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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六八學運50周年——現身或缺席?女性的沉默與吶喊

已邁入50周年的六八學運,當年的女性是以什麼樣的姿態參與現場? 圖/Théo M...
已邁入50周年的六八學運,當年的女性是以什麼樣的姿態參與現場? 圖/Théo Mey, Photothèque de la Ville de Luxembourg

半世紀之後的我們,或許很難想像1968年的社會氣氛。影響後世文化至深的法國六八學運(五月風暴),如今已邁入50周年,當年的女性是以什麼樣的姿態參與現場?

1945年法國女性擁有投票權,1949年女性主義啟蒙代表作——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出版,而一直要到1965年,法國女性才終於得以獨立開立銀行帳戶。五月風暴過後的1971年,西蒙.波娃提出《343宣言》爭取墮胎權,眾多女性連署響應,1974年新上任的法國衛生部長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終於成功推動墮胎合法化。

六八運動的肇端,是醞釀許久的社會氣氛所致:1968年1月,捷克的民主化運動「布拉格之春」開啟了東歐的動盪政局;當年春天,北越與越共聯和對南越展開大規模襲擊,西貢戰事持續了三日,舊京順化面目全非。

那是社會改革聲浪四起,搖滾樂盛行的時代。若說運動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打破對立與隔閡,那麼五月風暴即便以失敗告終,它的影響卻遍及全世界,且持續了數十年。這場導致西方世界風起雲湧,女性地位也因此大幅改觀的變革中,女性是如何參與這場攸關自身命途,也關乎自由的辯論?

女性現身或缺席?

在法國,談到五月風暴,常會看到一張照片,畫面聚焦在一位參與運動的少女身上,她舉著反越戰的旗幟,表情認真堅定。報導者安娜——瑪莉.洛可(Anne-Marie Rocco)近期在Challanges季刊一篇短文中發表評論,談到照片中的這位主角因為參與五月風暴的身影在各大媒體曝光,而失去了來自英國的法定遺產繼承身分,也喪失了兼職模特兒的工作合約,「留下的這張美麗照片,象徵的卻是女性在五月風暴裡缺席。」

事實上,我們確實在五月風暴留下的許多影像裡看見不少女性的身影,卻鮮少聽見她們陳述關於革命的自身經驗。法國《世界報》在今年5月8日刊登的紀念文章,也以「六八運動:女性上了街頭,卻在公共言論裡噤聲」為題。

藝術史學者瑪莉喬.波奈特(Marie-Jo Bonnet)在她今年出版的新書《我的女性解放運動》(Mon MLF​1)中回憶起六八運動:

當時抗議現場的左派小群體和罷工人士中有不少女性,不過她們只扮演著次要的角色,負責倒咖啡、在打字機前製作傳單。我們要回到當時法國封閉的社會框架裡來看,那時性別角色還是受限於刻板印象。

女性主義思想家與歷史學家傅蕾絲(Geneviève Fraisse)回應這個議題時則強調,追問女性在五月風暴裡「缺席」的原因為何,並不是個好問題,因為女性運動的發生,通常是個巧合,要不就是個「意外之災」:

每一次女性要求解放,總有人拿要緊事的優先順序要她們閉嘴,1848年革命的情況也是如此。

自五月風暴開始到70年代初,性別歧視的問題仍僅限於女性主義群體,並沒有成為政治議題,要到80年代,公眾才開始討論這個議題。親身經歷現場的法國歷史學家瑪爾卡.馬可維奇(Malka Marcovich)甚至認為,直到2017年10月的#MeToo運動,女性發聲、親上火線,平權運動裡針對性別歧視與性暴力的抗戰才真正開始。

而在這場呼喊自由與平等的革命裡,最為人所知的女性參與者之一,應是作家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莒哈絲是當年的革命動員組織「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Comité d’Action Étudiants-Écrivains;CAFE)的先鋒。該組織在五月風暴後的第三天成立,並迅速獲得許多知識分子與作家的響應,除了莒哈絲之外,還有她的兩任配偶安特米(Robert Antelme)與馬斯科洛(Dionys Mascolo)、著名思想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以及作家羅伊(Claude Roy)、那多(Maurice Nadeau)等人。

委員會的基地原來在索邦大學哲學圖書館,後來移陣索邦—桑西埃大學(Paris-Censier),也就是現在的巴黎新索邦第三大學。組織成立的宗旨是以「再現整個世界,甚或要能感動整個世界」作為書寫的使命。

