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台灣上演「一中」戲碼？——談陸客來台觀光

鳴人選書 22 Feb, 2018

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兩岸透過投資、探親與觀光等方式，進行人口、物資與資本的往來日益頻繁。圖／路透社

近年興起的中國遊客來台觀光，對於台灣境內的國家性（stateness）、國家領域及國家認同，已經造成多重、交互重疊且相互矛盾的感受。這些效應某種程度上是源自台灣、中國大陸，以及香港觀光業所發展出之高度嚴格控管的團客旅遊組織，並在此過程中複製出與中國本地觀光類似的旅遊經驗。

這類的遊程，是台海兩岸旅遊發展下典型的旅遊模式；其發展脈絡可追溯到兩岸一個世紀以來的主權紛爭。自1980年代起，隨著中國與台灣各自在政治上的改革，兩岸間透過投資、探親與觀光等方式，進行人口、物資與資本的往來，日益頻繁。

一開始，兩岸接觸是單向的，僅開放由台灣到中國，近年來則開始有反方向的流動。過去作為英國與葡萄牙殖民地的香港與澳門，原本是典型的遊客轉運點，但自2008年起，台灣與中國開始有定期、非特許的直航，接著也有限制地開放了中國廈門與台灣金門之間的小三通。從那之後，中國遊客的人數很快地超越了日本，成為台灣觀光發展最大的客群。

儘管兩岸國家主權爭議依舊，甚至分別進行大規模軍備擴張，但兩岸人民的交流並未減少。重要的是，兩岸觀光不只成為社會關注與討論的主題，同時也促成兩岸互設辦事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兩岸間成立的第一個帶有官方背景的辦事處。2010年4月，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駐北京辦事處在北京掛牌，中國亦在台北設立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駐台北辦事處。

策略性的觀光布局，是中國外交政策工具之一？

過去的研究指出，策略性的觀光布局是中國外交政策工具的一部分。中國當局長期利用特殊形式的移徙，作為國家建構、領土統一與合併，以及擴大海外政治影響力的手段。對其轄內所謂的自治區域，勞工移徙已經是送給新疆與西藏發展基礎設施的「禮物」，而其中多數移民將中國主權視為理所當然。

對台灣與香港，觀光旅遊亦被描繪成促進政經交流合作的經濟性「禮物」。然而，中國人移徙與觀光的規模與尺度在這些「邊陲地帶」已經引起關注與抗議。因此，遊客與在地被觀光對象（非）日常的邂逅，就成為一再被挑起、或被其自身所激化，難以兩立的民族情感。

觀光不只是透過被觀光套裝行程與旅遊書所追蹤的世界而產生的人流聚集。如同社會學家富蘭克林（Adrian Franklin）所說的，觀光是遊客的身體、造訪地點、控管觀光活動的國家機器，以及規範機制（例如通行證或護照），共同產生出的一種具有廣泛效應的「混雜組配」（hybrid assemblage）。在此本體論之下，觀光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現代性的活躍排序」（active ordering of modernity），透過意識形態範疇、地點經營設計，以及動向的規範，產生了國家化的主體與空間；其延展效應超越了名義上被公認是觀光的身體與空間。

遊客的旅行如同一個舞台，民族或種族價值觀不只銘刻其中，也展演於國內外。國家將道德價值投射於移徙主體的身體與再現之上。例如，在中國，即使觀光常被描繪為休閒活動，但遊客行為已經對民族認知造成更廣泛的影響。邱垂珍曾指出，「中國觀光客在國外的（負面）故事破壞有關旅遊、個人與國家角色之間的正面聯結。」為了回應這個問題，中國當局已經發起各種運動來促進「文明旅遊」，將其觀光客描繪成是國內外大使，將觀光客納入此民族計畫之中。

這樣的道德價值觀與國族教育運動不只銘刻於身體，也刻劃在特定與限定為提供旅遊經驗的景點上。景點的建構與文化權威（cultural authority）的管理施行是國家自我定義的重要元素。

遊客與在地被觀光對象（非）日常的邂逅，成為一再被挑起，難以兩立的民族情感。圖／歐新社

遊程作為將台灣納入中國國內觀光空間的展演性腳本

遊程是一種腳本，它使得導遊可以展演在特定時空限制下的旅遊目的地，同時具備足夠彈性可以視環境或其他無法預測的狀況即興發揮與變化。如同王寧所說，遊程是「作為遊客體驗的載體」。

這份行程不僅具有本團遊客很少注意到的、為地點與領土命名的能力，它的權力展現在將台灣區分為許多個別的、可消費的地點與商家，藉由休息站、高速公路，以及我們搭乘的遊覽車連接起來。這份遊程是我們觀光目的地的映像與決定要素，不僅將感官的空間化為文字，也將台灣多種意涵的多元性轉變為一系列的景點，透過中國遊客熟悉的空間拓撲（spatialtopology ）與時空序列來呈現。

