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猩猩的事——性道德的緣起與公共事務的決策

二谷 15 Sep, 2015

「……這整件事，就是智商50的市場行銷術，引來精蟲衝腦的西斯鄉民和好戰的幼兒版教條女性主義者，對上僵化的泛道德極端保守人士，鬧劇一場。」

——某不願具名人士對波卡事件的評語。

市政府橫柴入灶，執意照原定計畫發售波卡。四個小時內三萬張就銷售一空。賣完後，議題似乎也就冷卻了，但這也是開始理性探討的時機。

性本來就是敏感議題，而且是日常生活中的敏感議題，除了封建時代殘留的性別歧視，和因此而起的種種性別人權爭議外，即使在高度現代化的職場裡，性別相關議題，例如性騷擾，也都是辦公室關係的地雷，任何大型公司都對此小心翼翼。

但波卡事件後外媒對此次事件的「寰宇搜奇」觀點的嘲笑式報導，也許反應出了性議題的另一個面向：當事不關己時，性議題是一個非常能引起注意並提供娛樂性、引起受眾直覺的興奮感和關注的新聞話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切身性。當事不關己，性就只是娛樂；一但牽涉自身，性就是天崩地裂。當性愛只是影片，觀賞起來輕鬆無比；但自己親身上陣，就成了終身大事。

為什麼這次悠遊卡公司策劃的六十款悠遊卡，只有這一款產生爭議？很顯然就是因為牽涉到了性。但性是什麼？這次事件中屢被提及性產業的工作權是什麼？性自主的意義是什麼？性禁忌？羞恥？道德？在這些辭彙和思想的背後，深層的原因是什麼？

這些問題非常複雜，所以這裡只討論「性的道德基礎」這一點的其中一個觀點。

▎性道德的來源

人的道德起源有許多理論，這些論述經常指向「直覺」，也就是直覺的好惡，大略來說，道德就是一種系統化的好惡。關於這一點，因為篇幅所限，有興趣者可以自行搜尋倫理學相關的資料來理解。

而好惡的原始形態是生理層面的精神感受，例如說狂犬病引起的恐水症，這是因為神經系統被病毒侵入受損而引起的，患者只要看見水、聽見水聲、看見或聽到「水」這個字，都會引起不自主的咽喉痙攣，並且在精神上感到恐懼。

除了恐水症這樣特殊的急性疾病，人類還有許多基於生理性原因的精神上的厭惡，例如：

密集恐懼症：對蓮藕等具有特殊形態的自然或人工圖形產生恐懼。

恐血症：一看到血就會昏倒，患者並非膽小，人生也未遭受任何意外，但只要看到血就會在自己意識到自己看到了血之前昏倒。

蝴蝶恐懼症：只要看到蝴蝶就會恐懼。類似能引起恐懼或厭惡的還有蟑螂、老鼠等。

恐裸體症：成因不明，但確實存在的精神官能症之一（稱之為「症」是一種歧視性用法），患者（這也是帶有貶意的用法）會擔心自己失去衣服成為裸體，也會擔心看見別人的裸體。即使患者本人在理智上非常清楚裸體是無害的，但無法控制內心產生的恐懼和厭惡。

恐男症：顧名思義。

以上的極端好惡，都沒有被人類文化系統化為道德，沒有被納入倫理體系。我們可以用客觀的態度來看待並且接受「世界上真的有這樣的人」，其原因之一是這些好惡的稀有性，也就是非切身性：

既然不是發生在我身上，那就可以很簡單地以一種「生理異常」來看待，就像生來缺手缺腳，或多手指多腳趾一樣，不常見但可接受，而且沒有道德問題。

▎好惡的基因層面：偏向開放的性態度與偏向隱匿的性態度

人類對性的態度，尤其是所謂的「開放性」和「隱匿性」在起初時也僅只是一種生理上的好惡。當然我們無法經由時光機觀察研究文明形成前的原始人類社會，但我們可以透過觀察動物，尤其是和人類血緣最近的黑猩猩等族群社會中的個體行為模式，來「猜想」原始人類的樣貌。

當然這樣的猜想很可能淪為一廂情願的白日夢演化論，就像許多演化學者在功能論上所犯的錯誤一樣，過於簡單地將生物表徵與功能，以在研究室裡的幻想將之連結在一起。

低階物種的交配行為是完全生物性的，毫無社會性可言，只有單純的移動、相遇、交配、分開。稍微高階一點的生物則透過散佈特殊氣味等訊號來吸引異性。更高階的生物則會在相遇後加上審查的過程。脊椎動物的交配又更複雜地多，從公蛙之間的敵對競爭，到公鳥之間的展示競爭、牛鹿的角鬥、虎豹的領域，最後發展出「群體、族群、社會」的共同生活和固定伴侶，例如非洲象。而和人類演化關係最親近的兩個族群：大猩猩和黑猩猩，則已經有了綜合以上各種擇偶過程的複雜機制。其中黑猩猩屬的獨立物種波諾布猿（倭黑猩猩），具有介於人類和其他生物間最大差異的代表性行為之一：性的社交性。

