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浩原／歐美為何開始關注緬甸文學？——寸步難行的台灣新南向
《緬甸詩人的故事書》本來是一部紀錄片。緬甸自從1962年軍事強人尼溫（Ne Win）發動政變之後，近半世紀以來處在軍政府的獨裁統治下，直到2010年新憲法公布後首次舉行大選，才真正朝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緩步邁進。
2013年捷克籍的紀錄片導演佩特．洛姆（Petr Lom）和荷蘭籍製片人柯琳．馮．艾禾拉特（Corinne van Egeraat）受邀到緬甸首次舉辦的「人權電影節」播放他們的一部電影時，意外發現緬甸是個詩歌與詩人的國度，
只要一談到詩的話題，大多數人都會舉手說他們偶爾會寫詩。而認為自己是專業詩人，或把「詩人」寫在履歷表上的數量更是驚人。
他們聽到許多緬甸詩人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很多人曾遭受軍政府的迫害，再加上長年對外封閉，緬甸詩歌極少被翻譯介紹，讓他們興起了將這些詩人的故事告訴全世界的想法。
在緬甸詩人欽昂埃的引導與協助下，兩位來自荷蘭的電影人花了三年時間尋訪、拍攝了17位緬甸當代詩人的故事。2017年紀錄片《緬甸詩人的故事書》完成，參加「鹿特丹國際電影節」與「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並獲得「KNF Award」與「Politiken's Audience Award」等獎項提名。
他們同時出版了同名的攝影與詩文集，將紀錄片中引用的詩作全文英譯，也就是這本由罕麗姝與廖珮杏翻譯的當代緬甸詩選。
美學不是詩的重點，人權才是
自從緬甸「改革開放」後，緬甸作家重新回到世界舞台，歐美學界也重新燃起譯介緬甸文學的興趣。例如201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番紅花影與被救回的手稿：言論檢查與社會轉型下的緬甸文藝生活》（Saffron Shadows and Salvaged Scripts: Literary Life in Myanmar under Censorship and in Transition），就訪問了緬甸老、中、青三代共九位作家、編輯，詳細報導了他們的文學生涯。
以詩歌而論，則首推2012年出版的《骨堆終將發鴉嘶：15位當代緬甸詩人》（Bones Will Crow: 15 Contemporary Burmese Poets），主編此書的緬甸少壯派詩人科科瑟（Ko Ko Thett）近年來非常活躍，在許多歐美的文學網站上以英文發表介紹緬甸現代詩的文章。
拜網路發達之賜，年輕詩人貌代在2017年更譯介了一批「90後」的緬甸青年詩人。而華文世界方面，《緬甸詩人的故事書》介紹的詩人颯雅林（Zeyar Lynn）也曾受邀參加2013年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與2016年的「台北詩歌節」。
國際上對緬甸詩歌的關注，多半跟緬甸的人權狀況，與近期的民主化等政治議題密切相關。《緬甸詩人的故事書》也不例外，導演洛姆與製片人艾禾拉特原本關注的就是人權議題，因而緬甸詩學發展的內在美學歷程並非這本書的焦點，而是透過詩歌來反映緬甸從獨裁威權邁向民主開放的社會轉型歷程。
台灣人為什麼應該讀緬甸詩歌？
從翁婉瑩為本書撰寫的導讀可以看出，遠流翻譯這本書的目的，主要也在關注當代緬甸的社會狀況。隨著台灣政府最近的新南向政策，並開始具體獎助相關的學術研究與文化交流活動，東南亞國家再度引起國內文化界與出版界的關注，但也暴露出國內長期以來對這個領域的忽視。
在最近的一篇報導中，東帝汶台商會的祕書長就感慨台灣缺乏印尼語的翻譯人才，並讚賞中共商務部2017年的《對外投資合作指南》針對東帝汶這樣的新興小國都提出了61頁的報告，涵蓋地理、歷史、交通、民生、法律等資訊，抱怨國內的外交部門缺乏調查研究，無法給予海外台商情報上的協助。
這讓我開始思考像《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這樣的書，究竟對當前的台灣有什麼用處呢？
若從商業交流的角度來看，《緬甸詩人的故事書》確實「無用」。書中介紹的詩人，有政治異議份子、社會運動者、女性主義者、前衛藝術家，他們言人所不敢言，進出監獄、衝撞社會保守價值。從功利面來看，認識這些詩人，可能很難有實際的助益。
《莊子》中有個很經典的句子：「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或許從最「無用」的詩歌著眼，反而能讓外國人，如台灣，更深刻地看見這個國家，最精湛文化樣貌。
事實上，新南向所面臨的困境，正是台灣長期以來過於膚淺的功利主義所造成的。譬如語言人才，與歐美日本的語言相比，學習東南亞這些「貧窮落後」國家的語言顯然「無用」，所以國家平時沒有在大學設立相關學系，企業也沒有投資儲備人才，民間更少人學習。
