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大昕／再現與介入——關於電影《無聲》的幾個提問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29 Oct, 2020

上週和幾位朋友一起到電影院看《無聲》，觀影後大家從不同面向討論了這部電影，我也在Facebook上指出對電影的一些疑慮。沒想到短時間內湧進大量留言，也有些朋友好心地寄來幾篇對影片讚不絕口的影評，想知道我有什麼不同想法。

雖然我沒寫過影評，也不是藝術工作者，無法就這部電影的影劇藝術部分做評論。但身為一個長期關切障礙議題的研究者，我想綜合一下和朋友討論後的意見，提供幾點不同的延伸思考。

聾人世界的再現？

「聽覺障礙」是個容易產生誤導的用語，常會讓人以為「聽覺障礙者」就是沒有「正常」聽力的一般人而已。2018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將手語定位為國家語言之後，聾人的地位其實就是「語言少數民族」——聾人只是使用的語言和主流社會不同，而不是他們身體有什麼不足或缺憾。

從《無聲》這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聽覺障礙者與外界溝通的困難，由於日常生活經常需要透過中間人作媒介來傳達，導致聽障者的想法表達屢遭到阻斷或扭曲。

然而，與其可憐「聽覺障礙者」無法用口語和外界溝通，更該反省的是為什麼主流社會無法尊重「少數族群」的語言，即使是以聾人為主題的電影，仍多是靠聲音來傳達與製造情緒經驗。例如在本片中，觀眾只有在主角的助聽器掉落時，才能短暫感受到聽障者焦慮處境的轟鳴；一旦聽障者把助聽器戴上，觀眾馬上又回到聽人（聾人對一般聽覺無損者的稱呼）的世界。

感官經驗並不具有「普同性」，同樣是下雨的畫面，不同文化感受可能就不一樣。英國伯明翰大學名譽教授約翰．赫爾（John M. Hull）在《盲人心靈的祕密花園》裡曾說，「下雨」可以顯現出每件事物的輪廓，連續下個不停的雨則創造出連續的聽覺經驗。平時一個物品不出聲音，視障者不會知道它的存在，但下雨時，雨滴打在遠近不同物體傳來的各種聲音，卻能夠讓整個世界突然立體起來。

這種盲人或聽人才有的感官經驗，在電影中不斷被重複，但在聽障者的世界裡其實並不存在。

障礙是否成為情感的輔具？

看完這部影片，觀眾可能會有個疑惑，覺得聽障者怎麼做出那麼多難以理解的事？或者為何會忍耐如此艱難的處境？比方女主角貝貝為避免性侵受孕而選擇結紮來繼續留在學校，或者對張誠說出「你也一起欺負我，你就沒事了。」以為這樣便能保護張誠。不禁讓人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生活處境或成長背景，才讓她做出這樣的決定？

聾人在普通學校經常受到排斥，他們上課聽不懂老師說的，下課無法和同學交流。受同學欺侮霸凌時，回到家也沒法向不懂手語的父母傾訴。也因此，儘管特教學校資源不如普通學校，但在啟聰學校就讀的學生，仍然常會把學校當作他／她唯一的家。

家人對你再壞，仍然是家人，你不會想要遺棄或離開他們，這種心情在影片中，我們可以隱約感受得到。但大多數人可能沒意識到，聾人為什麼出了啟聰學校就無處容身？顯然社會上的每個人，多少都該為他／她們的處境負責。

然而影片中刻意放大的論點反而是，被性侵的人可能會去性侵別人，或者傷害別人的人過去可能也被傷害過。雖然這或許能複雜化或挑戰「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二分模式，然而在這條像連鎖反應的因果鏈中，先天生理條件似乎已經決定了壓迫位階和順序—— 男性對女性、年長對年幼、非障礙者對障礙者。影片在展現性侵和霸凌的同時，也剝奪了女性與障礙者的主動性。

將身體的「異常」視為不幸的根源，再現身心障礙的悲劇模式，不僅沒辦法讓身心障礙者充權，反而可能更加弱化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的處境。雖然本片不落俗套、沒有成為身心障礙的勵志故事，但障礙者在影片中，似乎仍成為紀大偉所說的「情感的輔具」—— 用來輔助劇情故事的推展，方便敘事的前進和製造高潮。

官僚體系為何無聲？

目前相關報導較容易呈現受害者和家長對事件的看法與描述，《無聲》這部影片也從此立場出發。我們比較不容易知道的，反而是官僚體系內部行政人員、學校老師或生活輔導員的處境結構、行動選擇，以及整個體制背後的運作模式。

政治研究學者討論「加害者」時，經常會提到「體制參與者」的不同層次，除了最容易指認的「權力最高者」，還有從體制中獲益或促成威權體制的成員，或者自以為盡忠職守的「平庸之惡」，以及被迫成為加害者等不同層次的涉案者。

在這部影片中出現與性侵事件有關的，包括關注學校風評更勝於學生生命的校長、事不關己與標籤汙名學生的班導師，以及性侵事件「源頭」的翁老師。然而若回到現實中的臺南啟聰學校（以下簡稱「南聰」）事件，這麼多的性騷擾和性侵害事件，絕不可能只是少數人造成，性騷擾與性侵吃案也不只發生在南聰，很多學校或機構都有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和惡行。

整個體制究竟如何運作？他們為何最後全體也都成為「無聲」的一群？雖然加害體制有時比受害經驗更難以理解，可是若要瞭解問題本質與解決問題，仍必須去探討加害體制的形成，才有可能找出癥結。

介入現實的非預期結果：廢校就沒問題了嗎？

現實的再現不易，妥適的介入更難。《無聲》在片頭宣稱，這是一部改編自真人真事、企圖要「介入現實」的電影。影片為了傳達事件的「恐怖感」，刻意營造復古陰森、荒涼詭譎的氛圍，從古老的校車、廢棄的校舍、地處偏遠的學校、到隱匿無牌的診所，讓整個故事發生的時間點彷彿置身50、60年代。這種時空的違和感，其實多少削弱了對「真實」事件的反省能力。

很多觀眾看完影片後，以為只要把南聰廢掉就好、叫聾人去念普通學校就能解決問題，或者只要將加害者繩之以法，就可以殺雞儆猴，杜絕性騷擾性侵害的發生。然而事情真的這麼簡單嗎？將啟聰學校鬼魅化，對聾人成長和手語傳承真的是最好的嗎？聾生到普通學校會不會更弱勢、更受到欺凌？

台灣聽障教育已有百年歷史，許多聾人也都已受過高等教育，為何啟聰學校的聾人老師不多，而且從來沒有出現過聾人校長？也許該反省的是整個社會對聾人和手語的偏見，以及特殊教育的目的與價值觀。

南聰事件發生已有一段時間，如今《無聲》再度引發社會各界對於該事件與相關議題的高度關注與熱度。若能藉此機會更深化對於事件的討論與提問，或許更有助於理解聾人處境與問題介入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