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鄧麗君到周杰倫：一段台灣流行文化統一中國的年代
1992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教授高棣民（Thomas Gold）到上海、杭州與廈門轉了一圈。一路上，他有了驚人的發現：台灣與香港流行文化已經征服了中國！
高棣民一眼就能認出台灣流行文化：他曾在台灣做研究數年，對於台灣經濟發展有別開生面的創見。他也曾在毛澤東時代落幕時的中國生活過，因此對「以前」的樣子夠熟悉，足以認出「以後」的樣子。
他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文章上一一羅列自己的發現，細數流行文化帶來的各種影響：
- 文學與電影：「大陸出版社紛紛出版……台港作家所寫的當代小說。」「電影院與電視上播的是台灣和香港電影……。台港電影盜版錄影帶在光天化日下販售。」
- 廣告：「電視廣告跟台灣廣告有著相彷彿的粗糙畫質與不同步的配音。裡面穿著時尚的演員生活在消費世界，室內裝潢顯然反映的是台港中產階級品味。」
- 室內裝潢：「餐廳裡閃閃發光的鉻柱，水族箱中的生猛海鮮，明亮的照明，拋光過的油氈或大理石地板，還有穿著制服的服務生，就和我在香港與台灣看到的差不多。」
- 都市設計：「深圳的建築與市容就像九龍的鏡像翻版，廈門到處都是模仿台北繁榮市郊風格的連棟透天厝和公寓，取個像是『台灣村』這樣的建案名。」
無所不在的台灣流行文化元素
高棣民觀察到，流行音樂與卡拉OK相偕而來，是最無孔不入、再明確不過的台灣文化輸入。高棣民寫道，「以港台歌手和演員為主題的娛樂雜誌在大陸出版銷售，視他們為巨星偶像。設計古板的出版品……格格不入地報導台港名人來訪，配上他們演唱會的照片……。電視上中國自己的音樂表演……跟港台電視上所見愈來愈像：精心打扮的歌手與陪襯的舞群，以及用閃燈與乾冰打造出來的『氣氛』。」與此同時，「城市裡到處都是卡拉OK店」。
當代中國流行文化受到許多影響，融合了全球性（搖滾樂）、區域性（卡拉OK）與本地性的特色。但看在高棣民眼裡，拿1979年的中國流行文化與1992年一比，台灣與香港的影響力再清楚不過了。放眼望去，中國各地都在吸收、重製、改造來自台灣與香港的流行文化。這種趨勢持續了整個1990與2000年代，但也像其他許多類型的「入侵」一樣，開始在2010年代初期消退，而且情況在習近平2012年掌權後尤其明顯。
自創黨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把流行文化當成政治手段。毛澤東時代的音樂、視覺藝術與戲劇，統統要為黨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目標而服務。到了1970年代晚期，鄧小平展開改革與開放時，一股久經壓抑的龐大渴望已醞釀許久，希望聽音樂純粹只為了享受，毋須為政治目的服務。台灣音樂人蓄勢待發，攫住那股渴望，而第一位贏得中國人心的歌手就是鄧麗君。
鄧麗君與周杰倫：台灣流行音樂進軍中國的指標
1979年，人在上海留學的高棣民聽到同學偷放這位台灣歌星的錄音。鄧麗君浪漫、懷舊的唱法（令人想到台灣人非常喜愛的另一位歌手，凱倫．卡本特［Karen Carpenter］）和她流利的外語能力與音樂風格，讓她風靡台灣、香港、日本、中國等地。鄧麗君生在軍人家庭，十多歲便出道唱歌；直到她於1995年辭世之前，她的歌始終高居東亞各地排行榜的前段。她的歌呈現出台灣流行音樂發展的軸線，從日本時代的演歌到台語歌，而後在旋律、題材與語言上發展出一種獨特結合，最終形成所謂的「華語流行歌」。
從YouTube上幾十部鄧麗君歌曲影片下的留言，就能證明她的人氣在死後二十多年仍歷久不衰。（請搜尋〈月亮代表我的心〉，聽聽她這首受最多人喜愛的歌曲之一。）她的名聲傳遍了華語世界，中共高層起先試圖把她的音樂擋在外面，但她的甜美嗓音擋也擋不住。1970年代晚期，甚至有「白天聽老鄧（鄧小平），晚上聽小鄧（鄧麗君）」的說法。
鄧麗君是第一人，或許也是最成功的一位，而她的人氣使中國門戶大開，台灣音樂隨之湧入，勢頭大到有人說這是「反向入侵」。1980與90年代，台灣最有趣的新音樂多半著重在島上的民主轉型，深化民族認同，但無涉政治的流行歌手也是台灣乃至於中國舞臺上的要角。台灣歌手侯德健靠著愛國歌曲〈龍的傳人〉，征服了中國年輕人的心。然而，侯德健參與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示威，他在中國的發展也就此結束。
1980年代，台灣華語流行樂手與香港粵語流行歌手瓜分了中國市場。不過，粵語流行歌聽眾有限，畢竟中國大部分人還是偏好聽唱華語歌詞的歌曲，所以到了1990年代領跑的是華語流行樂。人類學家林楓（Marc Moskowitz）寫過一本談台灣華語流行樂在中國發展的書。林楓表示，2002至2010年間，台灣華語流行歌曲占了中國華語音樂市場的八成。
林楓觀察的時代雖然比高棣民晚二十年，但結論是一樣的。據林楓所說，1989至2010年間，台灣對於中國流行文化影響清晰可見（也可聽），而且遍及各個領域。他的書《喜極而泣，悲夫而歌》（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提到許多高棣民提過的主題，像是台灣對於中國在廣告、設計、文學與音樂方面的影響，但他專門探討華語流行樂如何影響中國人對於性別、認同與消費的看法。
