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案件不是你的案件：一個司法倫理的省思

讀者們或許注意到，中秋節之前那個禮拜，法界掀起一股「連署風」，主要是針對前幾週台北律師公會做成張靜律師不予處分的決定，司法官群體共同投書〈律師自律的「真實」惡意〉一文，批判決定理由與律師自律制度的缺失。

連署的發起人是林奕宏法官與陳宗元檢察官，從9月14日開始，到9月20日中午，近一週的時間，一共有184位司法官、12位法學教授、24位律師，以及其他法院職員加入。

有朋友——這些朋友當中，有律師、司法官同儕，還有法學院的教授——問我，為什麼沒有參加連署？¹畢竟，我是一開始把張靜送到台北律師公會的人，人家在連署，我完全不出聲是怎麼了？是有上級在施壓嗎？（有些人好像不這麼想，晚上就會睡不著）

對於不予處分的結果，我不能認同，更不能接受輕輕放下的理由。不過，早在聽聞林奕宏法官起草投書之際，我就打定主意不要參加連署；更具體地說：不要「自己的案子自己幹」。無論是自己審的，還是自己告的。

謹防公親變事主

《法官倫理規範》第17條第1項規定：

法官對於繫屬中或即將繫屬之案件，不得公開發表可能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之言論。但依合理之預期，不足以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或本於職務上所必要之公開解說者，不在此限。

所謂「繫屬中或即將繫屬之案件」，是指「現在在你手上的案件，或很可能會到你手上的案件」。所以，本來在你手上但現在已經結案，或是不太可能會到你手上的案件，就不在此限（就是因為這樣的限制，曾以砲轟最高法院聞名的張升星法官，才會到現在都沒因此遭到懲戒）。

因此，法官在結案之後，拿自己的裁判來自吹自擂，或者親上火線澄清外界對判決的誤解，並不會違反法官倫理規範，至少不會違反這項規定。但這種作法還是會有別的倫理問題。

首先，司法權公正獨立的形象，很容易因此受到危害。「法官是中立的第三人」這句話的意思是，法官不是當事人，對於訴訟勝敗，也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中立是前提，不是結果。法官必須判斷，兩造雙方，哪一邊值得法律的保障；裁判，就是在當事人之間選邊站。

這並不妨礙他身為中立第三人的前提預設，但由於法官必須下裁判、必須選邊站，在訴訟勝敗的結果出爐之後，「判決是對的」跟「勝訴的一方是對的」，就會變成一體兩面。

這樣一來，當裁判招致爭議，法官本人親上火線澄清，就很容易「公親變事主」：要維護判決，就必須維護勝訴的一方當事人。在這同時，中立第三人的前提預設，就會顯得暗淡、模糊。

所以筆者建議，即使是遭到誤解，最好的做法，是由司法行政單位出面說明，承審法官本人最好不要親自出面。或許在賴浩敏前院長主政，司法行政單位以打自家法官給人看為樂的時代，這種說法顯得陳義過高，但恭喜各位，我們都從那個好悶的狗臉歲月活過來了。

其次，公親變事主的附帶效應，就是親自面對媒體的法官，很容易有意無意地釋出不當的資訊。所謂不當，又分成好幾類。比方說，裁判理由遭到質疑時，回應時該如何拿捏，避免超出裁判理由、避免講出判決裡沒有的東西？

不該超出判決內容的原因是，如果敗訴的一方這麼該敗、勝訴的一方那麼該勝，為什麼判決裡不寫清楚？如果案件尚未確定，還能夠上訴或抗告，法官事後「補充」的理由，難道是在教當事人到上級審時要怎麼攻防嗎？

再比方說，至少判決引發爭議的當下，承審法官不適合講述對案件的「感想」、「感覺」或「感受」，否則，輸不起的當事人更有理由懷疑：你難道是憑感覺判案的嗎？如果案件尚未確定，原審法官事後表述的「感覺」，更有可能會取代原審裁判的內容，成為上級審攻防的焦點，這其實是對訴訟程序的干擾

最糟糕的是，當法官從公親變成事主，就很有可能會跟當事人一樣，為了維護顏面、為了出一口氣、為了博取虛名，總之，為了不喜歡輸的感覺，而有意無意地提供錯誤的訊息——這裡所謂的錯誤，是指「二加二等於五」的錯誤。

