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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禁片女導到桂冠加冕——剖析前蘇聯傳奇導演琪拉.穆拉托娃

前蘇聯導演琪拉.穆拉托娃是當代重要的女性導演之一。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前蘇聯導演琪拉.穆拉托娃是當代重要的女性導演之一。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我的宿願是隱身,讓電影留下。
Моя мечта - исчезнуть, и чтобы остались только фильмы.

——琪拉.穆拉托娃(Кіра Георгіївна Муратова)

今年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頒給了導演許鞍華,及演員蒂妲絲雲頓(Tilda Swinton)。蒂妲絲雲頓從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手上接過獎座顯得別具意義,兩人都是持續為性別平等議題發聲的優秀演員。2018年坎城影展,凱特布蘭琪率領82位女星親臨《太陽之女》(Girls of the Sun)紅毯,表示支持該片;而去年同樣在坎城影展,蒂妲絲雲頓特別提及女性導演地位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她舉的例子,便是今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的焦點影人——琪拉.穆拉托娃(Кіра Георгіївна Муратова),蒂妲絲雲頓表示「她的訃聞只有這麼薄,而且還只出現在國家級報紙上,但任何一個男性的大師級導演過世,大家都會搶著作紀念專題。」

事實上,這不僅僅是性別問題,更是權力以及話語權的落差。男性導演獲得的關注遠比女性導演多,而歐(或更精確地說,西歐)美導演獲得的關注,亦遠比其他地區的導演來得多。穆拉托娃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是蘇聯/烏克蘭導演,在西方世界受到的關注極少,然而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卻對她十分推崇。

2018年6月6日這天,穆拉托娃結束了她精彩、反叛的一生,佔據了當地媒體三天的報導與哀悼,直至今日依舊有人在彙整、分析穆拉托娃的執導作品。今年女性影展將穆拉托娃一生22部作品的其中五部引進放映,不僅是在性別議題上拓展台灣觀眾的眼界,更是在藝術性上提供觀眾不同於西方典型的美學,相當難得。

《萍水相逢》(1967)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萍水相逢》(1967)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萍水相逢》(1967)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萍水相逢》(1967)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從禁片女導到桂冠加冕

琪拉.穆拉托娃出生於現屬摩爾多瓦的索羅卡市,原名為琪拉.克洛科娃(Кіра Короткова),她先是就讀莫斯科國立大學語言學院,25歲畢業於蘇聯國家電影學院(VGIK)導演系。

穆拉托娃在蘇聯國家電影學院求學過程中,認識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亞歷山大.穆拉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Муратов)。兩人共同執導了短片《Spring Rain》(Весенний дождь,1958),穆拉托娃更在片中參演一角;畢業作品《On the Steep Cliff》(У крутого яра,1959)亦是由兩人共同執導。

1967年,穆拉托娃第一部獨立指導的長片作品《萍水相逢》(Короткие встречи)問世,尚未公映即遭禁演,且一禁就是20年。四年後,第二部長片《漫長的告別》(Долгие проводы,1971)使得她被蘇聯電影工會除名,本片亦遭禁演。這兩部長片已然揭示穆拉托娃作品欲探討的主題,以及她對道德問題、模棱兩可且歧異的人性的深刻興趣。

《萍水相逢》誕生於「解凍時代」的末期,卻又直接挑戰當年政府的審查標準。本片談及社會階層的問題,以及中心與邊陲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這些都是在過往蘇聯電影中難以看到的議題。穆拉托娃的首部獨立長片,就已為其激進且自由的導演生涯譜下前奏。

1985年戈巴契夫當選蘇聯總書記,開始進行一系列改革,社會風氣隨之轉變。1986年,第五次全蘇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始進行電影業的大規模改革,解禁許多先前被禁映的藝術電影,《萍水相逢》與《漫長的告別》也在解禁之列。然而,即使是相較之下最為開放的戈巴契夫時期,穆拉托娃的《衰弱症》(Астен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1989)因為其政治諷刺意味濃厚而遭禁映,成了戈巴契夫主政下,唯一被禁的電影。

