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勳／民俗醫療：解讀藥籤在民間社會中的重要性

民俗亂彈 02 Feb, 2018

到寺廟參拜時，您可曾留意過，神龕旁除了常見的靈籤以外，還有藥籤可供信眾抽取？

藥籤，即編號在籤條紙上，印寫藥物品名、用量或其適應症狀的籤，藥籤多由寺廟提供，當人身體有不適求神佛賜藥，經求籤儀式後所得之藥方，藉此治療不適。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藥籤來認識當地的歷史環境喔！

臺灣藥籤的起源

關於臺灣藥籤的起源，目前學界認為極可能是從大陸嶺南傳來臺灣。像是雲林馬鳴山鎮安宮五年千歲的神蹟提到，漂來台灣沿海的王船上有著藥籤。而就將藥方公開讓民眾抽取的形式來說，據信可能是模仿蔡襄於衙門前立藥方供人利用所演變而來（蔡銘雄，2009）。在《中國醫籍考》〈何氏（希彭）聖惠選方〉提到宋慶曆六年（1046年）：

閩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作祟，而過醫之門，十才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福建知州蔡襄）治州之明年，議錄舊所賜書，以示於眾…酌其便於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謹自守，為鄉閭所信，因取其本，謄載於版，列衙門之左右。（丹波元胤，1983[1826]）

福建知州蔡襄欲改善當地信巫不信醫的風俗，因而公布藥方於官府前供有需要的民眾抄寫。

藥籤的形成背景為臺灣早期醫療水準不高且普及率低、天災人禍頻繁，使得疾病（特別是傳染病）猖獗（吉元昭治，2000[1990]）。清代郁永河（1959[1697]）奉命來臺開採硫磺，自述初到南臺灣時並不相信「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的傳言，直到抵達北臺灣時，他的僕人十之八九都染上疾病，甚至無人可以煮飯，他才表示：「瘴癘所積，入人肺腸，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可見水土不服、傳染病猖獗是當時移民社會最常遇到的健康問題，於是乎，人們心理上為了尋求病痛的慰藉、痊癒的機會，進而發展出醫藥神與藥籤。

藥籤除了來自中國以外，也有來自臺灣在地的編纂。臺南學甲慈濟宮保生大帝的神蹟傳說就有一則提到：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柳營有位巨富因患肺癰，訪遍名醫卻久治不癒，經異夢指示前往學甲慈濟宮求開基二大帝治療，慈濟宮神明開出藥單後，富人讓其子至漢藥店配藥，藥店大夫一看藥單大吃一驚，表示內有劇毒的砒霜，但由於為開基二大帝所出，富人與其子仍相信神明的旨意。

然而，藥煎好後富人捧著毒湯仍有猶豫，不禁倒抽一口氣，沒想到這口氣就將砒霜的毒氣吸入肺部，以毒攻毒下將肺中毒瘡治好，咳出許多膿血，在經過二大帝後續的調補藥單，富人漸次恢復健康。因此，富人為感謝開基二大帝的救命恩德，為讓更多信眾受益，他召集當時臺灣的名醫一齊為慈濟宮編纂藥籤（許書銘等，2010）。此例不僅說明學甲慈濟宮的藥籤形成不晚於清乾隆年間，也顯示接受到正向神秘經驗與神蹟的紳富，透過自身的社會動員能力來回饋寺廟與信眾。

藥籤與地方需求緊密依存

透過藥籤的分科及各科籤數與內容，我們也能理解當地的環境特色。大部分寺廟會將藥籤粗略分為「大人／成人科」、「小兒科」，而有些會進一步分出「婦人科」、「眼科」與「外科」。北港朝天宮眼科藥籤即反映當地曾出現的傳染病：

藥籤據傳清代就有，當時民間流行瘟疫，由於醫生少，為此特別召集懂藥理的中醫師，開一些常用藥材，設計系列藥籤，讓信眾可以到廟裡擲筊索取……當時一度流行結膜炎、青光眼、角膜炎，眼科疾病多，特別將眼科獨立出來，據說當時設計藥籤時，使用的藥材、劑量，都經過擲筊請示媽祖後才確定。」（聯合報，2005）

關於眼科藥籤形成的環境因素，陳泰昇（2002）也指出因媽祖為海神，媽祖廟常設於港口，海邊風沙大，居民得眼疾的機會較多，故有「內科看大道公（保生大帝），眼科看媽祖婆」的說法。另外，臺南安平早期為海港聚落，接近港口最繁華地區的祀奉保生大帝廟宇——妙壽宮，外科藥籤有60首，而臺北大龍峒保安宮外科藥籤則是36首，多了近一倍。安平當地居民表示：「以前醫藥不發達，人家欠安都會來這邊求，親像腳上長疔、膿、癧等都會來求。¹」。居民口中的疔、膿、癧從現代醫學來看，多是因傷口細菌感染造成的皮膚炎、蜂窩性組織炎、皮下膿瘍等，也與海港搬運工作易產生外傷的情形十分符合。