中國旅行社的行程為導遊敘事與地勤安排造訪地點所用，所以成為一種用來展示台灣是中國觀光一部分的腳本大綱。儘管行程結構決定了觀光路線，但仍然保留彈性，讓導遊與地勤安排者可以選擇如何展演台灣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使得地勤安排者可以將遊客的經濟力導入台灣特有政經系統，國民黨與其所屬的私人企業團體得以在其中結合利益與政治意圖，以便在中國促進兩岸統一的國家領土計畫中，相互合作獲利。

從旅程開始到結束，旅行團的組織與操作方式很一致地將台灣展演成中國的一部分，並展示台灣人為中國的族裔主體（Chinese ethnic subjects）。導遊描述領土的方式與台灣歷史的選擇性敘事，都達到了這個目的；同時，觀光行程的時空輪廓也強化了這種印象，遊程安排上不只參觀文化上具有「中國」相關紀錄的「景點」，更造訪特定的購物地點，以便將「地方名產」納入中國豐富物產的圖像。我們所造訪的旅館、餐廳、景點與商家皆主要以接待中國遊客為導向——室內標示以簡體中文書寫、商家櫃檯可收中國人民幣等等，因此也很容易了解，為何中國旅行團會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展演表述，可說是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歷史、領土與文化想像的混合體；其中，日本殖民時期或是被抹去不談、或是被批評，而台灣原住民的過去與現在則與中國的少數民族合而為一。同時，中國旅行團所見的台灣，也是台灣透過其自身特有政治工具性與經濟邏輯所呈現的展演。在寶石藝品店與其他店家，與國民黨有關係的資本家販賣的不只是實際的商品，而是從遊客消費建構出政治統一的可能性。同時，法輪功被導遊從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宗教團體，提升為名副其實的惡巫。

導遊作為敘說領土故事的人

首先筆者將著重在導遊張導所使用的語言，以及他對台灣歷史文化的介紹。張導時常將台灣跟「大陸」或「中國大陸」對比。他較少使用「內地」一詞，但時常將其作為修飾語，如「內地客人」。筆者只有一次，也就是在恆春觀看在地棒球賽時，聽到他將台灣與「中國」相比。而這發生在遊程後期，導遊與遊客已經建立信任關係之後，因此並沒有人對此發表意見。

技巧性的使用領土性用語，如「大陸」與「內地」，在台灣政治論述中相當常見，尤其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以及在中國做生意或其他形式交流的台灣人之間。然而，從導遊頻繁使用諸如「我們中國」與「我們前總理溫家寶」等詞彙，可見他的歷史文化表述已經超出解嚴後台灣常見的主流論述。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他頻繁的將台灣與中國說成是地方或社會，卻很少將個別的台灣人與大陸人當成民族或民族國家主體。不管是為了聲稱不可避免的政治統一，或是平常討論食物喜好，他常用「我們中國人」來重述國民黨與中共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是「手足同胞」的立場。

即使強調文化與族裔的共同性，他仍無法避免提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制度差異；而這樣的討論時常是在肯定中國一黨專政的效率，惋惜台灣多黨政治帶來的無能與爭論。

台灣就是太民主了。

這樣的敘述，在這趟旅程中至少重複了五次，通常是為了獲得遊客的贊同，至少在他們注意的時候。然而，當他建議遊客要遠離法輪功示威者時，偶爾也會讚揚台灣相對高度「自由」，是個信仰上比較有人情味的社會。

導遊以塑造共同敵人的方式來重述國民黨與中共民族團結論述，加上自身的軍人背景，他時常批評日本對台灣的影響，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如同前將軍同時也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郝柏村，他同樣有效地利用「日本」相關論據，將日本殖民教育、公認的日本族群認同，作為批評李登輝、台灣愛國主義者與台獨人士的籌碼。

這個策略使他獲得遊客認同，成為中國同胞的友好伙伴，「迎合」（如同他私下告訴我的）他們的種族偏見，引起對於戰爭暴行重塑共同回憶的感慨，並訴諸他們對於「一個中國」的領土想像。

另一個選擇性與片面性使用歷史敘事的例子，是導遊經常提起「大陸與台灣歷經65年的分離」，以此指稱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共在1949年之後的分裂。這個說法略去了他經常批評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若加上該時期，實際上為「65年」的領土分離又加上了半個世紀的時間。這裡進一步有問題的推論是台灣完全為「中國統治」的宣稱。

目前的歷史研究已經發現清朝對台灣的治理並不完全、充其量是不完整的，且因為清朝滿人文化特性而更加難以認定這一點。

導遊明顯的意識形態，與他私下告訴筆者不喜歡與客人談論政治的說法有所矛盾。導遊的思想認同除了反映在他帶團的行為表現，更展現在他加入了支持統一的新同盟會組織這一點。就筆者觀察，他並沒有向其他遊客提到他的會員身分，也沒有和其他人討論這個組織，但他的確在進行政治對話。

儘管張導的意識形態使他在非觀光的台灣社會中有如局外人，但在中國旅行團中如魚得水。他對民進黨、台獨人士、台灣的民主治理，以至於日本殖民統治與現在領導風格的批評，確實是種政治劇場的形式。但他保留未提的部分也同等重要：他避而不談國民黨藐視人權、非法土地徵收、民調顯示多數人反對與中國統一，以及台灣國家認同明確並逐漸增長的趨勢；他的發言不只是種導遊管理策略的實踐，也是個人政治的選擇，而這對旅行團理解台灣歷史與當代大眾意見產生很明顯的影響。

