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轉司法還是翻桌司法？——監察委員調查司法案件何以爭議？
監委調查權的前提
監察委員能不能對司法案件提出調查報告，而且是無涉彈劾、糾正的報告？這個問題，隨著高涌誠、趙永清委員對前立委陳朝龍賄選案提出的調查報告而浮上檯面，儘管這個問題，在今年稍早的黨產條例釋憲案中，就已經出現過了。
監察院主張黨產條例違憲、聲請釋憲，大法官在司法院大法官第1482次會議決議不受理，並且指出：
憲法第95條及第96條規定之調查權則為監察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手段性權力，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應以監察院得依憲法行使其彈劾、糾舉或審計等目的性權力為前提。如與監察院上述憲法職權無關或逾越其範圍者，應無從發動調查權……惟如調查之目的事項並非監察權行使之對象及範圍，如立法院或地方議會之立法、行政院是否對法律案等提出覆議、總統之彈劾或罷免等，而僅係單純為調查而調查，則明顯逾越監察院之憲法職權範圍。
簡單地說，只有在行使彈劾、糾舉、審計、糾正這些法定職權的時候，監察委員才能進行調查；《監察法》第五章關於「調查」的規定，第26條第1項也開門見山地指出，監察委員進行調查的前提，是「監察院為行使監察職權」，不能為了想要釋憲，根本無關彈劾、糾舉、審計、糾正，就硬是拿黨產條例來立案調查，然後假借行使職權的名義來聲請釋憲。
這就像只有在審判上有必要的時候，法官才能調取相關人等的戶籍、病歷、財產所得資料；只有在調查犯罪事實有必要的時候，檢、警、調才能發動搜索。如果不是要行使法定職權，卻只是為調查而調查，甚至在職務之外別有目的，這叫做藉勢藉端、圍事搗亂。
對於外界的質疑，高涌誠委員也發出聲明回應：
本調查報告係依數十年來監察院對於「已確定」判決進行調查程序之規定，調閱案卷、研究並出具調查意見，並非彈劾或糾正案……監察委員針對已確定之司法判決，提出不涉及彈劾之調查報告，猶如學術界所為之判決評釋。
高委員也承認，調查的目的無關彈劾、無關糾正，無異是對號入座，承認自己是「僅係單純為調查而調查，則明顯逾越監察院之憲法職權範圍」，甚至更糟，是為了讓某個案件改判無罪，別有目的的調查。
原來人民花錢請你來當監察委員，是要讓你寫「猶如學術界所為之判決評釋」？如果沒有要行使彈劾糾舉等權力，也可以為了特定當事人、特定律師翻案而進行調查，那麼，先前有檢察官為了想知道自己女兒是不是在學校被霸凌，就帶著警察衝進幼稚園去，對此深感憤慨的人民，難道都是笨蛋嗎？
長期參與民間司改會、長期投身冤案救援，甚至也曾是黨產會委任律師的高涌誠委員，跟反對轉型正義的黨國餘孽走的竟然是同一個套路，為調查而調查、在法定職權之外別有目的而調查，歷史真是充滿了諷刺。
法律擺一邊、慣例擺中間？
對此，有位曾任司改國是會議委員的法官，援引「慣例」來為監委護航，絲毫沒有想到，拿慣例來幫公權力背書，是多麼危險的事。公家機關的「慣例」，可能是因應法規闕漏而發展出來的權宜措施，但更有可能是公務人員便宜行事、積非成是的結果，你要讓這種東西就地合法嗎？
《憲法》、《監察法》既然已經明文規定監察委員的職權，透過慣例來擴權的行徑，更是要不得。監察權可是五權之中最不受監督、最缺乏制衡的，號稱獨立審判的法官，一旦違法失職，都還有評鑑程序在後面磨刀霍霍，政治任命的監察委員，卻能拿著違法的慣例來幫自己擴權，哪有這麼好當的官？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位前司改國是會議委員，還拿聯合國「班加羅司法行為準則」來幫監委背書。這個「行為準則」管的，是司法人員的行為，與監察委員何干？聯合國專為兄弟獨獲的監察院量身打造特別規定，你覺得有可能嗎？
筆者翻查班加羅準則，實在找不出哪裡有「監委調查已確定案件不會影響審判獨立」、「沒有拘束力的調查報告不會影響審判獨立」這些兄弟獨獲之創見，可能他看的那一份班加羅，跟我看的不是同一份吧！
連引用法條都能無中生有，我要這種司改國是會議委員幹什麼？
調查已確定案件，不算干預審判？
監委有沒有違法越權是一回事，是不是干預審判，當然也是另一回事，而有一派見解認為，監察委員原則上不可以調查進行中案件，至於已確定案件，就不受限制，案件既然已經確定，就不會有干預審判的問題；其依據則是《監察法施行細則》第27條第2項：
偵查或審判中案件承辦人員，與該承辦案件有關事項，在承辦期間，應盡量避免實施調查。但如認為承辦人員有貪污瀆職或侵犯人權情節重大，需要即加調查者，仍得斟酌情形，實施調查。
不過，「案件已經確定、不會干預審判」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
- 《監察法施行細則》第27條第2項是調查時點的規定，而無論在什麼時點調查，那種無涉彈劾、糾舉等法定職權、「為調查而調查」的行徑，不是都違背了《憲法》與《監察法》的規定嗎？
