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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珞亦、洪婉珩/我是落跑醫師?因SARS而起的大法官解釋

金銀潭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兩名醫護人員身穿全套防護裝備。 圖/美聯社
金銀潭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兩名醫護人員身穿全套防護裝備。 圖/美聯社

春節期間,中國武漢傳出新的肺炎,且該肺炎與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有關,目前疫情在中國已經大爆發,且有數個城市宣布封城或採取封閉式管理。在台灣,截至15日止,也有18名確診案例,但目前尚未有社區感染,疫情仍在受控範圍,但因為搶購口罩的關係,反引發另一波恐慌。

這樣的疫情,也讓人想起2003年的SARS事件。

SARS事件,究竟怎麼爆發?

SARS是在2002年中國廣東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傳染性強、死亡率高,但因為中國政府隱滿疫情,導致疫情迅速擴散全球。

直到2003年3月14日,台北市爆出第一起SARS病例,SARS期間,總共造成664個病例(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月重新篩選出346個實際病例),其中有73人死亡。

不過,真正的危機在台北市和平醫院,當時院內爆發集體感染,因此台北市政府依據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如果你和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就可以被主管機關留驗,甚至有必要,可以到指定地點檢疫,或是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處置。

當時台北市政府就在這樣的規定下,公布「臺北市政府SARS緊急應變處理措施」,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的和平醫院員工召回「集中隔離」。當時和平醫院附近都遭封鎖,引起當時台灣社會嚴重恐慌。

2003年和平醫院院內有兩名洗衣工遭感染SARS,消毒人員在洗衣間來回消毒。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2003年和平醫院院內有兩名洗衣工遭感染SARS,消毒人員在洗衣間來回消毒。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醫院封院,醫師落跑?

其中有一位周醫師,接受到命令時,他認為回去醫院絕對死路一條,因為就他專業判斷和平醫院不可能隔離一千多人,只會造成院內交叉感染,疫情更加險峻。所以他決定自行進行居家隔離,以及透過傳真、投書等方式傳遞「不可入院交互感染」的訊息。

等到事件落幕後,台北市政府卻宣布他是「落跑醫師」,對他進行處罰。

他提出抗辯認為,當初幾十個人共用一間浴室、根本完全沒有隔離,甚至沒有告知家屬原因,就將受感染死亡的患者迅速火化,封院根本是錯誤政策。之後,他提起行政訴訟,敗訴後,進而聲請大法官解釋,他主張系爭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正當法律程序」。

另外,他認為強制隔離,就是一種對憲法第8條保障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如果要限制人身自由,就一定需要事後的司法救濟權,例如要有「法官」來做審核,但當時制度沒有法官審核機制就強制隔離人民,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2003年和平醫院隔離期間,一名被隔離的醫護人員丟出字條表達訴求。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2003年和平醫院隔離期間,一名被隔離的醫護人員丟出字條表達訴求。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釋字690號解釋:沒辦法,防疫貴在迅速?

為什麼當事人會主張要「法官」來審核?是因為在台灣法制下,如果人身自由要限制,都需要法官來審核。例如要「羈押」,由「檢察官」來聲請,但由「法官」來裁定。或是外籍移工要被收容,移民署最多只能收容15天,如果要超過15天,或是在15天內被收容的人認為移民署違法,就要交給法官裁定是否要繼續收容。

但在釋字690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基於醫學專業及迅速防疫之要求,強制隔離不是由法院決定,而是由主管機關決定,符合醫療判斷的專業性,因此並無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不同意見:一定需要法官作為制衡?

不過,這號解釋卻引起許多大法官的不同意見,都指向一個結果,如果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都一定需要「法官」審核的機制,雖然不一定要在24小時內決定,但至少要設計出一個合理的時間,來讓法官審核。

畢竟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這件事,是一種重大基本權之剝奪,程序設計一定要謹慎,正如羈押程序一樣,讓聲請羈押的一方盡到說理義務,讓事情透明化、人民有知的權利,也有相應的防禦措施,才是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

但也有大法官認為,如果讓法官在傳染病的人身自由限制案中審核,也不過是讓法官變成橡皮圖章而已,沒有必要。

社會安全 vs. 基本人權

在社會中公共安全受威脅時,政府面臨到是要維繫社會安全,來限制人民多一點的基本權,還是堅守保障人權的機制?在恐懼蔓延下,多數人民希望自己不要得病,所以越多隔離越好,但此時也會讓國家法治開了個洞,以人民的恐慌來合理化漏洞的正當性,最後有可能成為侵害人權的破口。

正如許玉秀大法官所說,當代憲政體制建立在對體制的悲觀上,所以需要相互制衡。但這樣的制衡會不會造成效率變慢,反而讓事情無法解決?隨著法治越趨成熟的社會,我們透過專業的展現來保護社會安全,但安全和人權,兩者該如何取得平衡,便是憲法上永恆的辯論與難題。

2003年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附近南門國小迅速進行消毒作業,以防擴散。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2003年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附近南門國小迅速進行消毒作業,以防擴散。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台灣法制的前進

之後,立法院重新修正《傳染病防治法》,讓法制面更趨完整,例如在施行細則中便提到,在做必要處置時,要注意當事人的身體及名譽,不可以超過必要的程度。

另外,2014年時,立法院三讀通過《提審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但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即時由法院審查者,依其規定。」(簡單來說,提審就是向法院說我被限制人身自由是不對的,法官你來審核一下。)

也就是說,在傳染病下被強制隔離,應該給予受強制隔離治療的人民救濟的管道。例如現在的《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就有規定,要由主管機關公告的防治措施來處理,並且要通知本人或是家屬。

因此被隔離時,主管機關會發一個「法定傳染病隔離治療通知書」,其中就有寫到:「您或您的親友有權利依照提審法的規定,向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且「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正「法定傳染病病患隔離治療及重新鑑定隔離治療之作業流程」,有興趣的話也可參考。

如果要提審,法院受理後,要向機關發出提審票,並在24小時內應將受強制隔離治療的案件交給法院。若法院審理後認為不應受強制隔離治療,則應裁定釋放;若認為應強制隔離治療,就駁回提審聲請,但就駁回之裁定,當事人不服得向上級法院提出抗告,作為最終救濟途徑。

當然,法官可以做裁定,不代表他就會隨意做出釋放的決定,這個制度只是希望透過法官當作最後一道防線,避免不公平情事發生。

經過釋字690號解釋後,原缺乏法官審核的機制,也在其他法律相應修改或通過後加以法制化,只是必須由當事人主動提起。但至少相較過去,我們對於人身自由的保障,也算是慢慢前進。

2月6日,一名醫護人員為進入醫院的民眾量體溫。 圖/歐新社
2月6日,一名醫護人員為進入醫院的民眾量體溫。 圖/歐新社

  • 文:劉珞亦:東吳法律系畢業,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喜歡觀察政治和選舉,喜歡聽故事,也喜歡講故事,希望打破知識的語言隔閡;洪婉珩: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雙主修法律系,研究所正式歪向法律這條不歸路,東吳大學法研所公法組畢業。現為執業律師。非常喜歡運動和說話。認真覺得法律常識在台灣應該更普及一點,對話起來才能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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