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原諒太難？修復式司法在刑事審理中的練習題（下）
▍上篇：
撇除被害人在審理程序中進行「修復式司法」可能衍生的拖延訴訟疑慮，刑事審理程序中如果要啟動修復式司法，第一個問題是：資源在哪裡？是要在法院既有的人力框架中，嵌入修復式司法需要的人力；還是尋求如中華修復協會等NGO團體的支援？
「修復式司法」的人力資源在哪？
對於修復式司法而言，能否順利達成修復目的，促進者扮演的角色非常吃重。促進者作為修復程序的主持人，必須掌握開啟修復對話的時機，尤其在開啟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初，必須仰賴促進者個別評估被害人及被告雙方。在安排雙方會談時，也要謹慎拿捏節奏和尺度，還要掌握修復式司法案件的進度，並判斷是否適合繼續進行，還是應該就此打住等。
正因如此，促進者角色十分關鍵，而最實際的問題是，在既有的司法體制內要如何生出人力承擔這樣的任務？當案件進到刑事審判程序，法院能動用的人力屈指可數，既有的司法工作已消化不完，恐無餘力再去處理修復式司法程序開啟後的零零總總，或許透過NGO團體來作為修復式司法的促進角色，是較為合適的。
哪些刑事案適合啟動「修復式司法」？
刑事案件中，哪些才適合啟動修復式司法？大多數的刑事案件，對於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間都是天外飛來一筆的不幸。例如車禍案件，就是單純行車上的意外，如果說修復式司法著重在關係的修復，在車禍案件修復的實益就較低，賠償金額的多寡比較實在。
又例如詐欺集團中「車手」案件（拿著提款卡去各地ATM領錢），這些落網的車手對於被害人來說，就是把辛苦錢全部拿走的壞人，彼此間談關係可能太遙遠，能不能將被騙的錢拿回來，才是被害人心中最軟的一塊。
然而，倘若是暴力性的犯罪，如傷害、家庭暴力、妨害自由、殺人等案件，可能在犯罪的動機和成因上，多半會有前因後果，這類案件自然容易落入是否要進入修復式司法的評估。不諱言的，有一些案件屬性自始就不容易開啟修復式司法，例如性侵害案件。因此，對於刑事審判程序而言，首要建立的就是哪些案件比較適合開啟修復式司法，哪些案件則不宜進入。
此外，也可借重檢察機關累積的經驗：修復式司法開辦至今10年，全國各地檢署收案2,229件，開案1,952件，進入對話程序1068件，達成協議769件。以此經驗出發，再從偵查階段和審理階段的差異來調整，或可作為開啟審理階段修復式司法的起手式。
審理階段的「修復式司法」為何更棘手？
修復式司法在審理中要處理的面向，可能比先前的偵查階段更棘手，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法官心中量刑的那把尺。案件來到審理階段時，法官不只是判斷被告有罪或無罪，在有罪心證下，刑度的拿捏也是審理程序的重頭戲。
檢察官作為追訴犯罪的角色，如果在偵查階段就啟動修復式司法，或許也會有一些可能的轉向機制，例如在被害人已同意修復下給予被告緩起訴。但緩起訴能適用的案件類型畢竟有限，更多的案件是必須起訴到法院，由法院作最後的決定。
進入審理程序後，如果被害人和被告能完成修復程序，讓關係彌補，那在量刑上是否該有所反應？如同目前《刑法》第57條所臚列的量刑因素中的「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如果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修復關係，絕對也是法院所樂見。
但可能的疑慮在於，會不會被告實際上只是想要藉由這樣的手段，來求取比較輕的刑度，甚至拖延訴訟程序的進行？如果法院遇到被告希望開啟修復式司法，撇除修復成功的結果，這個訴訟舉動與其量刑該如何評價，都需更多的實務案件來觀察。
修復式司法在各方長期的倡議下，終於在刑事審理程序中法制化。然而相關的司法基礎建設，可說是仍在草創初期。對於第一線的法官而言，是否願意啟動修復式司法程序，或是實際操作時仍走上以損害賠償調解的老路，變成徒具修復式司法的空殼，只能留待時間的河來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