被殖民歷史下的藥籤

藥籤除了因環境所造，臺灣的被殖民歷史亦影響藥籤的形成。18世紀初阿片隨著貿易貨物進入臺灣社會，雖然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明文嚴刑禁止販賣及吸食阿片，但面對臺灣阿片吸食的問題，日本為安定民心避免民眾因頓時禁吸阿片而反抗，故採取漸禁與專賣（許宏彬，2012）。當時臺灣社會不只有官方的醫療機構做阿片矯正工作，民間的寺廟、鸞堂也透過降筆、善書與戒煙藥方等方式協助吸食者戒煙，其中有些鸞堂的鸞生就是漢醫生，甚至開設藥房（宋光宇，1998；王世慶，1986）。

在雲林四湖參天宮的研究指出，成為藥籤的鸞堂戒煙方中，有不少藥物組成可用來緩解阿片戒斷症狀，如流涕、焦慮、失眠、腸胃功能紊亂、驚悸與疼痛（蔡伊琳，2013）。此外，現存藥籤內容依然可見俗名為「赤殼粟」的罌粟殼，究其用藥處方規則應是以罌粟殼的小毒來解阿片的大毒（陳泰昇、陳政恆等，2002）。

再者，藥籤還可以是漢醫師留下的經驗藥方。殖民政府僅在1901年舉辦漢醫生免許考試，此後漢醫生人數銳減，而得免許者亦須受公醫之監督方能行醫（許錫慶編譯，2001），藉此讓漢醫自然淘汰。因而當時許多漢醫也利用藥籤的形式，將有效驗方與古方保存下來（陳泰昇、陳政恆等，2002）。簡言之，藥籤形成的方式有群醫在廟立方、以古籍醫書立方、依病或流行病立方（多是瘟疫嚴重處的辟瘟丹、瘟疫驗方）、乩童經由神靈附體開立的降鸞方（陳泰昇，2002）。

從用藥的組成來看，藥籤不僅生活化也很在地化。周茂欽（2013）以臺南地區保生大帝藥籤為例，指出藥方內藥材大多價格低廉也極為普遍，而且多以地方藥治地方病。有的藥材就在居家旁或是家常之菜（如：風蔥、紅棗、金桔等），閩臺氣候濕熱，常侵襲腸胃致病，故藥籤多引入健脾清熱化濕的藥材，有些藥籤還以高蛋白高營養成分的食材做為藥物（如：豬瘦肉、小母雞、羊肉、牛奶等），符合藥食同源、藥食並重概念。

總的來說，藥籤的形成、分科與內容不但貼近當地民眾的生活，更結合中醫藥、在地藥材和食材，與環境及歷史脈絡密不可分。下次到寺廟參拜時，可別錯過了認識當地歷史環境的藥籤！

｜參考書目｜

[日]丹波元胤編（1983[1826]），《中國醫籍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王世慶（1986），〈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煙運動〉。《台灣文獻》37（4）：111-151。
吉元昭治（2000[1990]），《臺灣寺廟藥籤研究》。臺北：武陵出版社。
宋光宇（1998），〈清末和日據初期臺灣的鸞堂與善書〉，《臺灣文獻》49（1）： 1-20。
周茂欽（2013），《臺南大道公信仰研究》。臺南：南市文化局。
郁永河（1959[1697]），《裨海記遊，臺灣文獻叢刊第4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許書銘、簡辰全、洪郁程、周茂欽（2010），《南瀛神明傳說》。臺南：臺南縣政府。
許錫慶編譯（200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衛生史料彙編，明治三十四年一月至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泰昇（2002），《臺灣藥籤調查研究》。臺中：中國醫藥學院中國藥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泰昇、陳政恆、林美容、邱年永、張永勳（2002），〈臺灣藥籤的成籤時間及其影響因素〉，收錄於陳泰昇《臺灣藥籤調查研究》附件一。臺中：中國醫藥學院中國藥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87-102。
蔡伊琳（2013），《「藥籤」文化與神聖言說研究─以雲林縣四湖鄉參天宮為例》。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蔡銘雄（2009），《消失中的民俗醫療－「藥籤」在臺灣民間社會發展初探》。臺中：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
《聯合報》（2005），〈雲林˙文教／三元蔘藥行有媽祖藥籤手抄本〉。11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