裡「都能投票」常常變成「只能投票」——每個選民都能投票但只能投票選出議員,其他事情全管不著——這是議會政治的缺陷。
議會政治原本的設計是選賢與能,選民把政治權力讓渡給代議士和民選行政首長代為執行,相較於最早的民主制度「直接民主」來說,代議制度通常被稱為「代議民主」或「間接民主」。比起「直接民主」來說,代議民主更有效率,而且可以避免眾愚現象造成暴民統治(Mob rule)。
但代議政治的缺點在幾百年的運作以後逐漸浮現,代議士和民選官員遭到少數人壟斷,壟斷又和血統、階級、資本相結合,其結果就是大多數政治人物都是社會上層階級中權貴集團的一份子,代表權(包括立法權和行政權)成為少數人的禁臠、囊中物,甚至造成政二代、政三代這樣的「世襲政治」。壟斷和世襲政治一旦形成,民主就徒具虛名,只剩下空殼,於民主的實踐上力有未逮。
廿世紀以來,先進國家普遍從封建帝制轉為民主,但也有不少失敗的案例。失敗民主的代表例子有三個,第一個是納粹利用「威瑪憲法」保障小黨、偏向多黨林立的制度設計,鼓動德國社會中的反共情緒,利用德國社會在一戰後對政爭迭起、外交無力、經濟衰退的弱勢政府的不滿,鼓吹社會上對「強大」的期待,從而攫取了德國政體中的一切權力,將德國帶往覆滅的邊緣。
失敗的第二個例子是共產黨革命後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上共產黨聲稱所有權力都永遠屬於底層工農大眾,但事實上這權力僅只屬於共產黨人,一般人民無法監督共產黨,共產黨人也無法監督掌權者,造成極權統治的結果。
失敗的第三個例子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僵化」與「金權政治」,掌握華盛頓政治權力的政客們,受到資本家金權的影響,逐漸脫離原本的草根代表性,政策偏向於資本家而非小市民的利益。政治成為一小撮人,包括資本家、菁英分子、城市頂層階級利益交換的場域,不僅偏離了基層民意,甚至同樣出現「政治繼承」、「政治壟斷」與「威權統治」的現象。例如羅斯福家族、甘乃迪家族、布希家族甚至柯林頓家族都和資本家結盟,華府政客逐漸忽略中西部底層民眾,造成川普這種帶有強烈威權性格的、自身就是資本家的民粹領袖的出現。
針對這些「民主的失敗」,思想家們提出第三種民主制度,在「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之外的第三種民主,也就是「審議民主」。近年來在台灣常常被提到的「參與式民主」,就是審議民主的一個應用面向。
審議民主的思想,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建構者是哈伯馬斯,他在1980~90年代,也就是歐盟逐漸成型的同時,提出了「審議民主」的理論架構體系,這個體系也成為歐盟政治體制的基礎。
審議民主的概念主要在於「深度參與」,也就是將議員(代議士)原本擁有的「定期全權委任」的權力改為部份委任,將投票數人頭改成「審議」之後的共識決。在人類社會現有的政治體制之中,歐盟的制度是最接近「審議民主」的。所以也有人把哈伯馬斯稱為「歐盟之父之一」。(關於這一點,其實不用太認真,因為有很多人都被稱為歐盟的奠基者、建造者、歐盟之父,可以說歐盟有數不盡的爸爸)
政治是理性的?
談完民主如何徒具虛名後,接著我們來談政治活動中經常可見的「理性」宣稱。
理性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辨識真理的能力」,代表性的思想體系就是科學,大多數人都同意科學是「理性的」,因為科學有客觀的標準,嚴謹的程序,並且不受現實利益的影響。
但事實上「科學」究竟是什麼?長久以來也都存在著許多誤解和扭曲。例如說,大多數人認為「經驗法則」是科學的基礎,從現實世界中累積經驗,梳理經驗,總結經驗,得到的結果就是「科學」。但這樣的概念已經受到挑戰,例如「天鵝是白色的」這句話是不是科學?在黑天鵝發現之前這句話是正確的,但在黑天鵝發現之後這句話就被推翻了。那這句話是否還是科學?是否還是真理?是否是「理性的結果」?
