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監督、真干預？——也談司法獨立與裁判品質

自由心證及其限制

如果要列舉最受非法律人誤解的法律概念，「自由心證」應該可以排進前十名。每有爭議案件，民眾不接受法官認定的事實，就說「法官自由心證權力太大」；不理解法官的法律見解，也說「法官自由心證權力太大」；不贊成法官的量刑，還是「法官自由心證權力太大」。

「自由心證」當然沒有傳說中的這麼神。「山也自由心證、海也自由心證」的景象，只是海市蜃樓。要排除這些誤解，釐清「自由心證」的內涵，就要先釐清「心證」的概念。

調查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是訴訟程序的核心內容，而「心證」就是「哪些證據能夠證明哪些事實的判斷」。舉例來說，檢察官提出監視錄影，要證明人是被告殺的，那麼，影片裡的時間地點，確實是犯罪現場嗎？監視器真的有拍到被告嗎？如果沒有拍到臉，從身形、衣著、姿態，足以推認監視器裡的這個人真的是被告嗎？

諸如此類的判斷，就是人們朗朗上口的「心證」，而「自由心證」的意思是：對於形成特定心證所必要的證據數量與種類，法律事先並不加以限制，而委由法官在個案中加以判斷：不管是錄音、錄影、文書、指紋、血液檢驗報告，哪一種類型的證據不是重點，重點是證據呈現的事實是否可信？

與此相對的立法例，是「法定心證原則」，也就是，哪些證據可以證明哪些事實，法律事先加以規定，不容法官自行判斷。比方說，按傳統伊斯蘭法，在強制性交罪，必須要有4個跟案件無關的目擊證人作證，才能定罪。無論法官認為被害人的指證多麼可信，只要找不到4個合格的目擊證人，也只能判無罪。

這兩種證據法則，哪個比較好，我相信，聰明的讀者都能自行判斷，且容我援用自己多年以前的文章：

一個誠實的證人、一份翔實的文書、一張現場照片、一件清晰的錄影光碟。可靠的證據，一點就夠；捏造的證據，再多也沒有用。我們固然應當謹防自由心證遭到濫用，但若自由心證不可採，難道要改採法定證據原則嗎？

當然，自由心證有其界限，它給予法官本於確信自由判斷的空間，但自由判斷不能無中生有，只能以既有的證據為基礎。更重要的是，法院認定事實，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邏輯）法則。¹

「自由心證」是證據法則之一，違反自由心證原則的裁判，就是違法裁判。而違法裁判的救濟手段，是上訴、抗告、再審或非常上訴，而不是將承審法官送評鑑。

欲蓋彌彰的回應

尤美女委員提出、司改會多次召開記者會大力支持的《法官法》草案，引發法官、檢察官團體及眾多律師公會強烈反彈，質疑修法將嚴重傷害司法獨立，筆者也曾數度為文抨擊。²

簡單地說，尤美女版《法官法》草案侵害司法獨立之處主要有二：

1. 將法官評鑑委員會的成員組成改為：法官1人、檢察官1人、律師2人、法律學者1人，以及「長期參與司法改革、人權、公益或弱勢議題之非法律學者及社會團體代表6人」，直接把佔有多數席次的非法律人成員，綁定特定民間司改團體的人馬，其公正性大有疑問。
2. 增定「法律與事實間的涵攝錯誤」作為評鑑事由，也就是，包括事實認定跟法律見解在內，都可以拿來送評鑑。如此一來，法官因為裁判結果得罪當道、遭到秋後算帳的危險，將在解嚴30年後重新浮現。

司改會的主事者林永頌日前投書媒體，聲稱以「惡意或重大過失」為限、「濫用自由心證」為由，監督司法定讞案件的裁判品質，不會發生干涉審判獨立的問題。但這樣的回應，反而掩蓋了真正的問題：

1. 尤美女版《法官法》草案增定「法律與事實間的涵攝錯誤」作為評鑑事由，即使以「惡意或重大過失」為限，也都開了一道破口，讓司法以外的機關，能把手伸進司法審判最核心的認事用法。

   歷經38年的戒嚴、44年的動員戡亂，歷經將近半個世紀的威權統治，我們如何能夠忍受司法體制留有這道破口？我們如何說服自己，它只是監督審判品質的管道，絕對不會是政治干預司法的後門？