所謂的社交性，指的是非出於交配動機的性行為。在科學家對波諾布猿的觀察中發現，波猿除了和其他猩猩同樣的理毛、扒蝨、遊戲、合作覓食……等社交行為之外，還有性社交。也就是將性作為一種社交行為而非繁衍行為。透過普遍參與的、日常的性社交，族群可以更融洽地在母猿的領導下共同生活，從而增進了物種延續性。研究者也發現，在這些性社交中，處於社會地位較低的一方通常是發出聲音的一方，而當對方的社會地位越高，低階者發出的聲音也就越大。

和波猿的母系社會不同，黑猩猩的族群是父系社會，由一隻成年公猩所領導，族群的組成類似於人類封建制度中的一夫多妻大家庭，成員皆是領導者的卑親屬，偶有外來者加入，但新加入者都必須從最低下的位階開始，藉由覓食、理毛等行為，逐漸提升地位。最後才能在公猩猩面臨生理年齡帶來的危機時，透過武力取得繼承。在黑猩猩的社會理，性當然沒有社交性，而純粹只是用於繁衍，但和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位居領導位置的黑猩猩會監視其他成員間是否有性活動，以維持自己的基因延續性。其他低階的雄性成員在這種監視下，只能偷偷地進行性行為，而且一但被發現後果極為嚴重。

這兩種和人類最相似的靈長類，卻有相反的性行為取向：在波猿社會裡，性是共享的、普遍的、開放自由而且帶來和平和團結的。但在黑猩猩社會裡，性的限制才是和平團結的基礎。也就是說，對前者而言，開放的性是好的，隱匿的性是自私的。但對後者而言，開放的性是危險的，隱匿的性才是安全的。

如果人類是波猿的後代，那麼我們應該生活在一個隨時隨地可以和陌生人發生性行為的社會裡。如果人類是黑猩猩的後代，那我們應該生活在一個只有皇帝才有權進行性行為的世界裡。

人類當然不是這兩種物種的後代，事實上人類的演化是複雜的，在漫長的演化史中，曾經出現多種不同的人，或者說猿。如果以文化做為人和猿的分界，那麼真正的人一萬多年前才出現。如果以基因學為分類，現代智人出現的時間大約是十萬年。在人類和黑猩猩、波猿分開演化的數百萬年來，出現了許多人屬的物種，那些我們習慣稱呼的「XX原人」，其實應該較接近猿而不是人。也許比較接近波猿、黑猩猩，而不像人。

於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產生了：這些原始猿人，是比較像波猿？還是比較像黑猩猩？還是說，其實這些猿人都是我們的祖先？如果這些形象、行為各異的猿人都是我們的基因和文化祖先，那麼現代人同時具有「將性公開」和「將性隱匿」的傾向也就理所當然了。

▎「開放」與「隱匿」的性態度是否有正邪之別？

我們尚無法得知以上的敘述是否為真，這是人類知識的邊緣地帶。人類對「性」的認知依然處於探索階段，這當然和性的禁忌有關：過去幾千年來人類對性慾的解釋，要不是像宗教誡律那樣出於先驗道德的滑坡推論，就是佛洛伊德那樣基於基進改革的半科學異想。直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的性解放之後，人類才開始「正視」性，也才開始脫下異色眼鏡從生物科學角度研究。

先擱置這些爭議，試著以「倫理道德的起源是生理好惡的系統化」這個假設出發，那麼應該可以繼續這樣的推論：人類社會在過去幾千年間，大多維持父系形式，所以現存的倫理、道德大多具有父系色彩。性禁忌就是這樣形成的，由於類黑猩猩系祖先傳下的對性的「隱匿性」「獨佔性」「單向性」的偏好，人類目前所抱持的性態度、性道德也大多是如此的。但類波猿祖先同樣在人類文化裡留下影響，例如母系社會體制和傾向於開放、自由、社交的性態度。

而切身性（自己的立場）則讓我們只能接受其中一種，難以接受另一種不同的性觀念，在無法解釋的強烈厭惡情緒下，只能以道德評價之，將其判定為「不道德的」。

理解這一點以後，應該可以較為客觀地看待「開放性」和「隱匿性」的人類性態度：也許這兩種都是我們天生基因的一部份，而且沒有高下、優劣、正當邪惡的區別。關鍵只在於：「不能以自身偏好態度強加於他人身上，甚至以道德理由控制他人行為」。