要避免這些遊走法官倫理的險境，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自己的案子自己幹」。我們固然可以批評別人問了蠢問題，但回應蠢問題，可能比回應好問題更難。

況且，法官也是人，刑案被告面對誘導訊問時，都沒辦法直接了當地說「我要行使緘默權」，法官面對記者或公眾踰矩的質問，真的有辦法用一句「法官倫理」就擋回去嗎？

事主變公親？

就張靜律師的自律案件來說，我是當事人，不是做決定的人。當事人固然不受司法從業人員的職業倫理拘束，但即使是這樣，對當事人來說，「自己的案件自己幹」也仍然有它的倫理問題。

如前所述，當事人找媒體喊冤，或私下到社群媒體爆料時，常常有意無意地提供錯誤的訊息，媒體或閱聽大眾又不加查核，司法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的，比比皆是。

同樣地，所謂「錯誤的訊息」，也可以分成好幾類。最常見的，就是「二加二等於五」的那種錯誤。比方說，判決裡引用了A、B兩個相關、相似但相異的法條，接著指出，本案應該屬於A法條規定的情況，敗訴的當事人卻對「法官錯引B法條」這個不存在的事實忿忿不平，媒體甚至做出了「法官錯引B法條」的報導。

「逾越判決內容」的錯誤，也相當常見。曾有社運界的朋友轉述，某國賠案件判決後，敗訴的行政機關的職員在臉書上批評「法官沒有看到事情的全貌」。他所謂的「全貌」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這個行政機關的律師，從來就沒有在法庭上主張這些事實，法官在裁判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將它們納入考量。

還有一種情形，我稱為「嘴硬的錯誤」。比方說，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指責被害人闖紅燈，還拿著有罪判決去找媒體喊冤。但判決攤開一看，闖紅燈的其實是肇事者，有監視錄影光碟及行車紀錄器畫面截圖在卷可稽，但「撞到闖紅燈的機車騎士竟然判有罪」的新聞，早就在各位的Line群組瘋傳。

我不想在無意間變成偽裝公親的事主，這就是我沒有參與連署的原因。不只是我，如果讀者比對申訴人的名單（新聞報導裡有，網路上找得到），跟這次參與連署者的名單，就會發現，向台北律師公會提出申訴的司法官跟律師，都沒有參與連署。這其中是什麼巧合，就不得而知了。

強力監督，從釐清事實開始

行筆至此，讀者或許會反過來問，難道我的意思是，敗訴的當事人不該批評法官嗎？當然不是，司法需要監督，而且需要強力的監督；但也正因為這樣，錯誤的監督，等同於掩蓋問題。

筆者毋寧要提醒媒體從業人員跟閱聽大眾，正因為當事人跟訴訟勝敗的利害關係過於強烈、尖銳，對於特定法官在特定個案裡的表現，當事人天生就是可信度較低的證人，他不可能搖身一變就成了公親。

因此，不要輕易採信當事人喊冤的說詞，反而才是監督司法的基本動作；而同樣的警語，對於親自為自己的判決辯護的法官（像是透過媒體表示判決被罵得很嘔、為了這個案子加班30幾個小時），也是適用的。

後記：筆者可以預見，這篇文章刊登之後，很可能會有人在留言區轉貼關於司法風紀的新聞，再附上「你敢說都沒人收錢嗎？」之類的批評。

對此，請容我提醒，張靜律師的言論，之所以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是因為他刻意使用「5%到10%」、「或者多一點、或者少一點」這種含糊的用語，讓司法陷入無從自清的困境，因此這是惡意詆毀。

相對於這樣的捕風捉影，能夠指出特定司法官有違操守的特定行為，讓他接受檢驗，則是另一回事。這跟我們的申訴、跟林奕宏法官與陳宗元檢察官的投書，都是無關的。

• 或許有人怎樣都不相信，這個連署活動不是筆者在幕後操盤，就像有人怎樣都不相信，把蘇建和案刑事補償承辦法官送法官評鑑，不是當事人委任尤伯祥律師所為。對此，筆者只能敬表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