一旦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才發現連基本的翻譯人才都很缺乏。
在外國語的學習中，相較於英文、日文等強勢語言，印尼語被認為較無用。在東南亞中，小國東帝汶被認為不需關注，長久下來把地平面「無用」的部分都挖掉了，一朝想要邁步走出去，才發現新南向寸步難行。
詩歌反映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
那麼《緬甸詩人的故事書》有何「無用之用」呢？我認為首先是建立同情的了解。
台灣也經歷過從威權統治走向自由開放的漫長歷程，也曾為爭取言論自由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認識緬甸這段類似的歷程、聆聽具體人物的生命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真正理解緬甸這個國家，讓我們對緬甸文化產生真實的感覺。這還算是最容易被大眾理解的「有用」的部分。
再深一層看，《緬甸詩人的故事書》讓台灣讀者接觸到緬甸的詩歌，詩歌其實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全球化的時代，要想創立品牌，將產品與服務行銷到另一個國度，了解該民族的思維方式非常關鍵。這看似抽象的問題非常根本，會廣泛地連結到產品如何設計、如何廣告行銷等各種「有用」的問題。
正如前文提到洛姆與艾禾拉特的觀察，緬甸是個詩歌的國度，而這本書是由緬甸最富創意與感受能力的一群詩人，對生活周遭提出各種觀察與洞見，他們還接受訪談，表達出了創作的動機與思考的過程，若能仔細去品味與體會，從這些看似「無用」的詩歌當中，其實能淬取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此外，這本中緬對照的詩集，讓台灣讀者接觸到緬甸文，接觸到緬甸文學，甚至勾起讀者去進一步投入學習的慾望。我想要以此為契機，為大家簡介一下緬甸詩學的內在美學歷程。拉出緬甸近代詩歌史的縱深，才能理解《緬甸詩人的故事書》中的詩人與作品，補充國際關懷對緬甸詩歌力猶未逮的面向。
愛國詩歌與實驗文學
緬甸現代詩的起源，可追溯到兩個源流，一是被英國入侵所激發出的針砭時事的愛國詩歌，代表者是愛國詩人德欽哥都邁（Thakin Kodaw Hmaing）。他起初在仰光的印刷場當排字工人，後來進入報社工作，1911出任新創刊的《太陽報》編輯，開始發表新型態的詩文。《太陽報》是由一群緬甸大學青年所創辦，是緬甸佛教青年會（YMBA）的機關報，旨在傳播獨立、自由、民主等思想。
德欽哥都邁為了針砭時事、喚醒國人，運用註解佛經的傳統創造了「注」（htikas）這種詩歌與論述交錯的新文體。譬如他在1914年發表嘲諷「假洋鬼子」的〈洋大人注〉（Bo Htika），或是以一次大戰後緬甸向英國派出代表團要求自治為契機；發表於1919年的〈孔雀注〉（Daung Htika），以孔雀象徵緬甸，回顧緬甸的歷史，期待民族自治，頌揚愛國主義。
另一股潮流則是留學英國歸來的緬甸文學研究者吳佩貌丁（Pe Maung Tin），在仰光大學所發起的「實驗文學（Khit-San Sarpay）」運動。吳佩貌丁自1922年起在仰光大學擔任緬文教授，開始積極推動緬甸古典文學研究，讓人們對蒲甘碑銘清晰簡煉的寫作風格產生興趣，同時帶領校內年輕的教師與學生實驗，以新形式與新內容創作詩歌和短篇小說，展開了「實驗文學」運動。
吳佩貌丁在1930年代編輯出版了《實驗故事集》（Khit-San Ponbyin-mya）與《實驗詩集》（Khit-San Kabya-mya）。代表性詩人則是與小說家德班貌瓦並稱「實驗文學三傑」的佐基和敏杜溫。實驗文學的詩帶有一種以復古為創新的性質，改良了傳統格律中比較貼近口語的「雅都」（yatu，季節時令詩），回歸緬甸古典「四言詩」的「爬升韻」（climbing rhyme）形式。
實驗文學之後，緬甸詩壇又有三波文學運動，分別是1948年緬甸獨立前後的「新文學（Sarpay Thit）」運動、1968年左右開始的「現代詩（khitpor kabya）」運動，以及2000年之後的「後現代詩」與「語言詩（Language Poetry）」運動。
左翼的影響與現代主義的技藝
1948年緬甸獨立後，原本實驗文學健將之一的詩人達貢達雅，受到左翼文學的影響而開始鼓吹「新文學」運動，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資產階級文學，認為不該一味追求美學的境界，應該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人民寫作，講究寫作的實用價值。
當時魯迅等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也被引介入緬，這使得當時的緬甸文壇分成兩派，針對文學該不該有傾向性、宣傳性這點爆發了論戰。然而「新文學」運動的社會寫實主義作品後來越來越僵化，幾近政治文宣，因此到了1960年代後期又出現了「現代詩」運動。
