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大挑戰（三）：天下圍攻渥太華，加拿大的防疫錯了嗎？

西洋情人節前夕，加拿大聯邦政府派出優勢警力，在安大略省溫莎市強制驅離並逮捕了一些反對新冠病毒限制措施的示威者。這些示威者是所謂的自由車隊（Freedom Convoy）示威運動成員，他們佔領邊境口岸的大使橋（Ambassador Bridge）將近兩週，嚴重影響美加交通貿易，當地省長因此宣布進入緊急狀況。

之後，杜魯道內閣表示將迅速採取行動，在首都渥太華設立禁區，防止癱瘓城市已久自由車隊等示威者進入，也將拆除示威者堵塞渥太華街道的機具。另外，加國皇家騎警宣布在亞伯達省破獲一群示威者的據點，發現大量槍枝、彈藥等，警方宣稱這些人可能會因警察結束邊境封鎖而使用武力反抗。

自由車隊示威運動：反對加國疫苗措施

要了解近期加拿大為何風起雲湧，必須要從自由車隊說起。今年1月中，聯邦政府要求從美國越境的加拿大卡車司機必須接種疫苗，否則得隔離兩週，引起許多司機不滿，數百輛卡車串聯起來佔據渥太華街道，大批示威者湧入市區建立抗議營地，渥太華市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有部分抗議者出現脫序行為，像是揮舞納粹旗幟、在無名戰士墓上便溺、要求遊民收容所提供免費食物等。這些類似激進右翼團體的行為引起政府擔憂，可能會激發仇恨犯罪，警方雖然設立指揮中心監控，卻沒有強制驅離，引起許多市民不滿，並向總理杜魯道施加壓力。

由於抗議運動封鎖美加邊境，嚴重影響雙方貿易，美國總統拜登還特別致電杜魯道表達關切。一開始杜魯道僅表示為了人民和經濟的安全，封鎖不能繼續下去，非法活動必須結束，同時他也譴責示威者的脫序並表示有種族主義者參與其中，然而杜魯道不想做出驅離決定，而是寧可等示威者自行散去。

現在回頭看，杜魯道完全錯估情勢。首先是加拿大保守黨人對運動的聲援，前保守黨黨魁指責杜魯道對少數事件散布恐懼，並質疑杜魯道帶領下的國家何時才能回復正常。即使有些保守黨人刻意與自由車隊保持距離，但不少分析者都認為卡車司機和憤怒群眾可能會被保守黨用作選舉動員的催化劑。

再者，示威者們有著強大的後援，超過杜魯道內閣估計。像是有退休軍警人士加入抗議，提供戰術指導，甚至準備催淚瓦斯等武器打算對抗政府，還有某些有心人士透過眾籌平台捐贈數百萬美元，約一半來自美國，大量的現金讓示威者有效動員並購買所需物資以延長抗議活動。

或許更重要的是加拿大人的態度。有民調顯示，雖然超過六成的人支持政府疫苗規定，像是跨境旅行的接種要求、室內穿戴口罩等，還有七成的人認為示威者應該回家，但有六成以上的人認為杜魯道的政策或觀點刺激了示威群眾，讓情勢變糟，而其他政客也沒從中獲利，大都得到負面評價。

加拿大執法部門動用《緊急情勢法》引爭議

平實而論，杜魯道政府推行的跨境接種政策確實有其爭議之處。由於卡車司機在大流行期間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勞動者，並不受疫苗規範限制，而且只有少數的司機仍未接種，原本不該是杜魯道政府的目標，但因Omicron強大的感染力，才匆促決定要對司機施以更嚴厲的規定。

此政策讓不少加拿大人認為是杜魯道政府的武斷作為，被批評為反民主，有些強調自由與民權的人士因此加入抗議活動。但隨著越來越多聲音參與，比較激進的右翼開始搶佔媒體與活動領導權，甚至將目標上綱到倒閣，也就是要杜魯道內閣下台，由反對黨與人民派出的代表接管政府。

這樣的要求當然不可能被接受，也缺乏足夠的合法性，但多數政客仍不希望動用武力強制驅離示威者，以免引發更大規模的暴力。像是安大略省省長就祭出胡蘿蔔與大棍政策，一方面宣布結束對餐館和其他室內場所的疫苗要求，一方面要求抗議群眾和平回家，如果拒絕，將處以巨額罰款和監禁。