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康德,對理性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提出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將理性區分為兩種,並且對這兩種理性的本質以及彼此的關係做了詳細的思想考察。他的理論,對科學和哲學都有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政治、民主等等制度造成了本質上的改變。但同樣的,人類在政治實踐上依據「理性」與「科學」所建構出來的各種民主制度時,皆面臨了上述所說的「三種失敗」。這讓許多思想家開始再度思考「科學」和「理性」的意義。
關於「科學」與「經驗法則」,卡爾波普(Karl Popper)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他認為,所謂的「經驗法則」是不完善的,不能支持「科學」的成立。他提出了「證偽」的概念,也就是人類所提出理論必須能夠被「證偽」才是科學,而被「證偽」之前的種種科學研究成果,應該被視為「成功的假設」。例如說,天鵝是白色的這件事,可以被黑天鵝的存在所證偽,所以這句話是科學的,是成功的假設,可以作為人類據以行動的準則,但僅只限於證偽事件發生之前。
這樣的概念應用在政治社會上,就形成了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的理念體系。在過去,政治思想家在提出一個理念時,都宣稱(並且被視為)這樣的理論是「理性的成果」、「經驗的結晶」、「科學的結論」、「無可懷疑的真理」,然後主張依據這個「真理」來改造社會,造福人類。但波普否定了這種概念,他認為,政治理論如果是科學的,就必須能夠被證偽,而在證偽發生之前,這些理論雖然可以用來改造社會,但並非不可質疑的「真理」,僅只是「假設」。
因此,波普認為,最重要的是社會必須保持「開放」,不能拒絕質疑和檢驗,那些堅持「我是對的」、「我相信的這一套是真理」,不容許他人質疑的人,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在波普的開放社會概念之後,哈伯馬斯又提出了「第三種理性」,他稱之為「溝通理性」。也就是在追求社會的真理、探討政治的理性和制度時,參與者必須具備溝通的理性,只有良好的溝通理性,才能讓溝通發生效果,達成目標,讓人類更接近「科學」、「理性」的政治。
公平正義的內涵
最後一個要探討的概念是由「中立」這個辭彙延伸出來的公平、正義的概念。公平正義一直是理想政治所追求的目標,但公平正義的內涵到底是什麼?什麼樣的規則才是公平?什麼樣的做法才是正義?這件事和「民主」、「理性」同樣是人類思想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十八、九世紀的英國思想家邊沁提出了「效益主義」(早期翻譯為功利主義),他認為(在政治上)能夠達成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就是正確的選擇。也就是說,政府的施政必須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以此為唯一判准,任何決定都必須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目的,不能僅以少數人的主觀認定或者甚至以部份人的私利為目的。
相對於邊沁的,是康德的道德義務論。康德認為,只有遵從純粹的理性,才能避免判斷力的錯誤,從而得出最正確的結果。而實踐這種理性思考的結論,是道德的義務。
這兩種概念的衝突,表現在「電車難題」上。遵循效益主義的人認為,殺死一個人拯救五個人是正確的選擇,而道德義務論者則認為,殺死無辜的人是不對的,就算能夠拯救更多人也不行,救人有很多方法,但絕不能殺人,否則醫院裡可能天天上演「放棄一個剛送進來的車禍傷者,將他的器官移植給其他許多個即將死亡的重病患者」這樣的事情了。
▲ 甚麼是電車難題?
在七零年代,羅爾斯提出了他的《正義論》,對於效益主義和道德義務論提出許多批判和修正,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正義觀」。他批判了許多人習以為常的「公平正義」概念,例如說「讓所有人處在相同的起跑點上」,大多數人認為這是社會公平與否的一個重要條件,但羅爾斯認為這個概念是錯誤的,在許多狀況下,社會必須建立「反向歧視」,讓某些人站在更前面,或者更早起跑,才是公平正義。而評斷「公平正義」的依據,不能僅由效益主義或者道德義務來決定,而是依據「所有人」的共同意志來決定。
這樣的概念,和羅爾斯身處的美國社會狀態有很大的關連。對內來說,美國是一個鬆散的、幅員廣大、文化多元的「弱」的權力分散的政治體系,個人主義是主流思想,各州甚至各郡、各市政府,在自治上擁有不亞於聯邦政府的權力,而個人權力又可以和政府權力抗衡。但美國在政治上面臨的問題,例如墮胎、槍枝、同性婚姻等等,又必須透過所有人的溝通以求共識。如果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各自生活,那麼溝通的必要性從何而來?
關於這些社會建構、政治建構的問題,德沃金提出了「社群主義」作為社會追求共識、遵守共識的理論基礎。德沃金認為,個人主義應用的範圍僅能限縮於一個相對較小的範疇,在法律、政治、民主制度等等領域,個體之間必須有「社群」的自覺,必須有共同生活的認知,並且據此以建立整個社會的內在架構。
類似的建構模型,出現在安德森 1983 年出版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之中,相較於德沃金從美國社會內部進行觀察,安德森則是由東南亞社會的外部進行觀察,在印尼、泰國、越南等國家於二次大戰後所進行的「建構」——包括國家、社會、文化——的建構過程中,安德森透過深入而銳利的觀察,建立了他的民族主義理論,改變甚至推翻了工業革命以來對「民族」以及「民族國家」的想像和認知。
結語
以上是關於「民主」、「理性」、「公平」的近代思想的簡略概述。這些思想家的各種主張之間,彼此也有共通性、互相影響和交流。例如說,德沃金的社群主義和波普主張的「開放社會」對公共意見的形成過程的設想是類似的。安德森對民族主義的破解和重建對歐洲各國由對抗轉為聯盟的過程也是有影響的。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審議民主,和羅爾斯對於公平正義的真相的探討也是互通的。
聽完這些,你是否對「中立理性選民」或者「中壢李姓選民」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