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常婷／《1947之後》：生之陌異，二二八的日常與非日常

特約作者 20 Feb, 2020

弗洛依德在《暗恐》（The Uncanny）中討論到的陌異感，除了是日常生活中的恐懼感，也將日常和異常的正反兩義結合在一起，對我來說，就是《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裡每一篇文章都意圖展現的，從悲劇發生之前到之後，埋藏在日常裡的異常，兩者互相干涉，人們試圖在夾縫中收拾與療傷。

1947之後的日常與非日常

這份以備忘錄為名的小書集結多位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以二二八為開始，包括其後的一連串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的人們面臨無從想像的恐懼與痛苦。如今我們透過文字所閱讀、理解的是事件本身，對身處其中的人們而言，卻是時時刻刻必須面對的日常。

直至今日仍須不斷提及二二八，並非僅是政治上的緣故，更是現代人集體記憶之鬥爭。事件本身不能只是一個簡單的名詞、一個標籤，背後所乘載的事物，也不容許隨著網路時代的演變而日漸輕薄。

舉例來說，在我成長的台東，於二二八時是相對較平穩的地區，因此身邊的長輩鮮少提到。我認識的一名軍人長輩出生於本省家庭，在軍隊裡他得到的訊息是，蔣介石的威壓統治為逼不得已，因當時台灣已被極多的共產黨間諜滲透，而國共之間的爭鬥延伸到台灣，國民黨仍處於戰爭的氛圍下，面對混亂的局勢只能以殺人為最終手段，倘若蔣介石不這樣做，如今台灣早已由共產黨所統治。

除此之外，若要提到二二八事件，也總有大人以「外省人也有被殺」作為話題的終結，儘管年少時的我一直認為傷痛是不能比較的，在整場談話中最令人難過的，總是受害者無法被承認與理解。

我也因而認知到，自己習以為常，甚至是在舒適圈內大家一同關心的歷史事件，對其他人而言可能並不容易理解，甚至早已簡化為一個詞彙。曾有人告訴我，學習歷史應當要從各個角度分別探索，最後組成屬於自己的觀點，若確實如此，那麼知識的取得管道就會相對重要。

二二八平反運動的推手、父親為受難者的林宗義，曾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攝於1995年。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傷痕至此，何以銘記？

《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大多篇章為非虛構寫作，事件與事件間的串連由作者拾掇揀選，均有所本，卻又幾乎是故事的：將牆中父親誤認為床母的孩子、寫作台灣史的青年、畫家與其妻子、女子之見證……凡此總總，都圍繞著相同的悲命所延展。

其中〈林家人的奧德賽〉裡，作為二二八平反運動的推手、父親為受難者的林宗義醫師有一段話令我印象深刻：「我記憶中的重要事件、情景、主要人物，特別是我父親的言談和思想，仍在我心中栩栩如生。（二二八）事件中幾乎每一天所發生的事，伴隨著無法忍受的痛苦，回到我心中。有時，即使沒有絲毫的刺激，也會使我想起這些事。」每時每刻的眷戀與痛苦，埋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生存下去不可避免的精神之刺。

在閱讀這本書時我心中不斷浮現的念頭，就是想將書偷偷放到家中長輩的書櫃上。

一個詞彙究竟會因長時間的講述，以致於失去力量，還是由於不再講述、不被記憶，導致不再擁有意義呢？

關於台灣的故事總有一個最大的難題：「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裡？將往何處去？」認同是這樣的困難，以至於最細微的差異都會導致分化，因差異而生的對立，最終造成悲劇。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曾在演講中提到，對於無法回答自己是誰的人，歸屬可以讓他找回意義，但如果歸屬感是狹隘的，它也會產生危險，尤其是排外的危險。在本書的背景裡，沒有人不在尋找歸屬，有人甚至為了尋求答案而死，傷痕至此還遺留在社會中，至此都在。

究竟要如何才能記住一個詞彙呢？

我想這是屬於我這一代人的日常抗爭，與自身和他人集體記憶的抗爭。我希望重要的字與日期永遠留存，但當我得到講述的機會時，我要不斷、不斷的說，直到詞彙由輕變重，直到人們終能理解、接受，這或許便是文字方能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