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平等報告：平等的教育及薪資，能對抗下層所得不均嗎？
最近幾十年裡，所得與財富分配上層不均升高，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本報告也揭露下方九成人口成長停頓或低迷不振的現象，下層半數人口尤其如此，而美國的情況特別極端。累進所得與財富稅制已不足以對抗這種態勢，獲得更平等的教育，及獲得待遇更優厚的工作，才是關鍵。
本章要探討教育不均和所得不均之間關係的最新發現。
教育不均的決定因素，以及與所得不均的關係
所得與薪資不均，有多大程度是依照每個人的才能與努力公平衡量的結果？家庭資源如何決定家中小孩的機會？
在大部分國家裡，評估這些問題的公開資料仍然很少，但最近的研究有助於解答這個問題。尤其是吉帝（Raj Chetty）、韓德林（Nathaniel Hendren）、柯萊恩（Patrick Kline）、賽斯和騰納（Nicholas Turner）等人，利用美國超過5,000萬子女和父母的行政資料，針對美國的跨世代流動性，提供了絕佳的研究成果。
廣義地說，跨世代流動性指子女經濟成就和父母經濟狀況之間的關係。估計顯示，美國的這種流動性水平比其他國家低：下層20%家庭出身的100個美國小孩中，成年後躋身上層20%所得群體的人不到8位，相較之下，丹麥有12位，加拿大超過13位。
另外還有一個有力的方法，可以說明美國教育不均的程度：依據所得群體來看小孩上大學的百分比。父母屬於下層10%所得群體的100個小孩中，只有30位上大學，父母屬於上層10%所得者的小孩中，上大學的人數達90位。
下圖的發現顯示，機會平等、擇人唯才之類的官方說法，和現實上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平等之間，有著驚人落差。這也顯示，要追求教育機會均等，可能必須設定透明且能夠驗證的目標，同時改革助學與入學制度。
美國的跨世代流動性也是區域性議題
美國的嚴重地域不均也和教育不均有關。在高流動性的地區，出身所得分配下層20%家庭的小孩成人後，有10-20%的機會，晉身上層20%群體，高流動性的地方包括舊金山灣和猶他州的鹽湖城。
在跨世代流動性低落的地方，出身所得分配底層20%家庭的小孩成人後，只有4-5%的機會，晉身上層20%所得群體中。在我們掌握資料的先進經濟體中，沒有一個國家的跨世代流動性這麼低。然而，美國的南方城市如亞特蘭大，或印第安納波里斯和辛辛那提之類的沒落地區，流動率通常就是這麼低。
什麼因素最能解釋這種流動性的地理差異？詳細的分析顯示，種族和隔離在美國扮演重要的角色。一般說來，在擁有較多非裔美國人口的地區，跨世代流動性會比較低。然而，在擁有很多非裔美國人的地區，黑人和白人所得向上的流動性都比較低，顯示種族以外的社會和環境因素，如歷史和制度，可能扮演了某種角色。
空間和社會隔離跟向上的流動性也呈負相關，尤其是較長的通勤時間，會降低在社會階層中向上爬的機會，以及最貧窮個人的空間隔離，會對流動性產生較強烈的不利影響。這顯示較低所得家庭的隔離、抵達工作場所所經驗的困難，都是社會低流動性的重要因素。
地區層級的所得不均、學校品質、社會資本和家庭結構也是重要因素。最貧窮99%個人的所得不均程度較高，跟流動性較低有關。與此同時，中層階級人口較多會刺激向上流動性。公立學校較高的學生支出、較小的班級規模，都會大幅提高社會流動性。較高的社會資本也對流動性有利，例如社區組織參與率高的地區。
最後，家庭結構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住在單親家庭的孩子、父母離婚或不婚成人比率較高的地方，向上的流動性會大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把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之後，可以非常有效的解釋社會流動性的型態。五個因素合而為一：通勤時間、最貧窮個人的所得不均、高輟學率、社會資本和單親家庭子女比率，可以解釋美國各地區域向上流動性的76%原因。
美國流動性的地理差異龐大，可結合通勤區層面的社會因素來徹底解釋原因，顯示跨世代流動性大體上是區域性問題。
接受優異的高等教育機會特別不均
上面強調的學校素質和向上流動性之間的關係顯示：教育政策、學校組織和入學規則在促進跨世代流動性上，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吉帝、傅利曼（John Friedman）、賽斯、騰納和葉根（Danny Yagan）最近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描述1999至2013年近15年間，美國大學的跨世代流動性，說明接受高等教育機會不均的程度，也揭露其間有極大的改進空間：如果所有學府在社會流動性方面，能像上層10%的大學一樣有效率，那麼美國的流動性就會變得很完美，小孩的結果會跟他們父母的結果無關。
