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研究：面對歧視與偏見，你能說你沒有嗎？
我人生第一次遇到的種族對立，並不是個值得一再反芻、拿來說道的回憶。那時候我才4、5歲，跟母親去雜貨店買東西。家鄉肯塔基州（Kentucky）馬塞奧（Maceo）是個小地方，那邊的人沒有見過什麼多元文化。那天，店裡出現一位非常高的非裔男子，他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在電視以外看見的黑人。
也許是他的身材令我側目，也許是他的膚色讓我吃驚，反正我用整個商店都聽得到的音量脫口而出：「嘿、媽媽，妳看那個大——」沒有人知道我接下來要說什麼，因為我媽用手摀住我的嘴巴，手勁大到連模糊的嘟囊聲都發不出來。當時我真的會講出帶種族歧視的謗語嗎？或者只是要說那個大個子。可是母親不肯冒險，她快如閃電的反射動作已經洩漏了心思。
成年人表達偏見時，你可以指責對方是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仇外心態，然而若是小孩這樣做，我們只會尷尬的聽著。兒童像是一面鏡子，反映他們所成長的社會，所以當我們聽見兒童嘴裡冒出歧視的輕蔑字眼時，當為人性覺得可悲。做母親的必須擔心還沒上學的孩子，脫口說出哪些字眼，這說明什麼樣的文化？那個孩子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事？
種族不平等和所得不平等有本質上的差異。貧富存在於所有族群中，而種族歧視對於非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產生巨大的生活影響，即使他們根本不貧窮，也脫逃不了。儘管種族與經濟不對等是分開的議題，但是近年來隨著種族不平等程度緩慢的下降，而所得不平等穩定上升，兩者交會的情況卻越來越多。
這裡我們要討論所得不平等的差距擴大，如何加深種族偏見問題；而種族刻板印象，又如何被用來合理化和維持所得不平等的現狀。
打從1619年第一艘奴隸船，抵達北美洲的英國殖民地詹姆斯敦（Jamestown），種族歧視就一直是美國的一部分。這片土地後來變成美國，可說是奴隸制度的功勞，它在這裡實施250年，歷史比這個國家還悠久。1865年廢止奴隸制度，以《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代之，繼續合法壓迫非裔美國人長達100年之久。
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將公開的種族歧視列為非法行為；1965年的投票權法案，則終止明顯帶歧視的投票實務，可是社會的反應並未一夕翻轉。經過350年完全合法的鎮壓黑人，僅過了半個世紀（還不及普通人的一輩子長），我們已經見不到白人獨享餐館、飲水機和學校的情況。從那時候開始，情況改變了多少？這要看你問的人是誰而定。
觀察民意調查的結果，美國人公開支持種族主義觀念（例如學校隔離、雇用歧視等）的比例，已經從1960年代的明顯多數，減少到目前的個位數百分比。這樣的趨勢一直被視為鼓舞人心的象徵，然而事實也許不見得這麼樂觀。
2011年有項調查，以符合美國白、黑人口比例代表的樣本為對象，請他們評估1950年代到2000年代，這段期間內的每一個10年，白人和黑人被歧視的嚴重程度。結果黑人和白人受訪者都同意，這段期間反黑人歧視已經減少，不過白人認為減少的幅度，大於黑人的感受。
黑白兩組對於反白人歧視的觀感，差別程度更驚人。黑人受訪者認為，1950年代反白人偏見不是問題，時至今日依然不成問題。反觀白人受訪者卻深信，在這段期間內反白人偏見穩定增加。白人似乎把歧視當作零和遊戲（按：zero-sum game，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感覺降低反黑人歧視後，就會轉變成反白人。
在白人受訪者眼中，這項趨勢再明顯不過，以至於他們斷定2000年代時，反白人歧視的問題已經超越反黑人歧視。不過，數據卻呈現截然不同的故事（見下圖）。自1960年代以降，白人家庭與黑人家庭的所得差距，大致維持不變：1967年，黑人家庭平均收入是白人家庭的55％，到了2011年，這個數字是59％。儘管黑人與白人家庭中，受完高中、大學教育的人數落差已經微幅減少，不過並沒有因此縮小兩者的所得差距。
歧視無法統計，只能以親身經歷顯示
更驚人的是，種族間的財富（即總淨值）差距，在過去數十年間只增不減。2013年，白人家庭擁有的財富是黑人家庭的13倍、拉丁裔家庭的10倍，懸殊現象和1980年代如出一轍。本來這個差距在1990年代，已經有小幅改善，可是基於某些因素，黑人與拉丁裔家庭的教育程度雖然上升，卻沒有縮小所得與財富差距。
其中一個因素是白人家庭，擁有自有住宅的比率高出甚多，第二個因素是繼承家庭財富，一旦累積到某個程度，就會用來買房或替下一代置產。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平均財富趨近於0，所以每個世代都得從零開始打拚。