本片在西方世界獲得極高聲量,更一舉奪得1990年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銀熊獎。蘇聯解體後,穆拉托娃曾多次獲得俄羅斯尼卡獎、金鷹獎、索契電影節的青睞,更榮獲烏克蘭最高國家文化藝術殊榮「舍甫琴科獎」的肯定。

《漫長的告別》(1971)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漫長的告別》(1971)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漫長的告別》(1971)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漫長的告別》(1971)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以電影之名的禁止與哀悼

如此獲得烏克蘭、俄羅斯多次肯定的人,卻成了蒂妲絲雲頓口中被忽視、低估的女導演,顯然問題不只出在性別。穆拉托娃經常被冠以「前蘇聯被禁最多電影的導演」,如前所述,《衰弱症》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也獲隔年俄羅斯尼卡獎最佳電影;但一如許多在三大影展獲獎的俄羅斯電影一般,這些作品經常是諷刺俄國、甚至被禁播的作品。

穆拉托娃的電影曾被蘇聯當局貼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反蘇聯」、「扭曲蘇聯人民形象」等標籤。不過,西方世界對這些作品的推崇經常是一頭熱,風潮過了之後、導演逝世之後,會去紀念這些作品的人們,依舊是那些身處曾遭禁映的國家中,深愛藝術與電影的人們。

穆拉托娃明白屬於這裡的醜惡,也理解構成這些醜惡的情感與思想,是如何創造其獨有的蒼涼與美。她的作品總是醜陋與美麗互相交織、牽引,精準地刻畫俄羅斯這片廣袤之地的前世今生。而人們又怎能不愛如此理解著自己、不論美醜都捧於手心、獻祭於世的藝術家呢?

穆拉托娃的生日與忌日總伴隨著關於她、關於其作品的報導,她75歲生日時,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和總理普丁紛紛對她獻上祝福;2018年逝世時,亦以政府的名義致哀,顯然這位曾經的「地下導演」,今日已成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人民心中無法被取代的存在。

當年烏克蘭國家電影局更以「無法彌補的損失」來哀悼穆拉托娃的離世。曾與穆拉托娃合作《永恆的回歸》(Вечно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2012)和《Three Stories》(Три истории,1997)的演員馬克維茨基(Сергей Маковецкий),也以如此哀戚而情深的語句表達自己對她的崇敬:「琪拉.穆拉托娃是一位獨特的大師,並且拍攝了獨特的電影,以前沒有這樣的導演,現在也沒有,未來也不會再有了。」

《寬廣的世界》(197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寬廣的世界》(197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寬廣的世界》(197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寬廣的世界》(197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百無禁忌卻簡單的創作者

穆拉托娃是個比想像中更為「簡單」的人。她優雅地與人交談,未曾顯現老態;她不甚重視名望,也不喜歡受訪,希望自己只在電影裡被看見,且因為電影而被記得。她經常在敖德薩拍攝電影,每當被人問起為什麼總在敖德薩拍攝時,她說:「因為我住在這裡啊!」

評論家對穆拉托娃的作品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她一生都在拍同一種電影,有人認為她每一部電影都不同。當然,也有人試圖質疑她的導演身份,認為她只是狡猾地善用其獨特審美與古怪的拍攝方式,或說「只是一位作家剛好把自己的想法拍出來」而已。然而,穆拉托娃不在意這些言論,因為對她來說,電影除了是藝術,更是生活。

她從蘇聯時期就百無禁忌,挑戰新的美學、新的觀點,也挑戰社會風氣、挑戰威權。穆拉托娃不斷開創新的電影語言,起初是社會主義,接著受到法國新浪潮的影響,快速切換場景以及創新的剪輯手法,都可以在她的電影中看到。穆拉托娃常說,她在工作中最喜歡的就是「剪輯」,並表示:「我不僅愛它,我崇拜它。這是全世界裡我最喜歡的東西。」

