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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世鐸/懸而未決的「公共」: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協商劇場」

2020年11月20日,協商劇場試演場:離岸風電進行式。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2020年11月20日,協商劇場試演場:離岸風電進行式。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在台灣,美術館可能是公共的嗎?大學又可能是公共的嗎?這或許是在穿越2020台北雙年展的公眾計畫「協商劇場1中,我們能夠向台灣的美術館、大學,乃至整個社會提出的疑問。

「公共」與在地民主實踐的斷裂

這樣的提問看起來或許有點無稽。在私人美術館並不興盛、多半美術館由政府出資以行政機關或行政法人形式成立的台灣,美術館顯然無論如何都應該是公共的;而無論國立、私立,從招生、經費到研究計畫,都和政府政策方向高度連結的大學,也顯然應該是公共的。

然而,身處走過漫長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美術館和大學卻又很可能和西方民主國家有截然不同的社會意涵。就以主辦台北雙年展的臺北市立美術館來說,緊接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設置(1981)和《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立法(1982)之後成立(1983),她一方面肩負著在面對經濟爆發性成長的威權統治國家裡,政府「培育現代國民美學素養」的社教意涵;作為「台灣第一座公立美術館」,一方面也和1987年落成啟用(但遲至1992年才正式成立)的中正文化中心,共同象徵了威權統治者「唯台北中心」的文化視野。

另一方面,同一時期,從1950年代開始的地方選舉所累積的政治經驗,開始和各種街頭運動匯流,形成巨大的民主化動能。但在這個階段,藝術的政治表現著重在創作者對建制的衝擊、對表現自由的主張,以「街頭」(無論抗爭或選舉集會)為主要場域的民主實踐,和多半仍然居於「殿堂」的藝術,並未能真正合流。從這個脈絡來看,以社教為核心的台灣藝文場館(美術館當然也在內),是否在民主化後必然走向公共,其實懸而未決。

2020年11月28日,協商劇場:你我與氣候足跡。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2020年11月28日,協商劇場:你我與氣候足跡。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台灣走向民主化後的初期,同時也是大量歸國學人從西方帶回新興思想,並開始和社會運動與議會民主體制協力進行政治實踐的階段。許多進步議題如婦女運動在這個階段成為重要的政治議程,最後也建立了今日許多社會制度重要的法制基礎。然而,當「體制內改革」的路徑漸趨成熟,議題愈加專業化與複雜化,源自街頭的台灣民主化核心動力,也就在日常政治運作中逐漸失去角色。

除此之外,從1958年美援會改組後成為台灣計畫經濟與決策核心的治理模式,歷經經合會、經設會、經建會,直至今日的國發會而未改,大學學院儘管對於創新的治理模式多所引介,但在面對治理實務的日常運作時,也顯得欠缺足堪對話的語言。

在這裡,執政者、官僚體系、學院和民眾之間產生了難以跨越的鴻溝:執政者帶著民眾巨大的政治期待上台,在面對專業而複雜的政治議程時,往往空有政治能量,卻欠缺細膩的技術領導舊的治理體系回應新問題,而學院所能提供的新語言,在選舉週期循環下也顯得收效有限。

當感性的公共(美術館)和理性的公共(學院),與在地原生的民主實踐(街頭)斷裂,我們在「協商劇場」中看到的,其實是一次美術館和學院攜手積極找回公共的努力。

2020年12月5日,協商劇場:治理助孕科技。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2020年12月5日,協商劇場:治理助孕科技。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從理性到感性的換位思考

有別於在台灣已經行之有年的「審議式民主」,儘管同樣立基於參與者對資訊的充分知情,但「協商劇場」的參與者並非利益關係人本人,目標也不在真正形成決策,而是由參與者「扮演」成(影射現實的)利益關係人(與非人),目標則是在為政策爭議提供可能的出路。這樣的後設思考讓「協商劇場」顯然並非治理實務中特定歧見困境的解方,而更接近於讓參與個體能夠「感同身受」的體察。

在此,理性的公共(決策)被轉換成感性的公共(換位思考),而這樣的運作框架被放到前述的台灣情境時,我們會看到的是原本(理應)專擅於後者的美術館,因為長期欠缺「殿堂朝聖」以外的公眾語言,而嘗試訴諸前者,讓「政策爭議的展演」成為一種可資運用的公眾語言;也會看到原本(理應)專擅於前者的學院,因為長期欠缺回應治理實務的公眾語言,而嘗試訴諸後者,讓「政策爭議也可以被感性地理解」成為一種可資運用的公眾語言。