2. 自由心證的具體界限到什麼地方？經驗法則的範圍跟內容是什麼？惡意、重大疏失的判斷標準又該劃在哪裡？這些問題，法律人自己都眾說紛紜、意見分歧了，尤美女版《法官法》草案卻認為，在法評會裡佔多數的非法律人成員，應該回答這麼高度抽象、爭議的法律問題，是不是弄錯了什麼？
3. 再者，按尤美女版《法官法》草案，在法評會裡佔多數的非法律人成員，綁定了特定民間司改團體的人馬。如果特定民間司改團體能夠決定司法官的死活，又該怎麼讓人民相信，法官、檢察官碰到這個司改團體的律師，能夠毫無顧忌地公平審判，不會有特殊待遇？該怎麼讓人民相信，這個司改團體的律師，不是特權律師？

事實上，林永頌自己就曾坐實干預司法、特權律師的指控：前任司改會執行長的監委高涌誠，曾對特定個案提出調查報告，他在行使彈劾糾舉等法定職權的範圍之外進行調查，已然違法（用我們的行話來說，這叫做「辦黑案」），掌有彈劾大權的監委，更公然指示檢察官提起再審、指示法院作無罪判決，言下之意，難道是「不判無罪就等著被彈劾」？這不就是公然干預司法？

說巧不巧，這個案子的辯護人，正好就是現任司改會董事長的林永頌。

林永頌自己就是干預司法的前科犯，還好意思說司法獨立？他的投書，與其說是回應爭議、釋出善意，不如說是迴避問題、掩蓋問題，仍然擺明了就是要干預司法。同時也擺明了，司改會反對司法獨立。

除弊打擊興利，這是哪門子的改革？

《法官法》修法的爭議，只是再一次地證明：司改會主導的司法改革，向來只求除弊，不問興利。考慮到彼此之間立場不同、缺乏互信，這本來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真正糟糕的是，當司法界自己提出興利的訴求時，就動輒遭到司改會的抨擊與踐踏。

例如，與司改會親近的前大法官許玉秀，曾在公開的演講中表示，不可以喊血汗司法，因為司法官過得比很多人都好，卻還喊血汗司法，叫別人情何以堪？原來，政治正確，比面對現實、面對問題還重要，我要這樣的司改國是會議委員幹什麼？

再例如，當我們指出濫訴之害時，司改會成員尤伯祥律師竟然說「人民納稅養了司法人員，司法人員其實沒有立場指責人民濫訴」。就算是叫小姐，全套半套都要事先講好，尤伯祥律師竟然認為，有法律明文規定作為依據的司法制度，只能乖乖閉嘴，任由濫訴人恣意妄為，我要這樣的司改國是會議委員幹什麼？

案件負擔過重、司法資源與人力的不足、濫訴的消耗與浪費，以及因此造成的司法人員過勞，都是血汗司法的客觀事實，它們活生生血淋淋地影響裁判品質：如果我每個月收案不是30件，而是18件，每個案子可以多分到多少時間？對裁判品質又會有多大的助益？³

影響裁判品質的因素，當然不止於此，肇因於不適任司法官者，自也有之，至於當事人或律師自己遲滯訴訟、或在訴訟策略刻意把案件搞亂（我們的行話叫做「開花」），就更是說來話長了。總之，裁判品質的優劣，成因不只一端，並不是司法官自己反省檢討、並不是一味除弊就能解決問題。

然而，講到裁判品質，司改會卻只想到假借監督之名，把干預審判的黑手伸進司法，而不願意正視司法人員沉重的工作壓力，甚至抨擊指出問題的司法官。

究竟誰才是威權遺毒？誰才是喊著改革反改革？

•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自由心證的限制是「『不得違背』經驗法則」，並沒有要求一切心證都必須「基於經驗法則」。人類的經驗、人類行為的動機都過於複雜、人類的價值觀也過於分歧，能夠歸納出經驗法則的事情，極其稀少，要為每項事實認定找到相對應的經驗法則，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 請參閱：〈司改團體在乎「人民感受」？兼談尤美女《法官法》草案何以爭議？〉、〈屬於所有人的司法獨立：《法官法》修法的木馬屠城記〉。
• 順道一提，法官、檢察官承辦案件的數量高過律師好幾倍甚至數十倍，卻有少數不肖律師一再嘲笑司法官缺乏社會經驗，這不曉得是違背經驗法則還是論理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