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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年夜飯開始,打破傳統性別規範與家庭想像

農曆春節將至,人們一方面戰戰兢兢地預期過年期間返鄉探親,又要遭遇到逼婚、生子、升職、薪資等令人尷尬的提問和衝突。 圖/歐新社
農曆春節將至,人們一方面戰戰兢兢地預期過年期間返鄉探親,又要遭遇到逼婚、生子、升職、薪資等令人尷尬的提問和衝突。 圖/歐新社

農曆春節將至,社群網站上也紛紛出現各種渡節(劫)討論,人們一方面戰戰兢兢地預期過年期間返鄉探親,又要遭遇到逼婚、生子、升職、薪資等令人尷尬的提問和衝突,另一方面提供彼此各種應對技巧、生存指南。在各種年節相關討論中,始終不缺席的就是性別問題,尤其是對許多已婚女性來說,過年彷彿如打仗,其中最關鍵的「戰場」當然就是年夜飯——去哪吃?誰來煮?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這幾年社群網站的討論中,察覺社會風氣略有改變,「初二回娘家」不再被視為唯一準則,越來越多人試圖打破傳統的規範,以更符合自身家庭狀況的選擇來度過年節。與此同時,也越來越多已婚伴侶擁抱除夕夜在女方家吃年夜飯,或是彼此分開、各自回原生家庭過年的選擇。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這樣的選擇,主流社會對這樣的安排也仍舊抱持著不少抗拒與偏見,例如認為這樣沒有「團圓味」,或認為這樣選擇的女性太過強勢,就算選擇是伴侶雙方的共同決定,女方卻仍常常被冠上自私的名號,因而感受到各種壓力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探問的是,就算女人在過年期間不只有初二可以拜訪原生家庭,不需要在丈夫家中扮演「好媳婦」的角色、獨立一手操辦年夜飯,或可以成功與伴侶協商,在除夕夜各自回到原生家庭,或一同拜訪女方家庭,這是否就代表了婚姻關係的民主化與性別進步?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促成這種「進步」的動力,只能是女人自己的堅持或個別伴侶的協商嗎?

在各種年節相關討論中,始終不缺席的就是性別問題,尤其是對許多已婚女性來說,最關鍵的「戰場」當然就是年夜飯。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在各種年節相關討論中,始終不缺席的就是性別問題,尤其是對許多已婚女性來說,最關鍵的「戰場」當然就是年夜飯。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別讓老公等太久」?隱晦的性別刻板印象仍深入生活

性別意識與平權的進展並非一蹴可及,而往往是「走三步退兩步」的狀況,甚至在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互相矛盾的情況。

例如許多人把台灣選出女總統當成女權進步的「證明」之一,但在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中,我們卻依舊逃脫不了許多性別偏見和壓迫:從遭受到性別暴力與騷擾的女性經常遭遇質疑,甚至責怪受害者的指控,到女性公眾人物可能面對的不平等標準,再到一些更幽微,或以「幽默」偽裝的刻板印象。

比方說,日前便有人指出,用可愛插畫搭配「創意」短語、以推廣食物教育為目標的「食令日曆」,在其文案中沿用了大量以女性為主的刻板印象,諸如「做了人妻也要水水的」、「家庭工作再忙,也不讓自己乾癟」、「在婆婆面前要軟Q一點」和「別讓老公等太久」等字句,實在讓人忍不住驚嘆,我們不是已經來到了2021年嗎,怎麼還會有人推廣這類的性別思考呢?

從網路上節錄的內容來看,食令日曆所展現出的刻板印象,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上。首先,食令日曆顯然以女人為主要的潛在客群,因此許多句子都是對女性的「諄諄教誨」,然而,做菜,或對做菜、食材有興趣的,只有女性(而且主要是已婚女性)嗎1

此外,在假設客群身分是已婚女性的同時,日曆也打造了這些女人所處的社會關係,以及她們在這些社會關係中應該要扮演什麼角色、達成什麼義務。換句話說,在日曆的脈絡下,已婚女人的生活不脫丈夫、婆婆和子女,而女人的責任就是成功地扮演這些人身邊的好妻子、好媳婦、好媽媽,滿足他們的需求。其中少數和女人「自己」相關的需求,則只剩下對外貌之追求2

最後,日曆以一種指導的口吻出發,鼓勵甚至是勸戒女人,而對每一個女人來說,恐怕這樣的語氣都不陌生。在父權社會裡,女性太常面對這類的「指教」,提示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扮演一個稱職而完美的女人。這些指教以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為基準,決定女人的職責是什麼,利用看似正向的言語,提供遵從這些規範的女性某種「獎勵」與誇讚,並對不守規矩的女人施以懲罰,進而達到約束女人的結果。

