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生？還是找死？——《勞動之王》以外的真實

從2016年以來，無論是華航空服員，或是台鐵員工於年節期間發動的罷工，一再衝擊了過往台灣社會對勞資關係與勞動權益的想像及視野。時間再往回溯，從RCA、台北捷運工人、華隆關廠工人再到國道收費員的抗爭行動，雖然幾起抗爭事件的脈絡不同（如從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到職業災害所導致的再剝削），訴諸的主體從資方到國家也各別有異，然而，這些無論是被全球化市場、或是因為勞動權益尚未普遍萌芽的時代所捲入的勞動者們，他的訴求無外乎是：合法的勞雇關係，合理的勞動條件，以及因工傷而受損的權利補償。看似合理，但爭取之路卻是迢迢長行。

除上述所提及的幾場勞工運動以外，尚可追溯至戒嚴後的80年代風起雲湧的工會運動，如1988年桃園汽車客運公司產業工會因薪資與休假制度，使工會與客運公司產生嫌隙因而發動罷工。雖然看似台灣社會在結構性與制度性的壓迫下導致種種剝削與勞資不對等，甚而擦槍走火演變成抗爭運動，然而，作為媒體產製中一環的電視劇，在勞動議題上卻長期缺席了。

總算，在近半世紀以後，於客家電視台播出的《勞動之王》填上了這塊空缺，使台灣電視劇有了新的面貌。這樣的新面貌不在於他跳脫了偶像劇以外的可能，而嘗試以偶像劇的視角帶出勞動議題，並以日常可及的角色人物設定為梗概，透過這些小人物之眼，凸顯勞動條件的種種不合理、甚至荒謬與怪誕之處。

粉紅泡泡裡的血汗情境

《勞動之王》女主角王怡晨原先是一名在百貨業就職的小資女，這樣的人物設定或為伏筆。依據2015年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針對129個百貨專櫃進行勞檢的結果，有高達六成違反勞基法，未給加班費、禁坐或是假日出勤未給雙倍薪等則違法事由。劇中女主角雖非專櫃人員，但作為「販促課」職員，一旦遇上週年慶等年度大事時，在追逐營業額等績效壓力下，連續加班數週看似競爭力、宛如它有另個名字叫做「吃苦耐勞」，但實際上卻是企業以經營成本為由縮減人力，導致無法順利排出合理的班表所導致的壓榨勞工行為。

在長期不滿勞動條件與主管的囂張跋扈下，作為勞動權益素人的女主角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提出勞檢申訴，不料卻遭同事舉發，主管知情後勃然大怒，原本的惡形惡狀更加變本加厲，辦公室噤若寒蟬，視女主角為「拍瞇呀」，紛紛躲避。受排擠與打壓的女主角最終以不願增加同事負擔的「善解人意」自動離職。不僅讓雇主得以規避資遣費，也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好讓他得以繼續壓榨員工，成就KPI的神話。

另一面，劇中男主角何英泰相對於王怡晨在勞動意識上的「樸素」，身為市府勞動檢查員的他，像自我意識過剩，往往以教訓的姿態指責勞動者本身對勞動知識的貧乏。如王怡晨與何英泰一開始對上的那場戲，那句「你身為勞工卻一點也沒有勞動意識」坐實了「你是個不負責任的勞工」的指控。

儘管劇中不斷以「我只是實話實說」稀釋男主角對資源稀薄勞工之指控力道，然這句貫穿全劇的關鍵詞，也凸顯了人們對於「常識」所感的理所當然，對另一面的人來說卻是個平行時空的雕塑品。這樣的困境，偶像劇便能以知識傳播者角色，透過兩人的相遇與萌發的純愛，隨著單元劇的演進，瞭解什麼是勞動意識，甚麼又是勞動權益與勞基法，甚至可將假承攬真雇傭與彈性工時等知識，以更為普及的方式介紹給大眾。這是偶像劇所能的優勢。

你是求生，還是謀死：劇裡的小人物

《勞動之王》以單元劇的方式，以特定行業的視角觀看他在其中的勞動情境與困頓，將百無聊賴、風吹日曬、過勞導致的生存危機，以劇中人物的對話與言行逐一描繪，並將現代鬱悶、茫然的心情刻畫出來。

如電器行的小張，一名典型的台灣父親形象，在父權的結構與社會氛圍底下將養育家庭的責任一肩扛起。他是妻子的丈夫，也是孩子的父親，工作再勞碌、身體再不適，對於中年失業再就業的他而言，任何的苦都只能往肚裡吞，依附在肉體上的疲累，只需兒子的雞蛋糕就可恢復。如電視廣告裡的提神飲料，我們未能追問是什麼樣的勞動條件導致身心疲憊，卻只能以儀式性的行為假裝恢復那勞累不堪、臭如皮囊的肉體，告訴自己，再撐一下，一切都會好起來。