一所大學的跨世代流動性或許可以定義為：把入學率和成功率兩種因素合而為一。
入學率指這所大學對出身較低所得群體、也就是對出身最窮20%家庭學生開放的程度；成功率指這所大學協助弱勢背景出身學生，此後在一生中晉身更高所得群體的能力。例如，鑒於這些學生出身國民所得分配底層20%家庭，衡量標準或許可以訂為：評估這種學生最後躋身上層20%所得群體的比率。
將這些加在一起，流動率或可定義為：所有來自分配底層20%家庭的學生，最終進入上層20%所得群體的數字。理論上，完美流動社會的流動率應該是4%。美國目前的整體流動率只有1.7%，顯示在為低所得家庭小孩提供公平機會方面，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在預測同一所大學學生將來的所得地位上，家庭所得差異只有很微弱的預測能力。我們發現，在全國性的層面，父母所得強力主宰了未來所得的分配。
然而，在同一所大學裡，父母所得和學生所得間的關係低了5倍。在全美層次，出身上層20%所得群體的學生，最後在分配上，會比出身底層20%的學生高出30個百分位數；但在上菁英大學的學生中，這種落差縮小為平均將近7個百分位數。
美國大學在流動性方面的貢獻，差異很大
美國各大學間對流動性的貢獻差異很大。1980至1982年間出生的哈佛大學學生中，大約有3%出身最貧窮20%家庭，七成出身上層10%家庭。一般說來，在美國最精挑細選的、廣義的長春藤大學中，出身最富有上層1%家庭學生的比率為14.5%，超過出身下層半數人口家庭學生的比率（13.5%）。
這種數字和公立大學形成強烈對比。在洛杉磯格倫代爾社區大學（Glendale Community College）裡，32%的學生出身下層五分之一家庭，只有14%出身上層五分之一家庭。有趣的是，高入學率大學也擁有高成功率，結果類似於精挑細選的大學。
協助很多低收入戶學生躋身所得分配頂層的大學，通常都是歡迎大量低收入戶學生的公立大學，這種學校的存在特別有意義，因為調查顯示，菁英大學可以對出身貧窮背景的學生特別開放，卻不會損害其成果。
流動性趨勢呈現多樣化，整體卻幾乎沒有進步
過去十年來，美國的入學率和成功率有什麼變化？資料讓我們可以追蹤2000至2011年的演變。這段期間裡，低收入戶出身大學生的比率從10.6%，增加到12.8%，這種成長率集中在追求營利的學府和兩年制大學。
廣義的長春藤大學即使多數都降低學費、採取歡迎更多弱勢出身學生的政策，這些最精挑細選的大學的入學率，也只提高了0.65個百分點。這並不表示這些政策沒有用，因為在美國不均升高的前提下，如果沒有這些政策，流動性可能會更形惡化。外在可見的一切是這些因素的淨結合，造成菁英大學的入學率幾乎沒有變化。
流動性的差異顯示，改善窮苦學生接受辦學優異學校教育的機會，可能大幅改善教育對向上流動性的提升。因為低所得家庭出身的學子成功率類似同儕，讓他們上好大學，根本就不能說是擺錯了位置。
截至目前為止，擴大開放的重點大都放在菁英大學上，考慮改變入學標準可能是未來的重要方法，改善入學率、增加高流動率大學的補助，可能也很重要。和菁英大學相比，這些大學以相當低的成本經營，錄取大量低所得家庭出身的學生，已經創造出優異的成果。
小結
這種評估顯示社會隔離是有可能降低的，因此，評估和設計新分發制度，打破學生的社經出身，讓所有學生獲得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是至為重要的事。就這一點來說，公民可以藉助可靠的資訊，進行透明而民主的辯論。
事實上，保護制度不足以確保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如果公立學校和大學沒有足夠的資源聘請優秀教師、建造優質建築和添購學校用具，就算是最公平的分發制度，對於優質教育的民主化，也幾乎不會有什麼影響。
今日，不論是在新興市場國家還是富裕國家，這方面的巨額公共投資都至為重要。此外，光靠教育政策，並不足以解決下層的不均，支持公平薪資的政策也是關鍵大事。
※ 本文為摘編自《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更多內容請參本書第五篇〈對抗經濟不平等〉。
《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作者： 阿瓦列多，江瑟，皮凱提，賽斯，祖克曼譯者：劉道捷出版社：衛城出版出版日期：2018/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