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漁業怪談記（一）平時管越少越好，出事要幫越多越好

為什麼你都沒有好好教我？

在入獄服刑前，一位大盜眼露埋怨對著在監所外的母親說。

母親低著頭、揪心地說，「叛逆的孩子啊！當初是你說18歲以後叫媽媽不要管你，說你會自己負責的啊……。」

這樣的故事場景，到底要責怪誰？是強盜還是母親，造成了難以挽回的錯誤呢？

現實中，我們也常面臨這樣的場景。4月底，一群拖網漁民包著遊覽車北上漁業署抗議，認為近期修正的拖網管理規範限制了拖網業者捕魚的權利，並且抗議修法對於非法拖網的裁罰太過嚴格。

其實早在民國66年台灣省就公告「拖網漁船禁漁區」：禁止所有拖網漁船於近岸3海浬內作業；禁止50噸以上拖網漁船於距岸12海浬內作業。不過，台灣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在漁業界特別嚴重。根本性的問題在於，擁有立法權的漁業署，沒有實際的執法人力配置。所以，一直到了去年7月，在海巡署長李仲威的要求下，推動以漁業資源巡護為目標的「護永專案」，加強海域非法漁業的查緝，才開始真正重視非法拖網作業的取締。

過去在一些漁業資源管理會議上，不乏聽到延繩釣、刺網、籠具業者對拖網業者的抱怨。常聽到的說法是：「拖網才是真正破壞漁業生態，政府要好好處理」，但是當漁政單位對拖網加強取締、提高罰則時，卻只會看到拖網業者跳腳，大張旗鼓的抗議，但當初將漁業資源枯竭矛頭指向拖網的其他漁業團體，卻礙於「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不好自己人打自己人，因此也不會出聲支持加強拖網管理的政策。政府單位當然有義務捍衛漁業資源管理的決心，但是「做好沒賞、打破要賠」的情況下，好好做事的人是沒有得到應有掌聲的。

沒有邏輯的自相矛盾

台灣人常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情節，看到別人去走後門、鑽漏洞，一方面覺得真不公平、一方面又帶有點羨慕的神情。一方面希望政府出面管制非法行為，一方面又認為有時候鑽點漏洞無傷大雅，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說法自相矛盾。

民眾的觀念有時候像強盜兒子一般，平時希望政府不要管太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但是真的出事了，卻會直接把矛頭指向政府，認為政府都沒有盡到管理的責任。一旦政府硬起來，要嚴格執法，卻又遭遇另一群被管理（約束）者的反彈，透過民意代表，或是透過集體的壓力，讓政府執法上遭遇兩難。

到底是要管？還是放鬆一點管？如果一切依法處理，卻可能在裁罰階段遭遇到關說，那麼對於公務員較輕鬆的方式就是：選擇性執法。有輿論壓力來時，做一些績效，當沒有輿論時，就大家相安無事。也就是這樣的氛圍，讓民眾認為，一兩次違法沒關係，所以到了公開會場上，還可以聽到，「阿我才違法兩次，就要開罰？能不能累計幾次再罰」的謎樣之音。

知法犯法卻還討價還價，法令形同壁紙

當過去執法沒有落實，或是不同地區執法標準不一時，就會出現「鑽漏洞」的心態。比方說海巡署去年推動「護永方案」後，某些漁業團體就反映：「明明過去就可以，為什麼現在不可以？」但如上文所述，拖網規範從66年就訂定了，只是因為過往漁業問題比較不受重視，所以才一直縱容非法拖網行為存在的事實。

許多時候，其實法令規定都完備了，但是常常中央制定的法規，在地方執行卻困難重重，還有執法者嚴格取締開了單，卻被身為立法機構的民意代表出面銷單的情況。這樣的場景多了，導致執法者心灰意冷，不如好好演一齣大家都開心的戲。執法原本是依法執行，卻變成了充滿藝術的行動。

可是，我們怎麼會讓「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習慣成自然呢？犯法本該就要受罰，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識不是嗎？為何變成大人後卻學會討價還價？平時要求政府不要介入管理，一旦發生災害，或是因管理不佳遭市場國貿易制裁時（例：遠洋漁業被歐盟舉黃牌），才反射性地要政府出來負責。但是，有些事情是累積的歷史共業，當過去沒有好好管理時，問題就會累積至今日，然後在某個時間點爆發。

然而，民眾通常不管那麼多，反正遇到事情總要找個出口：罵政府，最簡單。

反正罵政府不用錢，也不傷彼此的和氣。但是，罵政府，真的不會解決問題。甚至，這樣的政府，是我們有意的調教出來的。

我們都曾經跟媽媽說：「不要管我，我會自己負責」。

但是，到了出事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