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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漁業怪談記(一)平時管越少越好,出事要幫越多越好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為什麼你都沒有好好教我?

在入獄服刑前,一位大盜眼露埋怨對著在監所外的母親說。

母親低著頭、揪心地說,「叛逆的孩子啊!當初是你說18歲以後叫媽媽不要管你,說你會自己負責的啊……。」

這樣的故事場景,到底要責怪誰?是強盜還是母親,造成了難以挽回的錯誤呢?

現實中,我們也常面臨這樣的場景。4月底,一群拖網漁民包著遊覽車北上漁業署抗議,認為近期修正的拖網管理規範限制了拖網業者捕魚的權利,並且抗議修法對於非法拖網的裁罰太過嚴格。

其實早在民國66年台灣省就公告「拖網漁船禁漁區」:禁止所有拖網漁船於近岸3海浬內作業;禁止50噸以上拖網漁船於距岸12海浬內作業。不過,台灣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在漁業界特別嚴重。根本性的問題在於,擁有立法權的漁業署,沒有實際的執法人力配置。所以,一直到了去年7月,在海巡署長李仲威的要求下,推動以漁業資源巡護為目標的「護永專案」,加強海域非法漁業的查緝,才開始真正重視非法拖網作業的取締。

過去在一些漁業資源管理會議上,不乏聽到延繩釣、刺網、籠具業者對拖網業者的抱怨。常聽到的說法是:「拖網才是真正破壞漁業生態,政府要好好處理」,但是當漁政單位對拖網加強取締、提高罰則時,卻只會看到拖網業者跳腳,大張旗鼓的抗議,但當初將漁業資源枯竭矛頭指向拖網的其他漁業團體,卻礙於「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不好自己人打自己人,因此也不會出聲支持加強拖網管理的政策。政府單位當然有義務捍衛漁業資源管理的決心,但是「做好沒賞、打破要賠」的情況下,好好做事的人是沒有得到應有掌聲的。

台灣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在漁業界特別嚴重。根本性的問題在於,擁有立法權的漁...
台灣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的現象,在漁業界特別嚴重。根本性的問題在於,擁有立法權的漁業署,沒有實際的執法人力配置。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沒有邏輯的自相矛盾

台灣人常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情節,看到別人去走後門、鑽漏洞,一方面覺得真不公平、一方面又帶有點羨慕的神情。一方面希望政府出面管制非法行為,一方面又認為有時候鑽點漏洞無傷大雅,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說法自相矛盾。

民眾的觀念有時候像強盜兒子一般,平時希望政府不要管太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好,但是真的出事了,卻會直接把矛頭指向政府,認為政府都沒有盡到管理的責任。一旦政府硬起來,要嚴格執法,卻又遭遇另一群被管理(約束)者的反彈,透過民意代表,或是透過集體的壓力,讓政府執法上遭遇兩難。

到底是要管?還是放鬆一點管?如果一切依法處理,卻可能在裁罰階段遭遇到關說,那麼對於公務員較輕鬆的方式就是:選擇性執法。有輿論壓力來時,做一些績效,當沒有輿論時,就大家相安無事。也就是這樣的氛圍,讓民眾認為,一兩次違法沒關係,所以到了公開會場上,還可以聽到,「阿我才違法兩次,就要開罰?能不能累計幾次再罰」的謎樣之音。

知法犯法卻還討價還價,法令形同壁紙

當過去執法沒有落實,或是不同地區執法標準不一時,就會出現「鑽漏洞」的心態。比方說海巡署去年推動「護永方案」後,某些漁業團體就反映:「明明過去就可以,為什麼現在不可以?」但如上文所述,拖網規範從66年就訂定了,只是因為過往漁業問題比較不受重視,所以才一直縱容非法拖網行為存在的事實。

許多時候,其實法令規定都完備了,但是常常中央制定的法規,在地方執行卻困難重重,還有執法者嚴格取締開了單,卻被身為立法機構的民意代表出面銷單的情況。這樣的場景多了,導致執法者心灰意冷,不如好好演一齣大家都開心的戲。執法原本是依法執行,卻變成了充滿藝術的行動。

可是,我們怎麼會讓「立法從嚴、執法從寬」習慣成自然呢?犯法本該就要受罰,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識不是嗎?為何變成大人後卻學會討價還價?平時要求政府不要介入管理,一旦發生災害,或是因管理不佳遭市場國貿易制裁時(例:遠洋漁業被歐盟舉黃牌),才反射性地要政府出來負責。但是,有些事情是累積的歷史共業,當過去沒有好好管理時,問題就會累積至今日,然後在某個時間點爆發。

然而,民眾通常不管那麼多,反正遇到事情總要找個出口:罵政府,最簡單。

反正罵政府不用錢,也不傷彼此的和氣。但是,罵政府,真的不會解決問題。甚至,這樣的政府,是我們有意的調教出來的。

我們都曾經跟媽媽說:「不要管我,我會自己負責」

但是,到了出事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罵政府不用錢,也不傷彼此的和氣。但是,罵政府,真的不會解決問題。甚至,這樣的政府...
罵政府不用錢,也不傷彼此的和氣。但是,罵政府,真的不會解決問題。甚至,這樣的政府,是我們有意的調教出來的。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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