林楓主張華語流行樂不只是用華語唱西方流行音樂而已。最成功的藝人，把來自東亞與西方傳統的元素融為一爐，創造出全新的音樂，特別能打動中國與台灣的華語聽眾，乃至於在全球開枝散葉的華人。把這種風格發揮到極致的人，是台灣華語流行樂天王周杰倫。
從各個角度來看，周杰倫的音樂生涯都極為出色。他成功穿越了台海關係的艱險，成為兩岸人的偶像。其間，他開拓了社會所能接受的陽剛特質範圍，同時成了馮應謙所謂「『安全的』中國性」（'safe' Chineseness）的化身。周杰倫的作品多半是受R&B影響的情歌。他的MV充滿長鏡頭，畫面一直停留在他的帥臉上。他也有比較快節奏的一面，融合了嘻哈樂舞與傳統中國樂器和武術。
〈雙截棍〉的MV有一大段武打畫面，周杰倫一面英雄救美，打趴一大堆惡棍，一面念著「什麼兵器最喜歡／雙截棍柔中帶剛」的饒舌歌詞。周杰倫的形象是個時尚、全球化、揚眉吐氣的華人。他是華人陽剛特質的化身，跟他最喜歡的兵器一樣柔中帶剛。他巧妙融合上述所有元素，在兩岸圈粉無數。
有「嗲音」的台灣腔與特殊詞意變化
台灣流行文化不只影響歌曲，也影響了說話方式。海峽兩岸的官方語言都是華語。雖然各地仍會講自己的方言（事實上比較像是獨立的「語言」，因為只講華語的人聽不懂這些話），但多數人都能聽說華語，年輕人更是近乎百分之百。不過，這倒不是說各地講的華語都一樣。在台灣講的華語跟在中國講的華語有非常明顯的差異──從「官話」開始就不一樣，在台灣叫「國語」，在中國則叫「普通話」。
台灣人說的「台灣國語」，無論是發音、句法、語彙還是腔調，都跟中國講的普通話不同。兩者的差別有如英式英語與美式英語：我們兩種都聽得懂，但一聽就知道A是A，B是B。台灣許多家庭祖上來自福建，而台灣人的發音、句法與用字遣詞，反映出福建漢語方言閩南語的影響。雖然從1895到1945年，台灣的官方語言是日語，但閩南語直到1945年都是台灣的通用語。1945年，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強迫閩南語使用者（以及客家語和原住民諸語言使用者）改講國語，但閩南語與日語的元素仍留存在他們講話的方式裡。
至於腔調，許多華語使用者表示台灣人講話比中國普通話來得溫、軟、柔、暖。語言學家表示，這或許是因為台灣人講話速度比中國人慢，也因為他們習慣用「喔」、「啦」、「嗎」等語氣詞作為句尾。許多中國人認為「嗲」是台灣人講話的另一項特色─孩子氣、做作、裝可愛，甚至有點刺耳。
聽在許多中國人耳裡，台灣腔就像美語「語尾上揚」的習慣，愛的人很愛，討厭的人很討厭。研究發現，中國聽眾有時候認為台灣腔很潮、很親切；台資投資中國之初，台灣腔會讓人聯想到財富與現代。
到了2000年代初期，中國流行文化人物如歌手、演員與電視播報員開始模仿台灣腔，在講話時加入軟語，添上嗲音。這股趨勢明顯到拉響中國政府腦中警報。2005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發布通知，重申電視節目主持人不得使用「不標準」的普通話，特別點出必須避免「模仿港台腔」，以維持普通話的標準。
除了腔調，台灣人還有其他講話的特色跨足到對岸。一同上路的還有用詞。「同志」一詞是我最愛的例子，這個詞先是從中國傳到台灣，然後又傳回中國，詞意在過程中轉變，甚至推動了全面的社會浪潮。「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對同黨人士的敬稱。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避免用「先生」、「小姐」、「醫生」、「老師」等特定頭銜，改用不分你我、階級、性別的「同志」。
這個詞的新用法首見於香港，一位雜誌專欄作家用「同志」稱呼LGBTQ。1989年的香港同志影展採用「同志」一詞之後，這種用法迅速在香港生根，然後發展到台灣。台灣LGBTQ人群從1990年代開始自稱「同志」，他們很清楚（事實上他們還很樂在其中）把中共的用詞改用在如此顛覆的目的上深具諷刺意味。
台北每年都會舉行亞洲最盛大的LGBTQ遊行，活動的正式名稱就叫「台灣同志遊行」。「同志」的新意涵從台灣與香港回流中國，許多當地LGBTQ人群與組織採用了這個意思，像是北京同志中心；中心網站說明其使命為「創造多元、包容的社會環境，使得同志社群享受平等權益並獲得健康、自主，有尊嚴的生活」。整個華語世界的LGBTQ社群誠心擁戴「同志」一詞，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挺頭痛的，在2016年還曾提倡要恢復這個詞原本的用法。
※ 本文摘自《從MIT到中國製造：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第九章，標題與子標題均為鳴人堂編輯所加，春山出版授權刊登。
《從MIT到中國製造：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作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譯者：馮奕達出版社：春山出版出版日期：2023/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