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桀／新冠肺炎下的運動末世：「運動泡泡」政策的裡與外

疫情爆發與運動危機

2020年3月10日，隨著義大利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升溫，義大利總理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緊急暫停全國所有體育賽事，包含義大利甲級足球聯賽（Serie A）。翌日3月11日，所屬義大利甲級聯賽的尤文圖司足球俱樂部（Juventus F.C.）宣布隊上中後衛達尼埃萊・魯加尼 （Daniele Rugani）確診新冠肺炎；同日，美國國家籃球協會（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猶他爵士確認陣上中鋒魯迪・戈波特（Rudy Gobert）的新冠肺炎篩檢結果呈陽性後，緊急宣布暫停2019-2020賽季。

隨後剩餘的3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如同骨牌效應般席捲全球各大賽事，如足球、英式橄欖球、美式足球、網球、棒球、冰球、高爾夫、一級方程式等等，各級賽事主管機關無不決定暫緩賽季，重新研擬2020賽季進行策略。

然而，最令全球詫異的，莫過於日本東京奧林匹克委員會及東京都政府於3月30日決定將東京奧運推遲至2021年舉辦，使得全球運動人士不敢小覷來勢洶洶的疫情。

面臨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各級賽事主管機關無不討論應對措施，希望儘速恢復「運動賽事日常」以利職業運動永續經營，而今年度各大職業運動採用的「運動泡泡」（sports bubble）便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無可厚非地，職業運動在商言商的利基點本就是將收益極大化，而其主管機關預設的立場皆是在「賽事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下討論可行的方法。說白了，賽事能進行，好過停賽不比，而運動泡泡便是這種「無魚蝦也好」的替代經營策略。不過，什麼是運動泡泡？運動泡泡如何形成？以及如何維護管理運動泡泡？甚至，運動泡泡有無保護職業運動的效果？以上都是本文嘗試要回答的問題。

運動泡泡的制訂與實施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1. 為優先保護旗下人力資產（如選手、職員）暴露在危險環境，積極擬定生活公私約束其日常作息；
2. 針對復賽以及疫情發展狀況評估預期的財物損失，成立臨時小組研擬可行性最高的替選方案（亦即財物損失相對較少的復賽計畫）儘速重啟賽事；
3. 主管機關於復賽期間透過滾動式的修正及檢討，且戰且走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完成整個運動賽季。

乍看之下，三大部分皆與職業運動產業自身的商業營運與管理策略相關。就實際面考量言，職業運動泡泡還需考量到選手、職員、贊助商、受眾、以及政府後，最後於「商業利益」與「健康風險」間做出取捨，才能打造適於「賽事」的烏托邦環境，完成運動泡泡的建置。以下，我將以管控與約束、復賽與協商、極限與展望三組主題，討論去年度運動泡泡的實際操作經驗。

管控與約束

「運動泡泡」是什麼？就去年的美國經驗言，職業運動界普遍認為它是一處相對低傳染風險並受到嚴格管控的比賽環境（框列的對象包含賽會主辦人員、選手、與相關職員等等），其共同特徵為：（1）指定特定空間為單一職業賽事場地；（2）定期篩檢；（3）嚴格執行社交規定；（4）集體隔離於特定旅館；（5）皆是閉門比賽。白話言，就是一座大型的集中檢疫所。設施內，它不僅管控容留人數，也加強監控設施內人與人之間的社交以及日常生活。

回顧去年職業運動賽季，執行此運動泡泡的職業賽事也僅有NBA、NHL以及MLS三大職業聯盟。賽季期間，除了NBA確診率低於美國全境確診率之外，NHL更是創下復賽以來「零確診」的壯舉，運動泡泡自然成了運動末世中進行賽季的幕後推手。

不同於打造全新的運動泡泡園區，MLB及NFL礙於球隊登錄人數規模、球團數量、以及所需練習空間遠大於前述三聯盟，即使季前考慮過泡泡園區作法，但也因可行性不高而告吹。取而代之的則是建立相對廣義的在地運動泡泡，其主要為頒布球員社交及日常生活及每日篩檢規範，期許透過球員、職員自律及球團管控達到防堵疫情散布成效。

然而，率先採用此策略的MLB卻在七月底復賽後一週內接連爆發邁阿密馬林魚（Miami Marlins）及聖路易紅雀（St Louis Cardinals）隊內的群聚感染，迫使各球團不得不硬性將球員移至合作旅館以管控球員生活作息，並自費提供相應之娛樂設施，諸如自助酒吧、戶外露天聚會場所等等。MLB也因為不間斷的確診案例，導致超過40場賽事的擇期再戰。