「女人在過年期間不需要在丈夫家中扮演「好媳婦」的角色、獨立一手操辦年夜飯,是否就代表了婚姻關係的民主化與性別進步?」示意圖。 圖/美聯社
「女人在過年期間不需要在丈夫家中扮演「好媳婦」的角色、獨立一手操辦年夜飯,是否就代表了婚姻關係的民主化與性別進步?」示意圖。 圖/美聯社

以推廣食物教育為目標的「食令日曆」,日前因文案沿用了大量以女性為主的刻板印象引起討論。 圖/截自食令日曆
以推廣食物教育為目標的「食令日曆」,日前因文案沿用了大量以女性為主的刻板印象引起討論。 圖/截自食令日曆

人之常情真的「天然」嗎?

平心而論,筆者並不認為這是食令日曆製作團隊的「本意」,而儘管強化性別刻板印象的後果可大可小3,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太普遍地出現,很多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無心地重複、散佈或鼓勵它們。

德國某間知名連鎖超商曾於2017年推出過一支聖誕節廣告,描述一名妻子臨時被告知婆婆即將在聖誕夜前來用餐,因此感到巨大的壓力,手忙腳亂之餘所幸獲得了超商的協助,最後得以讓婆婆刮目相看。筆者第一次看到這支廣告時簡直瞠目結舌,因為其內容正是最古老、最刻板的性別互動——苛刻的母親、努力的妻子、袖手旁觀的丈夫。

如筆者曾在過去文章提到,事實上,刻板印象經常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很多時候它們不見得帶有惡意,甚至反映出某種「現實」與「共同經驗」,或至少符合某些人對世界的想像與認知,也正是因為如此,它們才得以不斷被傳播4

因此,有沒有可能,食令日曆的文案和德國超商的廣告,都確實說出了某些——甚至是大多數——女性的共同生活經驗呢?是否對於許多女性來說,追求水嫩白皙的皮膚、讓丈夫婆婆滿意,確實是她們人生裡最重視的事情?

我們確實不能否認這種可能性,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檢討,首先,在這「許多」女性之外,另一些少數女性是否有著截然不同的需求、目標與人生想像?那為什麼,她們的版本卻沒有同樣的機會獲得訴說與傳播?我們是根據什麼來選擇,哪些人生想像應該被當成廣告文案?此外,這些人生想像與需求的形塑過程中,又涉及了哪些因素?

白話地說,為什麼女人會相信,自己人生的最重要目標,就是當好妻子跟好媳婦?這種信仰是天然的嗎?

一個可能的結論是:父權社會為女人設定了一套行為標準,然後透過各種社會機制不斷傳播,讓越來越多人相信這就是必然,再繼續把這些刻板印象包裝成「人之常情」予以推廣,拒絕、壓制女性反抗它們的機會和可能性。於是,「人之常情」不斷地被人工包裝,最後成為一種難以推翻的框架。

因此,問題或許並不在於這些刻板印象有無惡意,又是否真實,而是我們是否願意質問這些刻板印象,並且創造推翻它們的空間?不論是不追求白皙的女人,還是堅持要回原生家庭吃年夜飯的妻子,這些女人的故事是否也能夠獲得同等被訴說的空間?

「為什麼女人會相信,自己人生的最重要目標,就是當好妻子跟好媳婦?這種信仰是天然的嗎?」示意圖。 圖/法新社
「為什麼女人會相信,自己人生的最重要目標,就是當好妻子跟好媳婦?這種信仰是天然的嗎?」示意圖。 圖/法新社

性別革命不只需要個人努力

但與此同時,筆者也必須再次提醒,推翻刻板印象並不應該單單被當成個人意願問題,更不應該成為個體獨立的責任。當女性試圖在個人親密關係與家庭中,挑戰舊有規範、提出新的性別動力、達成個人的性別小革命,當然是極為勇敢且值得讚揚之事,但我們也不能忘記,物質基礎和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很多時候會決定我們的「革命空間」,而我們的社會有義務要為更多人創造更多自由實踐與不合群的機會。

說到性別意識,「家庭」一直是一個複雜的場域。結合了傳統性別規範、婚家想像,與個人的情感需求,使得家庭裡的性別議題面臨其獨特的挑戰,加上資本社會裡的勞動條件,以及新自由主義下國家和社群的退場,造成個別家庭原子化。這造成的影響之一便是,許多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性別不平等問題,會被掩蓋在個別家庭之中,成為女人必須要「自立自強」對抗的問題。