又如一名申訴無門、屢遭互踢皮球的保全員阿星哥，最終也躲不過因過勞而猝死的宿命。一般來說，保全業普遍被認為是「低強度、低密度」的工作性質，其工作時數經常被放寬認定，例如勞基法84-1的責任制便是雇主與勞工達成約定，責任制的枷鎖便可套在保全員身上，以不斷延長的血汗工作，好用以保衛上層階級的財富。

劇中，人們對保全員的認識更是符合一般生活中的認知。如認為保全員「涼涼的」「坐在那邊而已啊」「沒事時他可以找時間休息」等，這些措辭令人聯想到與前些時日否定巴士駕駛過勞的說法，像是「手沒有放在方向盤」就不算工時，是完全刻意無視工時的認定方式，也無視了「休息」指的是在不受勞雇關係限制下可自行運用的時間。

此外，以勞動部的公開資料來看，保全業更是處於過勞的產業別中，而保全員的工作性質更導致了他「原子化」與「孤島化」的人際危機。如劇中阿星哥的遭遇，因為漫漫長班而使人際網絡斷絕，有時僅一人值班，缺乏同事陪伴的職場條件使保全員更為孤單，猝死後告別式上更無人前往捻香哀悼。保全員除了受84-1「責任制」的箝制而使工作不僅求不了生，反而步步逼近謀死的邊緣以外，保全員的勞動價值也往往不被社會肯認，如還有印象的話，2015年台北市的某處豪宅，曾發生一起年輕保全員遭大門夾死的意外事件，然而多數網路留言關心的卻是「房價會不會跌」，一再暴露出瀰漫社會的功利主義，以及對寶貴生命消逝的無感。

鏡頭轉向在營建工地的那場戲，原住民工人比勇與弟弟達海十幾歲從臺東北上討生活，一直以來都在營建業從事板模水泥的工作，哥哥比勇卻在一場工地意外中受了傷，有半年無法做工，頓時少去了收入來源。這樣的安排以「104年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來看，原民從業者以「營造業」（18.42%）比率最高，其中以50-54歲為主要就業族群（25.55%），教育程度多在國（初）中（30.42%）。若在觀看戲劇中原住民工人面對職災的束手無策時，這些實情或能促使我們更貼近工人或原住民工人的那般無助心情吧。

戲劇以外

不過，這部取材自《過勞之島》此書寫台灣工運一書的電視劇，如果是以對「勞動議題」有高度關注且親身實踐於工運場域的讀者，多少會對劇中所鋪陳的綺麗的、美好的與正面的、連連告捷的抗爭運動有些失望，畢竟在現實遭遇裡，能夠透過女主角的溫情喊話，或是與資方開幾次的勞資協調，甚至是搬出立委召開記者會加以控訴，能夠快速圓滿落幕的恐怕不是普遍常態。

真實的情況是，如去年的華航空服員罷工，雖看似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後續也爆出華航與工會所達成的七項內容卻有五項跳票的新聞。又如今年4月30日，收費員再度步上國道抗議，抗議蔡英文政府於先前達成的協議如今跳票。更不論台北捷運工人因「潛水夫」症所導致的身心之苦，如今二十年了仍有部分工人未獲賠並持續抗爭中。這些劇中未能呈現的真實困境，是使勞動者處境更顯困頓的更本之因。協調結果的一再跳票，以及政治承諾堆砌出的善意與謊言，背後是多少的拖延與冷漠，也是多少的拋下與嘆息。

儘管如此，我們也別忽略了編劇對於勞資關係所進行的「再定義」之努力。我們接受的媒介訊息，所再現的勞資關係往往是緊繃與對立的，資方經常以十惡不赦的無良形象縱身躍於於媒介中。然而本劇所勾勒的勞資雙方也並非那麼一刀切般非黑即白。如積欠員工三個月薪資的清潔公司老闆，有其難以被指認的苦衷（苦衷是什麼自己看），需要去理解、去溝通甚至相互體諒，而對勞資糾紛的誤判，使男主角重新反省了自己的正義觀，是否不夠細緻而傷害了他人。這些看似翻轉萬惡資方一貫敘事的細微安排，也再再顯示劇組在此一議題上的努力方向為何。

「惡人不是絕對的惡人，善人也非絕對之善」，人性充滿了諸多的缺陷與本質上的矛盾，更有著盈貫生命的一片灰。而或許，這樣的嘗試無非是希望在非黑即白的世界中拋出絲線，讓觀眾得以在錯綜複雜的權利位階、人際互動與不同的詮釋框架中得以相互認識，或是釐清彼此的歧異之處。雖然多數的現實結局會是如韓國電影《熔爐》一般，陳抗者面對警方的鎮壓而令人對一切的努力感到徒勞，但或許是，我們正需要的是一場場勞動權益的抗爭勝利，為這鬱悶的日常打開一扇喘息的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