為了不重蹈季賽期間軟性防疫措施的失靈，於季後賽改以泡泡園區的概念並選定以德州Globe Life Park in Arlington作為賽事場地，才得以順利完成2020年的所有賽事。相較之下，NFL記取了MLB的教訓，其雖多次表態不會考慮運動泡泡園區，同時禁止球團將職員、球員於比賽前一晚留宿於特定旅館內，但藉著內部的防疫守則，直到現今NFL整體內部的確診率仍僅有0.017%，堪稱非運動泡泡園區的最佳典範。

縱然美國運動泡泡的經驗並不能概括全球經驗，然其確實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MLB後期的運動泡泡模式與英國超級足球聯賽，以及歐洲各大甲級足球聯賽所採用的泡泡措施有異曲同工之妙。唯一不同的恐怕是篩檢的頻率，如英國超級足球聯賽為每週僅有一次的篩檢。再者，歐陸籃球聯賽普遍仿照NBA運動泡泡園區作法復賽，如西班牙甲級籃球聯賽。

換句話說，運動泡泡園區並不是所有職業運動的解方，職業運動選擇其適合的運動泡泡策略時必須得考量到「球團規模及數量」及「賽事及練習場地的空間尺度」，才有助於選擇適當的運動泡泡策略推行管控與約束規範。正如NFL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明確的防疫指南，配合球團的管控，一樣可以達到近乎零確診案例的防疫成績。

復賽與協商

若運動泡泡的管控與約束旨在保障選手及人員參與賽事的健康，使賽季能夠安全無虞的進行，那麼我們可以將運動泡泡理解為提供職業運動朝復賽與協商方向前進，即是保全其資產以及未來收益的解方。雖然，無論是哪一種替代方案都得面對年度收益減少的殘酷現實，但其替代方案的規劃邏輯可從職業運動收入結構裡找到一些可尋的蛛絲馬跡。

一般來說，職業運動的收益來源可粗略分成四個部分，分別是轉播權利金收入、贊助廠商收入、商品及專利銷售收入、門票及包廂銷售收入。依照現行世界運動市場的走向，轉播權利金及運動贊助約略占全年收益的五成五，剩餘四成五則為商品、專利、門票、包廂四大項的收入總和。

相較易受疫情影響銷售量的門票、包廂、以及商品，只要復賽恢復轉播並滿足贊助商的需求，也就保全近百分之五十的年度收益。為了要恢復賽事保全收益，各職業運動自然得考量兩個決定復賽的關鍵：其一，進行選手、職員的勞動契約協商；其二，履行與贊助商、轉播單位的契約或協商換約。

綜觀2020年美國五大職業運動、歐洲四大足球聯賽、英格蘭超級橄欖球聯賽，以及一級方程式等針對選手或者職員勞動契約的協商結果，可得出復賽方式及是否開放觀賽與否，直接影響選手及職員薪資調整方式，其原因在於美國職業運動復賽方式除了NFL維持原先賽制之外，其餘皆是透過賽制調整（如縮短一般賽季場次、調整季後賽規定）以利完成該年的所有賽事。

以MLB為例，MLB就由原先每隊162場例行賽事縮短為每隊60場並變更2020季後賽規則，並與MLB球員工會達成按照賽事比例給薪的共識。另方面，縱然NFL沒有進行任何賽制調整，但是閉門比賽令其損失近四成的總收益。為此NFL也與球員工會達成共識暫時降薪30%以利度過2020年賽季。

同樣地，歐洲四大足球聯賽、英格蘭超級橄欖球聯賽，以及一級方程式也依照其收益損失比例與選手及職員薪資進行協商，共同度過難熬的一年。另外，大部分職業賽事皆與球員工會達成協議，同意選手或職員以「健康風險」為由跳出2020球季。

再者，針對轉播權以及贊助商契約，美國職業運動截至現今尚未傳出傳媒集團針對2020年的賽季延宕或者閉門比賽對五大職業運動提起告訴，NBA甚至在運動泡泡政策下成功保全15億美元的轉播及贊助收入；歐洲傳媒集團則已和各簽約職業運動達成部分現金退款協議或者重新議約。