道德規則（倫理）只是人類將自身原本已有的好惡加以抽象化、系統化、教條化之後的結果，並沒有絕對性。被罵偽善的保守派們，他們最大的錯誤是將所屬群體的好惡道德化，強加於他者之身。但他們也許並非虛偽，當然他們的論點中可能有自我矛盾，但基進者的論點同樣也常常自我矛盾。保守派們只是保有著比較「古典」的觀念，而且聯繫於這個觀念的做法是過時的、錯誤的。做法錯誤不代表觀念本身的錯誤，性的隱匿性就是這樣：許多人有「隱匿」的渴望，但選擇了錯誤的手段，以致於汙名化了「隱匿性」本身。

回到原本議題，當前的世界潮流是性自主和性別平等，堅持「古典」性觀念者只佔相對少數。但如果我們願意為社會上僅佔5%的身障同胞設立各種無障礙設施，那為何不能考量少數人對「性公開」的反感、對「性隱匿」的需求，而訂立一個稍微違反性自由理想的「公共行為準則」，包括「公營的悠遊卡公司不得販售（性）限制級商品」？如果一個進步者採取了強迫性的手段來統一、消滅所謂的「保守守舊團體」，這樣的行為和威權何異？

▎公共決策的依據

最廣為人知的兩種決策模式是邊沁提出的功利主義（效益主義）和康德提出的道德義務論（定言令式）。但這兩種思想都已經有幾百年歷史，漸漸不符合當代複雜社會的需求，所以後繼者也提出許多嶄新的觀點，例如自由主義勞爾斯的正義觀，和批判理性主義卡爾巴柏的開放社會理論。

邊沁的功利主義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個行為（措施）的好壞，取決於這件事情對個體影響評估的加總。例如說某個政策可能會讓富人繳納高額稅金，但可以讓窮人得到醫療，整體來看，這件事利大於弊，那麼就是值得去做的。

這種評估的盲點在於如何量化「影響」，富人損失一百萬元換來窮人得到一百次手術，這樣合算嗎？那如果只換到十次？或者一千次？結果還是一樣嗎？金錢能夠和正義互換嗎？情感呢？因為這些明顯的闕漏，功利主義已經被視為一種「只侷限在部份領域成立」的思考模式。

康德的道德義務論則是主張：人的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是理性道德，正確的事一定是正確的，即使會帶來短期的傷害，但長久看來堅持道德義務的行為才是正確的。這個主張在許多範疇得到廣泛的實踐，例如說在犯罪偵查中的「毒樹毒果」理論：透過不正當手段取得的證據，即使有助於將犯人定罪，但卻被認為是不能當作呈堂證供的。

但這種理論同樣面臨了如何界定「理性道德」的問題，什麼樣的事才是「符合理性的、正確的」？既然人類社會的文化具有多元性，而且彼此間差異甚大，社會又複雜無比，隨時可能發生前所未見的情況，要窮盡社會現象是不可能的，所以建立「完整的定言令式的集合」也是不可能的。

最近幾年漸漸為台灣社會接受的勞爾斯的正義觀，可能可以算是功利主義的最新詮釋，這樣講一定很多人反對，但相較於卡爾巴柏的開放社會，勞爾斯不管是國籍或者思想內容，的確比較接近邊沁。出身歐陸的卡爾巴柏，則繼承了康德以來的理性傳統。

關於勞爾斯的正義觀在公共決策上的應用，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蒐集資料並且做出詮釋，結果也許相同，但在這裡我只舉卡爾巴柏的思想為例。

相較於其他學者對「真理」毫無疑問地存在的信仰，巴柏採取了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他認為：真理即使存在也尚未被揭示，我們身處於一個未完成的世界。這樣的世界觀來自於他和當代科學之間的密切交流，巴柏受愛因斯坦的啟發，對「科學世界被顛覆」這件事感受深刻，他最先研究的是科學哲學，也就是「何謂科學」的哲學，提出了「證偽」的概念來檢視論述的科學性。1945年發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闡釋他對當代社會的看法。

在公共事務上，他主張「真理尚未被發現」（馬克斯主義或資本主義等全稱式的詮釋都是不足的），所以社會必須保持開放，對任何意見採取審慎的態度評估，不能僅以現有已知的知識來評斷是非。應用在決策上，他主張「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是不存在的幻想」，所以必須以瑣碎工程為過程，以「最小傷害」為標準，謹慎地、開放地進行社會改革。

如果我們接受巴柏的主張^註1，那麼也許我們應該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