我們不易得知張導在旅行團以外如何表述他的意見與想法——筆者只能推測他不會使用類似「日本鬼子」或「我們的總理溫家寶」這類的語彙，但的確無法得知實際情況。然而，他對於中國愛國主義誇張而半公開的展演，足已表現出其與他私人信念的一致性（至少對筆者來說是如此）；而此處提到的公開／私密的區別，比較是程度上而非類型上的。

陸客團對花蓮藝石非常感興趣，還有店家也要員工表述：有買我們的花瓶就是幫助和平統一。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瓦解兩岸族群界限

導遊很少使用出現在1940年後，外省人與本省人這類台灣常見的族群分類話語。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導遊通常會試著避免使用這些台灣特定的、為了挑起政治不安與區別的語彙；相反地，他會使用中國遊客較能理解的語彙，比如「老兵」。導遊也會特別向外省第二代，以及在台灣生活的中國人介紹遊客，例如在墾丁海產店的中國籍太太，以及在東海岸其他觀光景點的銷售員。他私底下告訴筆者，這麼做是為了讓那些遊客能更加感到像是在家鄉。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當介紹台灣原住民時，導遊經常使用只有在中國才會聽到的族群相關語彙，包括以「高山族」泛稱台灣許多原住民族（高山族是中共對所有台灣原住民的用語）以及「少數民族」。他偶爾用混合式的名詞「高山原住民」來描繪他們（原住民是台灣用語），有時則以他們的族群部落稱呼，例如阿美族或太魯閣族。儘管用法不一致，但這些用語顯示出導遊懂得並很有彈性地利用中共族群分類的語言與認同。

為了和平統一而購物

大多購物地點都呈現了國民黨意象。從知名品牌商家，例如陸資鳳梨酥店維格餅鋪，到較小的餐廳商店，例如北平餐廳、阿里山午餐停留處與茶行，馬英九與郝龍斌的照片都懸掛在明顯位置。這些地點沒有一個有以類似方式展示民進黨或其他反中領導者。

最顯著的例子是國民黨黨營的花蓮寶石店，店家不只強調國民黨與中共領導者的顯著地位，也要員工表述：

買我們的花瓶就是幫助和平統一。

之前幾天，導遊有先試圖增加店家銷售的吸引力：宣稱之前民進黨執政時期縮減榮民福利、一再指出路邊榮民醫院與榮民之家，而且一有機會就把我們介紹給大陸榮民認識。在車上，他提到店家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收益會回饋給不再收到國家資助的榮民，然而該店店員並未提到這個做法。當筆者個別詢問時，他們回說不清楚細節，但強調這家店與國民黨的確「支持我們的軍隊」。不同於張導，他們的銷售手法並未將店家或國民黨說成榮民的福利機構，而是將其作為體現中國與台灣統一的直接方式。

「以經促政」是中國自胡錦濤時代以來，利用經濟優惠鼓勵台灣支持統一的策略。然而，這家寶石店卻是個反向的例子——利用政治策略達到經濟目的。在這個例子中，利用統一與民族情感，鼓勵中國遊客進一步充實國民黨財源。筆者的旅行團沒有任何人買任何東西，主要是因為中國境內許多不受歡迎的店家也會使用類似的手法。

其他購物停留點在展示國民黨重要人物肖像時，也會強調中國與台灣的共同點。例如阿里山的茶行會在產品盒子印上馬英九的簽名照；鄧麗君的音樂被當作兩岸人民共同記憶，具有共通的吸引力。儘管這些店家利用想像中的中國遊客喜好來刺激銷售，也僅止於宣稱收入會支持一個較廣大的政治計畫。然而，維格餅鋪作為中國與台灣合資公司，的確讓張導得以肯定宣稱其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例子。

小結

本文主要闡述上海到台灣旅行團的詳細紀實、民族誌材料與分析。藉由探究導遊敘事隱含的政治立場、遊客與攤販的交際、中國遊客之間的對話，筆者描繪出在旅行團成員的觀光經驗中，台灣是如何被呈現與再現；同時也觀察特定台灣攤販與其他接待者，對於中國團客觀光產生之效應所抱持的態度與反應。

在這趟旅行中，中國遊客的花費主要被導入國民黨經營與支持的企業，導致台灣私部門受益不均，造成非國民黨盟友團體的損失。這與旅遊行業協會經營者的立場一致，其在訪談中明白表示出對國民黨與其政治人物的支持，這意味著中國團客觀光也正影響著台灣內部政黨政治的運作與經濟。

筆者認為，作為中國輸出遊客到台灣觀光的模式，旅行團的操作結構使得多數遊客會複製與再現身在中國的觀光經驗。儘管旅程中有許多不在文本中及預期之外的時刻，上述效應持續產生作用；換言之，兩岸觀光地點與人潮流動所創造的空間已然是經過有效舞台管理與設計，以避免中國多數遊客親中統一的立場與台灣多數持反對統一立場出現不和諧或衝突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