隨著女人在公領域的參與機會和成就提升,一種過度個人主義的觀點是鼓勵女人要「主動爭取」、實踐自己,儘管這樣的鼓勵並沒有錯,但卻忽略了,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有同樣的實踐機會與空間,階級、種族、社經地位的差異,可能會從一開始就剝奪了某些女人「做自己」的可能。

比方說,當雪柔.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挺身而進」的時候,黑人女性卻仍舊面臨著制度性的種族暴力,在居住、就業不平等下遭遇貧窮與流離。又例如,許多人視紐西蘭女總理潔辛達.阿爾登(Jacinda Ardern)為新一代的女性楷模,她於擔任總理期間生育、放滿六週產假,隨後更在議場上餵兒的行為獲得讚譽;但當「帶兒工作」成為中產階級的「福利」的同時,對於許多從事底層工作、缺少托育機會的女性來說,這卻早已是生活不得不的現實,而在生活壓力下,放產假更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這當然不表示,如桑德柏格或阿爾登這樣的女性不值得敬佩,她們的毅力與韌性確實啟發許多女人。然而對她們的讚揚,並不應該阻礙我們檢討結構性的不平等如何限制女人的發展機會,更不應該轉變成對個別女人的過度苛責。比方說,中國近年來出現一種聲音,認為挑選伴侶、在關係內協商以實現較為平等的家庭生活,是女人自己的責任,某些人甚至批評選擇進入婚姻的女人為「婚驢」。

儘管我們確實希望,每個女人都可以擺脫傳統的性別想像箝制,在個人生活之內以個人之力做出反抗,但過度個人化的解釋,卻可能忽略不同女性的生活背景和資源可能造成的限制——例如對於某些女性來說,進入婚姻可能是擺脫原生家庭或貧窮的唯一途徑。

結合了傳統性別規範、婚家想像,與個人的情感需求,使得家庭裡的性別議題面臨其獨特的挑戰。示意圖。 圖/新華社
結合了傳統性別規範、婚家想像,與個人的情感需求,使得家庭裡的性別議題面臨其獨特的挑戰。示意圖。 圖/新華社

在疫情中重新想像家庭

另一個可供我們在年前反省的例子是,衛福部桃園醫院的群聚感染事件導致將近五千人必須居家隔離,國民黨立委吳斯懷因此批評「過年快到了,隔離後家事誰做、誰去買菜?」此言論一方面聽來荒謬,但另一方面,卻無意中反映出了現代小家庭的脆弱性——當個別家庭原子化、社群與國家等外部支持退場,小家庭只能自立自強時,就更可能因為各種隨機因素而陷入困境。

這件事情在疫情期間受到凸顯,當學校、保母等各種正式和非正式支持因為疫情而不可得時,我們看見經營家庭其實始終仰賴著許多個人以外的資源,而失去這些資源會對家庭造成多大的負擔。

此外,在傳統性別規範下,這些負擔往往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身上,如今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疫情加劇性別不平等,甚至可能使家庭性別角色回歸到1950年代的樣貌,而這些性別不平等很有可能不會因為疫情結束或緩和就消失,反而會長遠地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影響。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話題,吳斯懷的言論或許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重新反省年節裡的性別分工與家庭想像。從過年到底誰應該負責買菜做飯,到誰要回誰家過年,甚至更進一步地思考,到底「家」是什麼、又靠什麼維持?

誰應該負責買菜做飯,到誰要回誰家過年,甚至更進一步地思考,到底「家」是什麼、又靠什麼維持?示意圖。 圖/美聯社
誰應該負責買菜做飯,到誰要回誰家過年,甚至更進一步地思考,到底「家」是什麼、又靠什麼維持?示意圖。 圖/美聯社

  • 當然,也有可能食令日曆並不認為只有女人會做飯,而是認為女性比較會對這類「可愛」小物有興趣,但這也是一種性別刻板印象。
  • 甚至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在日曆的語境裡,對外貌的追求未嘗不是成為「好妻子」的任務之一。
  • 例如也有論者提出,食令日曆中某些言語涉及了在性騷擾發生時責怪受害者的心態,而這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可參考蔡宜文〈食令日曆:新鮮的食令,陳腐的性別刻板印象〉。
  • 但筆者也要強調,這個「現實」的打造,並不一定總是中立的,反而很多時候涉及到權力關係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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