以寫作為途徑,如何能「再現」整個世界?「整個世界」的組成又是何人何物?五月風暴訴求的內涵包括發言者身分的多元性,彼此平等對談。而平等對談的對象是誰?又該如何被納入其中?也是近幾十年來性別議題所關切的。

參與五月風暴的女性、知識分子與作家,試圖拓展「整個世界」的可塑性、理想性,也透過文學,揭示隱匿身分的可見性。莒哈絲在六八運動前後創作不斷,然而比起針對事件直接發出議論,作家在虛構作品的情境中所提供的視角,顯得更細微而豐富。

我們確實在五月風暴留下的許多影像裡看見不少女性的身影,卻鮮少聽見她們陳述關於革命...
我們確實在五月風暴留下的許多影像裡看見不少女性的身影,卻鮮少聽見她們陳述關於革命的自身經驗。 圖/法新社

左起:《小托不想去上學》舊版、新版書封、《寫作》書封。 圖/openbook提供
左起:《小托不想去上學》舊版、新版書封、《寫作》書封。 圖/openbook提供

文學再現的世界

莒哈絲有一部罕為人知的作品,是1971年出版的兒童文學《小托不想去上學》(Ah! Ernesto),故事主角是名叫愛涅思多的小男孩。他拒絕去上學,因為學校教的盡是一些「他不知道的事」,要不就是讓他內心存疑的事。故事中有人問愛涅思多:被釘在玻璃框裡的蝴蝶還是蝴蝶嗎?他回答:「不,那是犯罪。」而地球儀不只是地球,同時也是足球跟馬鈴薯。

莒哈絲透過愛涅思多童真的眼光,對教育體制做出深層的批判,這或許也是風暴落幕之後,她對運動使命的反思?在孩子眼中,事物命名的規律是很令人困惑的,若大人說物有陰陽二元,事件有正反兩面,孩子便要質疑這究竟是「非此即彼」的邏輯,或是「兩者皆是」的道理呢?

莒哈絲在另一部著名的作品《寫作》(Ecrire)裡,將寫作比喻為全然的孤獨,好比身處洞穴之中。這般詩意的比喻或許有失社會運動集體行動的本質,而她也這麼說: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謬。寫作,也意味著不說話。保持沉默。無聲的吶喊。

或許正是書寫得以包容矛盾的性情,形塑一個文字的世界,它與現實有千百種交手的可能,革命在敘事裡所召喚的是面對世界的疑問,並不提出解答,這也是虛構(fiction)的可能性。

遠在五月風暴之外的台灣,也有以戰爭詩聞名的詩人尹玲,在詩作〈讀看不見的明天〉講戰火中的六〇年代,同時將六八運動帶入南太平洋的現場:

當越戰升至與天齊的高度在台北佯裝昇平的空氣中呼吸著
遙遠越戰隱約的硝煙我們靜靜悼念血花紛飛下
單薄如夢脆弱如醒稍縱即逝的玫瑰年華
想我六〇年代有一種明確的不確定性執著地貫徹流過
——尹玲,《一隻白鴿飛過》

在宣稱「作者已死」的時代之後,五月風暴有如不斷蓄積能量的火山,啟發了「明確的不確定性」,是不再飛揚的記憶標本,也是蝴蝶,隱含的是塵封的歷史,也有再現記憶的陳述。

保持沈默可能是寫作的本質,面對時代巨變之下革命意義何在的命題,書寫好比不可見的言說者孤注一擲,也是個人參與運動的方式。而噤聲失語或是無聲吶喊的人是誰?或許在每個時代有它所關切的顯性身分,隱而不現的她們,以第一人稱訴說自身經驗,也透過書寫,敘述每一個時代不可迴避的矛盾本質。

原文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標題為「六八學運50周年II》現身或缺席?女性的沉默與吶喊」)

以寫作為途徑,如何能「再現」整個世界?圖為六八學運歷史畫面。 圖/美聯社
以寫作為途徑,如何能「再現」整個世界?圖為六八學運歷史畫面。 圖/美聯社

  • 文字:洪筱婷,黎新索邦第三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棲居文學研究與創作交界未明之處,從事英法中翻譯,自由撰稿。
  • 更多Openbook閱讀誌:WebFB

|延伸閱讀|

  • MLF為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 Femmes(女性解放運動)縮寫,發源於六八運動之際,由女性自發組成,為爭取各項女性權利而組織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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