- 所謂的「已確定」案件，對於嗣後承辦再審或非常上訴的法官來說，其實是隨時可能重新開始的案件。手握彈劾大權的監察委員，先拿出調查報告、先把「無罪」的結論都寫好了，這等於是在告訴法官，不判無罪你就試試看。這不是干預審判是什麼？
- 所有已確定案件，都曾經是進行中的案件，而當手握彈劾大權的監委把「為調查而調查」當成慣例，這等於是在告訴法官，以前的調查報告怎麼做，你現在判決的時候就要好好的揣摩上意。這不是干預審判是什麼？
「司法獨立」的口號，看似距離遙遠，其實跟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如果連案件都還沒開始，就有人把判決結果寫好，硬塞到法官手裡，這難道會是人民想要的司法嗎？
調查報告沒有拘束力，不算干預審判？
另一種常見的說法是，調查報告在法律上沒有拘束力，所以不會影響審判獨立。高委員拿「學術界所為之判決評釋」比擬，或許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這樣，是不是同理可證，要是有人拿錢或用性招待換取法官判他贏，鈔票跟性器官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嗎？沒有，所以這不算干預審判？
要是有人找上法官的親戚朋友，讓這些人去央求法官賣個人情、給個面子來判他贏，人情跟面子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嗎？沒有，所以這不算干預審判？
要是有人拿著刀槍威脅法官判他贏，刀槍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嗎？沒有，所以這不算干預審判？
如果調查報告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叫做依法行使職權；但調查報告沒有法律上的拘束力，正因為它是監察委員違法、越權、為調查而調查的產物，也正是因為這樣，它帶給法官的壓力，才會叫做干預審判。
誰在無限上綱？
有些法官一碰到司法獨立的訴求，就立刻反射性地下跪、道歉，高喊「司法獨立不能無限上綱」、「司法獨立是工具不是目的」，但這是毫無意義的廢話。
到底是監察委員在干預審判，還是有人把司法獨立給無限上綱，應該要把《憲法》、《監察法》等相關規定拿出來，對照個案事實，才能夠判斷；跳脫法律、跳脫事實，卻訴諸這些空泛的口號，只是地圖砲。當法官當到連翻法條都不會，講起來也是很悲哀。
我們以法律之名，為這個工具制定使用規則，《監察法》上關於調查權的限制，是其中一環。「司法獨立是工具不是目的」的意思難道是，監察委員要把手伸到司法案件裡的時候，就可以不用遵守《監察法》？司法獨立是工具，所以想要的時候就拿來用、不想要的時候就丟到一邊去？
更糟糕的是，這些法官平常可是三句話不離人權，更是動不動就批評別的法官、檢察官違背程序正義，現在卻換了一張嘴臉，只要判決結果是我支持的，請監委大人出來濫權一下、違法一下、圍事一下、護航一下，也沒有關係。程序正義現在又到哪去了？
功能最適，不算干預審判？
透過監察委員來幫司法案件翻盤的作法，由來已久，司改團體會去找監委出調查報告，目的無非是想要給法院施壓，希望能藉此開始再審或非常上訴。
有份外文文獻把再審稱為「永遠不開的門」，它講的是日本，臺灣其實也不遑多讓。在這種現實底下，監委對冤案提出調查報告的作法，即使沒有法源依據，即使有越權之嫌，即使就是干預審判，都很容易被視為必要之惡。
也因此，在這次的爭議當中，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監察委員在角色或功能上，最適合調查冤案，以往也有若干冤案是透過這種管道而獲得平反的，所以監察委員針對已確定案件提出調查報告，不算干預司法。
同樣地，這種功能或角色上的訴求，不能取代法律的規定，成為監察權合法行使的依據；說監察院最適合調查冤案、監察委員的調查報告不算干預審判，就像宅男們宣稱「結衣我老婆」一樣，那也是他們認為最適合的結果。但我們都知道，宅男仍然是宅男，結衣仍然是大家的結衣。
如果再審或非常上訴制度本身有其缺陷，或者因為角色、立場的衝突，再審的大門開不開，不適合讓法院自己決定，或者是內在文化或外在壓力讓再審變得這麼難，追本溯源之道，是從訴訟法的修正切入，改正制度的瑕疵，並從法曹養成、甚至從國民教育著手，徹底改變（作為社會文化的）司法文化。
尤其，這份宛如照抄上訴理由狀的調查報告，呈現的是心證門檻的差異，也就是「你相信這個證人但是我不信」、「我相信那個被告但是你不信」的差異，要扣上「冤案」的大帽子，未免太粗暴了一點；機械性地套用「監委比較適合調查冤案」的說詞，反而更是凸顯，必要之惡仍然是惡，而且，它未必總是在「必要」之際才會現身。
現實是，這種由來已久的作法，以審判獨立為芻狗，卻對司法實務起不了什麼通案性的改善作用。為了幫一兩件個案翻盤，把民主法治的基本價值賠了進去，值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