現金補償主要係為補貼賽事空窗期，傳播集團電視營運及人力成本，如英國Sky Sports已和英國超級足球聯賽達成1.7億英鎊現金補償，現今仍在和一級方程式賽車協商賠償金額，另外西班牙甲級聯賽也同意賠償1億歐元給其地方合作傳媒集團Telefónica；重新議約的案例則有德國甲級聯賽，其成為首個新冠肺炎疫情下重新與Sky Sports談妥未來轉播權利金的職業聯賽。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下的歐洲電視轉播單位對於播放閉門賽事的態度，例如去年五月英超球隊利物浦就與其地方轉播單位進行協商，主要爭議為該轉播單位認為閉門賽事無從體現其轉播品質並要求3.3億英鎊的現金補償。

職業運動執行運動泡泡政策，目標固然為將運動帶回到常民的日常生活，但其復賽及協商過程皆與全球運動產業能否永續發展息息相關。而以上討論範疇，仍在職業運動內部如何執行運動泡泡，以及使用運動泡泡政策作為協商的工具。最後，筆者將從外部視角點出運動泡泡的極限，與未來職業運動的可能未來。

極限與展望

2020年的新冠肺炎給了全球運動產業史無前例的慘痛教訓，根據Statista的統計報告指出，疫情造成全球運動產業損失近600億美元。不僅如此，PwC最新的報告推測，未來三至五年內全球運動產業的成長率將從疫情前的8%下修到3.3%，就連近十年水漲船高的運動傳播、贊助市場也各自從7%下修至3%。

面對惡劣的大環境，我們大可鄉愿地批評職業運動未盡其社會責任協助政府遏止疫情蔓延到地方社區，但我們不能絕忘記職業運動產業相信的運動泡泡，正是保護我們珍愛的運動日常背後的大功臣。只不過，它仍有極限及盲點需要被點出。

首先，我們應該正視運動泡泡的現實。該政策成功的經驗已然被全球媒體大肆渲染，彷彿該經驗可被應用在各種賽事及運動項目裡，實則不然。

舉例來說，2020年12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托馬斯・巴赫再次表達對2021年東京奧運的樂觀以及針對新冠肺炎疫苗的信心，相信東京奧運會成為這漫長黑暗的光明。於此，日本奧委會也回應表示2021年東京奧運將不計代價舉辦。

然而，前文NBA及NHL所打造之千人運動泡泡各投入約1.5億美元及7千萬美元成本，共運行約二至三個月期間。若情境改為東京奧運超過一萬兩千名運動員，所費不貲的篩檢費用、檢疫人力、維護成本、隔離場所及規範等等，恐怕不是一句「不計一切代價」就可讓大家安心。況且，若明年東京奧運以閉門賽事方式進行，其後續需要面對的財物及相關法律爭議，才是真正該令人擔憂的現實。

再者，我們應該檢視運動泡泡的永續性。誠如前文提及職業運動收益的四大來源，其並非為相互獨立的收入來源，而是交錯影響的因子。疫情當下，優先保全轉播權利金及贊助商的契約為炒短線作為，其直接衝擊的為球員及職員薪資的調整。若長期來看，轉播單位則會因長期閉門賽事失去大部分廣告及相關贊助收益，導致轉播單位無從提供更高的權利金給予職業運動賽事。

例如，上文曾提及的德國甲級足球聯賽與Sky Sports的轉播權利契約協商，即是在原金額下修2億歐元後才成功簽約。換句話說，只要運動泡泡存在越久，職業運動於轉播權利金與贊助商的收入將會持續下修。短期間內雖能繼續藉由勞資協商減輕職業運動企業的營運壓力，但長期下來將重創整個職業運動產業勞資關係。

最後，我們得看見運動泡泡的代價。或許身在台灣的人們仍過著習以為常的生活，但請別忘了看見世界正持續受苦。正如運動迷不該只看見運動泡泡內呈現的和諧，因為運動泡泡內僅只是運動產業內一小部分的從業人士，絕大部分的從業人員目前仍受疫情影響而被迫資遣或休無薪假。

《紐約時報》專題曾指出，2020年4月全美將近130萬運動相關工作從業人員中有近三分之一失業，至去年10月為止仍有11萬人待業當中。不僅如此，長期倚賴運動產業作為地方成長機器的鄉鎮市也受到疫情嚴重影響而快速衰頹。這些與運動泡泡相關的議題，仍需要我們持續的關注與關心，才有助於讓運動泡泡涵蓋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使運動真正成為促進社會和平發展的媒介。

• 文：丁桀，目前為旅居歐陸的運動研究者，長期關心台灣運動及政策發展，希望以運動為媒介將臺灣介紹給世界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