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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剝奪的導演權威?顛覆被攝者的紀錄片《水底行走的人》

《水底行走的人》劇照。 圖/取自《水底行走的人》
《水底行走的人》劇照。 圖/取自《水底行走的人》

「我的畫家朋友告訴我,若你替一個畫家拍紀錄片,但他不讓你拍他繪畫,那你這齣戲注定拍不成了。」這是電影開頭,導演給觀眾的一席話。就這樣,一部紀錄片立刻讓觀眾陷入了劇情片才有的「懸念」。

《水底行走的人》是香港導演陳安琪的作品,曾於2018年台北電影節放映過,2020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則將它選入了「叛逆歸屬」單元,讓台灣觀眾有機會再次欣賞這部曾獲印尼日惹國際紀錄片影展「最佳紀錄片」的作品。

不合作的受訪者

導演以跟隨紀錄、訪談等紀錄片慣用的技法,試圖描摹出本片主角「黃仁逵」的輪廓。黃仁逵是香港本土抽象畫家,但他也玩電影、玩音樂、玩人生,甚至玩了陳安琪導演與這部紀錄片。

《水底行走的人》在他的翻玩之下,意外碰撞出新火花,比如導演在片中直接進入畫面與黃仁逵對話。訪談應該是建立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建構好之後才能挖掘出更深層的內容,拼貼出受訪者可能的樣貌。

但本片最有趣的地方是,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不甚和睦,兩人對話一來一往煙硝味濃厚,甚至可以感覺到黃仁逵在在以言辭挑釁導演。也正因為導演在片中情緒多較為猛烈,使得她的模樣比起這部電影想紀錄的對象更為清楚。

《水底行走的人》劇照。 圖/取自《水底行走的人》
《水底行走的人》劇照。 圖/取自《水底行走的人》

紀錄片的面向選擇

如果不能拍一個畫家畫畫,是否真的無法完成一部紀錄片?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端看這部紀錄片想要將「焦點」擺在哪裡。繪畫當然是一個畫家生活中重要的活動,然而要刻畫一位畫家,並不一定得拍攝他繪畫。因為他除了是畫家之外,也是其他角色,可能是誰的家人、朋友,或者擁有其他興趣。

導演在本片訪問了黃仁逵的女兒,並與黃仁逵談及他的父母,藉由他對於父母輩的印象,以及女兒對他的印象,疊合出他近半輩子的家庭圖譜。在一部90分鐘的紀錄片中,少了繪畫的鏡頭,卻多了空間放入更多的「他」。

除此之外,任何創作形式都是個人的延伸,不論是繪畫、電影、文學或是樂曲等等,都是創作者思想的產物,賞畫多少能臆測出這位畫家的性格,而與畫家談話,好似也能預想他的畫作將是什麼模樣。

被剝奪的導演權威

黃仁逵作畫的時候不想被拍攝,因為這個行為會干擾到他。美國紀錄片大師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曾說:「攝影機應該像一隻牆壁上的蒼蠅」,但對被攝者來說,他們很難忽視攝影機的存在。片中還放了部分黃仁逵自己用GoPro拍攝的畫面,我們可以發現,黃仁逵在本片大幅降低了導演(拍攝者)之於電影的權威地位。

首先,他不太配合導演「出演」,他總是猜測導演為什麼如此安排、想要什麼答案,甚至揶揄她的做法。導演通常能掌控訪談的調性,並試圖引導受訪者思索心裡潛藏的回憶或創傷,但導演在本片卻幾乎受黃仁逵擺佈。再者,導演可用的片段部分來自受訪者所提供,在這段黃仁逵獨處的時間中,他完全可以決定想要拍攝什麼、交給導演什麼,因此導演的素材已經被部分限縮。

然而導演依舊擁有不可能被剝奪的王牌——「剪輯」,即便訪談過程不甚順利,導演依舊可以選擇如何「呈現」一部紀錄片。不論是單純紀錄、訪談、介入拍攝,導演總是可以選擇如何「重現」那段時光,將片段用不同順序排列,就會帶給觀眾不同的感受,把導演的問話剪入其中,或是僅放入受訪者的回答,都將左右觀眾在看一部電影時的思路。

黃仁逵在片中曾說:「創作是唯一安撫人心的東西,過程中整理知道的東西,成為自己喜歡的形態。」這個形態觀眾不一定喜歡,但它將是最符合創作者心中最為真、善、美的存在。

《水底行走的人》劇照。 圖/取自《水底行走的人》
《水底行走的人》劇照。 圖/取自《水底行走的人》

被組織過的言談

本片有許多黃仁逵與他人談話的片段,除了平常與友人的嬉鬧,他也敘述了許多自己的想法。敘述之多甚至讓人覺得,導演就算沒有拍到黃仁逵繪畫的過程,也不影響我們對他的認識。

這也再次引領觀眾思考,紀錄與被攝之間永難抹滅的落差。許多人在被詢問或是闡述之前,並不曾察覺自己有這般想法,但在溝通的過程中,會下意識地將自己的思緒再釐清一遍。而當這個過程有攝影機在旁拍攝時,如此「有序」的產出將會再度被加工,聊天可能會進化成談論,談論則會再升級為論述。因為人們意識到,這段話將不會只有與談的人聽到,隔壁餐桌的人、銀幕前的人,都可能不斷地透過這些話了解和評斷一件事或一個人。

導演在片中也曾被黃仁逵詢問,為什麼要如此安排她與友人的座位,導演這才有些斷續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在這之前她甚至沒有思考過自己這樣安排的理由。拍攝者在被攝者的引導下,說出自己的想法,並加深觀眾對自己的印象,與紀錄片風格如此格格不入的呈現,是本片一大亮點。

紀錄片的永恆辯證

片尾,導演放入了黃仁逵在作畫的影像,正當觀眾對導演終於拿到畫家繪畫的影片而感到釋然之際,卻又重複了片頭兩人爭吵的畫面。黃仁逵認為導演有義務告訴觀眾她自己的感覺是什麼,如此主觀又直接的敘述,再一次打破了我們對於紀錄片的想像,導演被紀錄片的主角引導著,逐一拼湊自己對於拍攝這部片的想法。

黃仁逵給導演的一段話,更彷彿是這段時間他蒐集來的證據。他說他知道兩人對於「紀錄片」的見解不一樣,他無意改變,但也不選擇參與,這是她「導」的電影,但他不是演員。

一部拍攝畫家的紀錄片,竟意外成了對紀錄片本質的辯證。從黃仁逵許多談話便可以發現,他追求本質,甚過追求象徵,在許多創作追求高大上的時代,他誠然地告訴人們他畫什麼就是什麼,不一定有什麼象徵。但對於一切都要追求衍生義、含義,或是喜愛對於電影及藝術抽絲剝繭的人們來說,似乎有那麼一些難以承受。

我們無法接受一個美麗的事物太過簡單,正如同拍攝一個人的「紀錄片」若只是平淡的「紀錄」,對觀眾來說有點無聊,對導演來說則或許無法達成拍攝的初衷。

我們追求創作者給的「定義」,追求一個說法、觀點和解法,卻忘了當我們盡可能地收攬一切,便是「美」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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