「現代詩」運動的旗手茅塔諾（Min Thu Wun），在1968年出版了重要的翻譯集《松樹蔭下》（Htinn Yuu Pin Yeik），介紹了阿波利奈爾、里爾克、艾略特、馬雅可夫斯基等國外詩人的作品，為緬甸引進了自由詩與浪漫派、前衛派、意象派、超現實主義等歐美流派。
「現代詩」立即被「新文學」指責是頹廢的、資產階級的、親西方的文學，雙方爆發了論戰。後來在達貢達雅的調解下，雙方取得共識，「現代詩」的自由詩與豐富的藝術形式獲得接納，而創作的內容必須反映普羅大眾的生活與社會的問題亦被「現代詩」所接受。
事實上，1962年軍事強人尼溫當權後，由於政府對內部的鎮壓越來越強，以豐富意象、巧妙譬喻反應社會日常現實的「現代詩」成為一種暗中表達反政府情緒的方式。達貢達雅在當時留下了一句名言：
你或許可以拋棄韻律，但無法拋棄意識形態。
後現代與網際網路的衝擊
然而，當「現代詩」成為主流之後，也陷入了創意遞減的螺旋。詩人颯雅林因此批評「現代詩」喪失了原本實驗前衛的部分，成為過於專注詩人個人情緒的抒情詩，發表作品的口吻、色調、內容與表達方式同質性高到遮去姓名簡直難以分辨作者的地步。
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現代主義」在2000年之後傳入緬甸。詩人颯雅林則譯介了「紐約詩派」（New York School）的艾希伯里、「語言詩派」的查爾斯．伯恩斯坦、辛波絲卡，乃至於運用網路搜尋引擎創作的「夫拉夫詩」（Flarf Poetry）等多元的創作參照點。
透過引進世界的新思想、新創作潮流的努力，再加上網路出現後的便利，當代緬甸詩歌呈現眾聲喧嘩的盛況，出現了像是Pemskool、Be Untexed等國際化、以網路為媒介的創作社群。
出版審查是譬喻之母
最後，回歸到《緬甸詩人的故事書》探討的主題——「言論自由」與「社會轉型」。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的緬甸雖然沒有言論自由，但緬甸詩人卻想方設法繞過嚴格的出版審查。
例如緬甸女詩人愛茵德拉在回顧這段時期時，引用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的名言「出版審查是譬喻之母」，認為出版審查反而激發詩人以更多隱喻、創意的方式抒發心聲。
如今雖然廢除了出版審查，但言論自由在緬甸仍然相當脆弱。詩人莫偉表示：
現在已經不需要等好幾個月，就只為了審查批准，你隨時都能出版……但是，如果你出版了可能冒犯到人的書，你可能會被起訴。
詩人百則說：
在民主政府的統治下，我有言論自由，然而現實生活中，它並不存在。在審查制度的時代，一旦他們核准了你的作品，那就是沒問題了，之後不會再有追究。然而現在，你可以自由寫作，他們則可以隨時因為你寫的東西逮捕你。
市場經濟也對文學的出版帶來巨大的衝擊。茅塔諾就感嘆，在將近5200萬人口的緬甸，一本小說僅僅銷售超過3000本就算暢銷書了，詩集更慘，超過500本就算大熱門。
如今市面上充斥著教人成功致富或星座命理的書，動輒銷售上萬冊，緬甸詩人卻大多僅能出版50頁以下薄薄的詩集，印刷數量不過500本，其中一半還是拿去贈送給朋友。文學雜誌也大為沒落，以往每期主題固定的嚴肅中篇小說已不復存在，僅會刊登兩頁以下的短篇故事和幾首詩而已，內容則充斥著影歌星的全彩拉頁照片和八卦消息、星座命理等專欄。
望向亞洲的詩壇
對熱愛文學的台灣讀者來說，緬甸現代詩發展的軌跡不難令人聯想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新月社」、「創造社」等社群，或是「鄉土文學論戰」等對應的歷史。而文學出版市場的萎縮和網路文學的蓬勃發展，也同樣令人在興奮之餘十分徬徨。可以說亞洲國家之間的比較，甚至比看向歐美更能刺激我們去省思過去與瞻望未來。
受邀評論《緬甸詩人的故事書》時，我起初相當惶恐。一看到這本書中的緬文，就像韋小寶看到「蝌蚪文」時那樣頭痛。不過轉念一想，這或許是個難得的機會，勿因語言陌生，而放棄閱讀。緬甸詩歌的確令人非常驚艷，讀者能從中感受到緬甸民族的特長，他們偏好史詩般的生動敘事、擅長繁複的思維辯證，同時追求戲劇對話的效果。
當代緬甸詩人吸收世界各國詩歌藝術的熱情，也令人驚嘆。一些前衛的詩歌運動，像是「夫拉夫詩」，鮮少被台灣讀者認識。緬甸年輕一代的詩人透過英文走向國際的努力，更令人佩服。若把目光放得更長遠，這些都是詩人國度緬甸帶給我們的「無用之用」，端看我們有沒有能力去運用。
正如詩人欽昂埃所言：
翻譯是讓我們攀登到自己的樹上擷取果實的途徑。
至於《緬甸詩人的故事書》究竟「有用」還是「無用」，從中究竟能擷取到怎樣的果實，則留待讀者去探索了。
（原文授權轉載自「Openbook閱讀誌」，原標題為：何不來讀緬甸詩？台灣「新南向」早應被關注的「無用之用」）
▲ 《緬甸詩人的故事書》紀錄片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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