不過自由車隊等示威者顯然不當一回事，繼續癱瘓渥太華和美加邊境口岸運作。在內外壓力下，杜魯道內閣終於決定採取最後手段——以《緊急情勢法》（Emergencies Act）為後盾，為執法部門提供更多工具和資源來處理抗議活動。

在大流行初期，杜魯道曾考慮援引《緊急情勢法》，讓聯邦政府控制醫療用品分配，以保障全國供應與達成一致性的標準。不過，大部分的地方首長不甚認同，強調地方政府有能力與意願來處理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危機，最後杜魯道表示尊重各地職權，並未強制實施該法。

地方政府之所以不願見到《緊急情勢法》實施，是因為該法的爭議性。該法的前身是一戰時期的《戰時處置法》（War Measures Act），賦予聯邦監禁公民、接管私人財產等廣泛權力。1970年魁北克十月危機，時任總理的老杜魯道（Pierre Trudeau，杜魯道的父親），就援引該法賦予警方可因懷疑而逮捕和拘留人民的權力。

當時，無論是在魁北克或加拿大其他地區，人們普遍相信聯邦政府採取適當行動，平息魁北克分離主義份子的暴動。但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質疑政府所為逾越憲法，並非正常法治國家。1988年《緊急情勢法》取代《戰時處置法》，之後聯邦政府再也沒有援引該法，以避免惹議。

如今杜魯道援引《緊急情勢法》，雖然不斷強調人民的基本權利，如遊行集會、言論自由等不會因此被剝奪，也表示不會召集軍隊來解決抗議活動。然而聯邦政府卻將抗議活動直接與顛覆政權連結，讓不少政客與民間團體都覺得引用此法過當，認為是杜魯道內閣的失敗與無能，才讓國家陷入困境。

事實上，過去兩年多以來，杜魯道內閣實施了不少限制措施，如攜帶口罩等，這些措施有效降低新冠肺炎影響，如與美國相比，加拿大的致死率約為三分之一。此外，加國人民也比美國人民更能接受疫苗，減少醫療系統的負荷，從公共衛生來看，杜魯道內閣的表現在西方世界可謂是相對成功。

疫情延燒無盡頭，徒留加拿大社會的紛歧

然而，遲遲看不見盡頭的防疫戰，讓許多人感到疲倦與沮喪，自由車隊的司機們更是擔心生計與自由被剝奪，各種情緒無從宣洩，轉化為憤怒。憤怒會隨著疫情逐漸平息，但示威者爭的是比疫苗更深層次的東西，也就是加拿大的民主，不幸的是，對自由的渴求遭到民粹主義與右翼濫用，又被杜魯道當成黨同伐異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部分右翼媒體的同情報導，加拿大自由車隊已成為全球反政府的榜樣。從澳大利亞、紐西蘭到歐洲，都可見到模仿運動，像是在法國最近也有數百輛車湧入巴黎，警方攔截了部分車輛，避免渥太華情況重演，而部分車隊成員更轉向比利時的歐盟總部抗議，同樣受到當地警察阻攔。

最新消息指出，加拿大警方雖然恢復了美加邊境交通，但仍在處理堵塞渥太華的示威者營地，而杜魯道內閣援引緊急情勢法的後續效應才正開始。自由車隊的反疫苗運動雖不會成為加國主流意見，但它確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重新審思政府的防疫政策，民調顯示有三成左右認為應立即取消所有防疫限制。

放寬防疫限制的意見可能會隨著Omicron減弱，成為加拿大自由黨和保守的新政治攻防焦點，這不只是加國獨有的問題，也是全球各國都得面對的挑戰。未來病毒會如何演變沒人知道，唯一可確定的是，這場疫情加深了右翼激進主義在民主國家的影響。

說穿了，能防範有害民粹主義蔓延的不是疫苗，而是透明的政治參與、廣泛的民主教育，以及糾正數位時代的錯誤資訊。本次杜魯道固然能以國家優勢武力強制驅離示威者，但留給加拿大的卻是政府濫權的爭議，日後勢必需要更多的心力去解決加國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