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錯置的黨國遺緒：廉價的吞球彈劾案，崩盤的民主法治

我出生的時候，還沒解嚴。至少到我國中之前，家裡支持黨外／民進黨的長輩，每次選舉被問到投給誰，都說不想講，其實是不敢講、不能講。我小時候還親眼看過買票，是樁腳拿著錢，在公寓裡挨家挨戶按電鈴，亮出鈔票說「這XXX候選人拜託」。他一開始是怎麼打開公寓大門的，就不得而知了。總之，這是我生長的年代。

某個小我一屆的學弟曾告訴我，他的碩士論文要偷帶一個註腳：「由於筆者並非生長在民主國家……」，諷刺民主自由得來不易，臺灣社會竟也不加珍惜的奇怪心態。我不知道他最後有沒有真的這樣寫，但碩士論文寫到最後，連我自己也想寫一個這樣的註腳了。只是想歸想，最後沒有真的寫下去。

會有這樣的感慨，是因為在撰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稍微摸到法學界的黑歷史：《法學叢刊》曾有一期專刊，極盡諂媚的鼓吹修憲、支持老蔣不知道幾連任；《法律評論》每期翻開就有社論，為黨國發聲，毛邦初、吳國楨、槍殺劉自然的羅伯特・雷諾（Robert G. Reynolds）、雷震等人，都曾受到它的撻伐；《法令月刊》的「夏蟲語冰錄」專欄，一開始的作者是張知本，他是老蔣的文膽，雷震被捕的時候，他參與抹黑《自由中國》相關人等的宣傳工作。

年輕司法官的幸福與哀愁

法律人忘記了嗎？與其說忘記，不如說一開始就不曉得。我碩論初稿完成，報告給同門研究生聽的時候，指導教授的評論之一，就是「大家都忘記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有多重要了」。其實不是忘記，而是生活在時空彼端的我們，不太有機會能感受，當時曾經一度它是多麼「重要」。

現在的司法官，不曉得以前的司法多黑，這是幸也是不幸。現在的司法官群體，早就把關說、行賄、政治干預視為洪水猛獸，在這樣的時代廁身法曹，自然是幸福的。順道一提，我升任實任法官時，可是蔡英文總統發的任命令，我可以告訴我在荷蘭擔任訪問學人時認識的教授們：這是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總統頒給我的。

不幸的是，在這樣的時代擔任司法官，還沒辦過一個案子、還沒寫過一件裁判、還沒開過一次庭，甚至還在受訓，就要背負黨國、威權的原罪，同時也貼滿了恐龍、奶嘴的標籤。總是有人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時代已經不同了。

還有一些司法界的前輩，動不動就「現在的年輕司法官都不曉得以前怎樣怎樣」。欸學長你又不是大我幾歲，你的以前是多久以前？還是你的言外之意其實是，「你不曉得我們以前為司法付出多少」？

至於我們對外澄清、闢謠的舉動，這些司法前輩還要嘲諷「現在的年輕司法官就是太愛司法，受不了任何的批評」。欸我沒做的事情不要算到我頭上來，這不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嗎？難道人當了司法官，名譽榮譽人格都自動歸零，hông幹隨人嗎？

我跟江湖人稱司法唯一最後良心的法官前輩，就是這樣鬧翻的：某案件當事人謠傳我收了建商兩棟房子，這位前輩卻要我反省檢討。就沒有的事情有什麼好反省檢討的？你會叫被關超過30年、被刑求、被逼供、被冤枉判死的邱和順去反省檢討嗎？

話說回來，以前的司法多黑，黨國體制又是透過怎樣的手段來滲透、掌控、操縱司法，不要說現在的司法官不曉得，成天辱罵黨國遺緒的政客名嘴刁民們，恐怕也不是真的知道，而沒有真相、沒有事實，轉型正義就只能淪為騙人的玩意兒。

有鑑於此，2017年底，筆者有幸能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司法官夥伴共同舉辦「台灣司法史研習會」，我們邀請研究司法改革的學者，以及曾親身參與司法改革的法官、檢察官們，分享他們的心得與經驗。我們期許自己能夠做個有記憶的司法人，因為了解過去，才能告別過去。

時空錯置的「黨國遺緒」

監察委員高涌誠、蔡崇義違法濫權彈劾檢察官，引起司法官群體幾近於憤恨的反彈，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與全台灣（除了台北律師公會以外的）律師公會也發表聲明，反對監察委員以政治因素介入干涉檢察權，監察委員陳師孟則指責反彈的司法官們為「黨國遺緒」。我所敬愛的林臻嫺法官投書媒體點評：

而今天，被監察院選擇性彈劾的年輕檢察官，以及在知道駭人聽聞的彈劾案時，會氣憤地自發性集體連署抗議，勇於向政治黑手說不的年輕司法官們……在民主自由的今天、政黨輪替的現在，竟仍會遭遇到應已是歷史塵埃的政治干預司法事件，會非常不可置信地悲憤莫名。

然而，這些只懂得司法獨立、卻不懂得忠黨愛國的年輕司法官們，可能更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會被一個爺爺是國民黨忠黨愛國的重要文膽，自己則是民進黨忠黨愛國的監察委員，扣上一頂「印證黨國遺緒在台灣司法體系的代代相傳、陰魂不散」的帽子，這無論如何，聽起來都讓人有種時光錯亂的不寒而慄感。

對我來說，「不可置信」之處未盡於此。在陳師孟擔任監察委員之前，我對他的印象，還停留在《外省人台灣心》一書中，那個有點笨拙、但非常溫暖的形象。

他被提名監察委員之後，對司法官群體濫開地圖砲的模樣，卻活像是不知今夕何夕的「老番顛」，不知道現在已經是2019年，更不知道這30年來，台灣的法學有多大的進展；這30年來，多少在解嚴、終止動員戡亂之後才接受法學教育、成為法律人、進而成為司法官的新血，已經注入司法體系。

要不是因為這些「不知道」，又如何能像開罐頭一樣地輕易端出「黨國遺緒」這種制式回應？

當「黨國遺緒」成為如此廉價的髒話，當這樣的髒話扣到我這個世代、我後面那些世代的司法官頭上，我忍不住想看一下自己任命令上蔡英文總統的印章，並且卑屈又無力地問道，曾經為了打倒黨國體制而犧牲身家性命的民主運動前輩、曾經為了追求司法獨立而提頭辦案，甚至丟官去職的司法前輩們，知道自己換來的是這樣的民主自由憲政法治，又將情何以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