從這個角度看,當「協商劇場」在台灣上演,最有趣的或許並非各項討論議題當中所有行動者的面貌,而是我們不妨再後退一步,一方面發現「美術館」和「學院」在「推動協商劇場作為2020台北雙年展公眾計畫」的行動中表現出哪些意欲和動力,一方面也思考,那麼,在這樣的一個「公眾計畫」中,是否還有哪些缺席的行動者?

2020年12月12日,協商劇場:塑化劑爭議。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2020年12月12日,協商劇場:塑化劑爭議。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這個提問並不是要指出本次計畫執行上的闕漏,而是如果我們重新審視本次計畫五個場次所針對的主題——離岸風電、氣候足跡、人工生殖、塑化劑、核廢料——意識到它們在台灣無論歷史脈絡、輿論關注程度、在實務政治議程中的優先性與重要性,都有著截然不同的處境;也就會意識到,如果沒有因應不同題目在台灣的發展情況加入更多種類「參與公眾計畫的行動者」,而僅是「在每個題目裡完整設想題目中所有的行動者」的話,那麼,當展演還停留在教室時,意義還可以駐留在每個參與學生的收穫上,一旦進到公眾場域,對「觀眾」來說則不免顯得像是透過重複操練來展現「協商劇場」這種形式本身,而削弱了「展現政策爭議」的面向。

當然,這個艱難反映的仍是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透過聯考等各種社會控制手段奠定的「分離式社會」,讓你我宛如不住在同一島嶼上,在民主化後也就尚未形成不同社會系統能夠互相對話的公共。而這五個主題,更充分體現了政策爭議高度專業化及複雜化後,與民主核心動力脫鉤的困境:看起來,這些問題與你我高度相關,但實際上它們究竟與我們相關在哪裡呢?

2020年11月28日,協商劇場:你我與氣候足跡。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2020年11月28日,協商劇場:你我與氣候足跡。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一個有趣的參照,或許是同一時間在高雄衛武營(一座比中正文化中心晚到31年的「國家級劇場」)演出的紀錄劇場《高雄百分百》。在舞台上的素人們並不扮演任何一種情境中的利益關係人,而是扮演他們自己,對千奇百怪的問題選擇立場、作出回答,而在展演儀式中召喚出巨大的公共感性——原來,我們是如此一樣/不同。

這是落成於民主時代,由軍營空間轉型而來的劇院對「藝術機構可能是公共的嗎?」的一次試答——從正視自己與他人的各種政治選擇開始。如果未來我們能讓美術館、大學學院,還有更多更多相互分離的行動者加入計畫,從展現自己的政治選擇到感同身受他人的政治選擇,那或許才是把美術館的公共、大學的公共、成千上百種在台灣還沒有成型的公共刻畫出模樣的開始。

那麼,或許有點雞生蛋蛋生雞,最迫在眉睫的是,我們必須去創造更多答案來回答「美術館/大學/……可能是公共的嗎?」的提問,才可能有更多資源投入支持美術館/大學/……讓自己更加能夠創造公共的各種行動。

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外交新碰撞
展期:2020年11月21日至2021年3月14日
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一樓1A-1B、二樓2A-2B、地下樓D-E-F、王大閎建築劇場

2020年12月12日,協商劇場:塑化劑爭議。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2020年12月12日,協商劇場:塑化劑爭議。 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 文:孫世鐸,影像教育工作者,《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系列叢書共同作者。現為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兼任講師。

  • 「協商劇場」為本屆台北雙年展在「政治協商的合縱連橫」(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tactics)概念之下的實踐呈現。計畫內容針對數個真實存在台灣本地急迫需探究的社會爭議,邀請來自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TS Association)的研究學者及五所大學的學生共同合作。藉由爭議中利害關係角色的扮演及代理,如:說客、法官、非政府組織、地方政治家等,模擬氣候變遷覺察、核廢料處理困境、塑化劑究責、離岸風電建置爭議以及助孕科技等內容,進行談判、辯論及公共治理等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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