經濟學家還找出導致財富差距的其他幾個因素，包括坐牢比率、結婚率和離婚率。可是如果不了解種族歧視對弱勢家庭造成各種恆久的壓力，就不可能了解不同種族的所得與財富差異。
財富、教育、自有住宅的不平衡，可以當作一種羅夏墨跡測驗（按：Rorschach test，利用墨跡圖片，來測出人的個性特質）。如果你認為弱勢家庭，是歧視與欠缺機會的受害者，那你就能發現支持這種理論的數據，但問題是很難將歧視所扮演的角色，用上述這類統計數字分離出來。家戶平均財富或自有住宅的數據，能告訴我們差距懸殊，卻不能解釋背後的理由，因此我們需要從人們的行為找尋答案。
針對真實生活中的歧視現象，社會學家狄娃．佩吉（Devah Pager）做了一項突破性的實驗，她設計每兩個年輕人（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組成一對，到密爾瓦基市應徵工作。佩吉替他們編造完全相同的履歷表，因此求職者的資格都一樣；她還提供相同的講稿，所以他們在應徵時的自我介紹和結語也一模一樣。
接下來這些兩兩成對的年輕人，去應徵350多份工作，他們並沒有應徵相同職位，而是由研究人員隨機選擇誰去應徵工作，藉此創造隨機化實驗。接下來，他們就像所有應徵者一樣，等候雇主打電話來。
那麼這項實驗的結果，是否有「零和」民調受訪者，所相信的反白人偏見存在嗎？一點兒也沒有。接到雇主電話的白人應徵者，是相同資格黑人應徵者的2倍。類似研究在紐約、芝加哥、亞特蘭大與其他城市都做過，得到的結果都一樣。
黑人想租房子時，被屋主告知「沒有空房」的機率，高於條件相同的白人；黑人買車時，拿到的價格和優惠都比白人遜色；買房子時，黑人負擔的房屋貸款利率，比條件相同的白人高。在21世紀的美國，反黑人偏見依然盛行。
娃娃研究：人種優越感偏見已根深柢固
如果懷疑民調結果，無法呈現當今人們對種族歧異的真正態度，我們還能從另一個地方尋找。1940年代，心理學家夫妻檔肯尼斯．科拉克（Kenneth Clark）與麥蜜．科拉克（Mamie Clark）率先弄明白一件事。假如想要衡量社會價值觀與期望如何滲透人心，就應該審視兒童心理，因為他們是吸收力最強的文化海綿。
科拉克伉儷聲名卓著，不僅是因為他們的開創性研究，也因為這兩位學者的背景是非裔美國人。當時大部分大學連進出的門戶，都要分白人、黑人，更別提讓黑人在大學註冊、畢業甚至任教。
科拉克夫婦先是進了哈佛大學就讀，然後成為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他們開發一種研究種族偏見的簡單辦法，甚至適用於年齡非常幼小的孩子。
他們拿一對娃娃玩偶給兒童看，一個是白人娃娃，另一個是黑人娃娃，然後問一連串簡單的問題：哪一個娃娃比較好看？哪一個看起來是壞娃娃？你想要玩哪一個娃娃？
從1940年代、1950年代到1960年代，受訪的白人兒童始終表達比較偏愛白人娃娃，黑人兒童的反應比較分歧，這視他們的情境而定，有些喜歡白人娃娃、有些喜歡黑人娃娃。舉個例子，在只收黑人的種族隔離學校念書的黑人兒童，會偏愛白人娃娃，顯示他們與白人兒童吸收到相同的白人優越文化訊息。
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國開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後，上種族融合學校的黑人兒童，開始表現無特別偏好的態度，有時候更喜歡黑人娃娃一點。
接下來的幾十年，研究人員又陸續做了數十種不同版本的娃娃測試，多半針對3到7歲兒童。黑人兒童的反應繼續維持分歧，他們的偏好似乎和當地背景與經驗有關，與原始研究雷同。然而對白人兒童做的測驗結果，趨勢卻始終如一得令人灰心：今日的白人兒童喜歡白人娃娃的程度，竟然和1940年代完全一樣。
娃娃研究的驚人發現，在於歷經數十年的偏見走勢圖表，結果看起來更像佩吉田野實驗中常見的歧視模式，而非民意調查結果所認為情況正在改變。當時，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偏見很低，如今看來卻是特例，難怪會引起大家質疑其中的可信度。當我們檢視實際行為時，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見難以動搖的偏見。
※ 本文摘編自《破梯效應：社會就是地位的階梯，比較的結果決定處境，我要跟誰比，才有實質效益而非打擊？》，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破梯效應：社會就是地位的階梯，比較的結果決定處境，我要跟誰比，才有實質效益而非打擊？》作者：奇斯‧裴恩（ Keith Payne）譯者：李宛蓉出版社：大是文化 出版日期：2018/0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