此外,穆拉托娃可說是蘇聯電影中,第一個擺脫主要和次要劃分的人——角色在某一時刻可能不再具有決定性,或者推動劇情的角色突然換了另一個人等。比如在《Three Stories》中飾演謀殺者的蕾娜塔.利特維諾娃(Рената Литвинова),亦是《The Tuner》(Настройщик,2004)海報中拿著大鐮刀的女人。這個安排可讓看過舊片的觀眾有不同的思考,但無礙沒看過的人欣賞新作品。穆拉托娃總是喜歡在電影裡藏些巧思,等待觀眾拆解、玩味,欣賞其作品,就如同進入屬於穆拉托娃的獨立世界。

同時,她也不吝讓更多優秀的女性一同進入這個世界。利特維諾娃多次參演穆拉托娃的作品,在成為演員之前,她已因優秀的劇本而被穆拉托娃相中。穆拉托娃讀了她的第一本劇本,甚至想翻拍它;而利特維諾娃曾說:「穆拉托娃教我愛電影和寬容。」

《衰弱症》(198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衰弱症》(198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衰弱症》(198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衰弱症》(1989)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電影裡的俄國文學

由於穆拉托娃曾經修習語言學,使得電影對白及敘事手法的文學性特別突出。其作品角色的對話經常牛頭不對馬嘴,總是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或者不斷重複同一個情節、特色。

在《萍水相逢》中,片子多次使用「親愛的同志們」開頭,並在片尾揭示這句話對於主角的影響。除此之外,《萍水相逢》與《漫長的告別》在原文片名中正好是反義詞,暗示了這兩部片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視角來理解。穆拉托娃如詩的電影,以及與俄羅斯經典文學的互相輝映,更使得其作品富含深度與獨特美學。

在《漫長的告別》片尾,舞台上的表演者演唱著〈帆〉(Парус),正是俄國文學家萊蒙托夫於1832年寫的詩,呼應片中母親與兒子之間的情感拉扯。本詩也被萊蒙托夫運用於長篇小說《當代英雄》中的〈瑪麗公爵小姐〉,俄羅斯電影史上受此啟發或改編的作品更是不計其數。

穆拉托娃亦是眾多文學改編電影的愛好者之一。《Among Grey Stones》(Среди серых камней,1988)改編自人權作家柯羅連科(Владимир Короленко)的作品《In Bad Company》(В дурном обществе),但因為穆拉托娃無法接受審查結果,而將自己的名字從中刪除,改用「伊凡.西多羅夫」替代;《Chekhov's Motifs》(Чеховские мотивы,2002)則是以契訶夫的兩部作品《Difficult People》(Тяжёлые люди)和《Tatiana Repina》(Татьяна Репина)為基底來改編。

值得注意的是,在穆拉托娃的作品中,卻不見對於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作品的改編;而其實她曾多次在訪問中談及對托爾斯泰的喜愛。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閱讀托爾斯泰,且仔細閱讀的話,每個人都會變得善良且睿智。

《永恆的回歸》(2012)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永恆的回歸》(2012)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永恆的回歸》(2012)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永恆的回歸》(2012)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在體制中尋求改革

穆拉托娃很難被歸類,不只是因為她一生只在烏克蘭敖德薩拍完所有俄語電影,也因為她標誌著蘇聯藝術的某個面向,同時又是個「非」蘇聯的激進藝術家。她獨特的電影語言,雖富含俄羅斯文化與歐洲文化,卻被歐洲電影圈所低估。

拍攝《Change of Fortune》(Перемена участи,1987)時,穆拉托娃選擇娜塔莉亞萊布爾(Natalya Leble)擔任女主角,但根據當時的規定,與外國人結婚並定居國外的蘇聯公民無權回國工作。因此穆拉托娃寫信給時任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詢問是否可能針對這個情況給出對策,結果戈巴契夫夫婦回應她,他們知道而且喜歡她的電影,並承諾修法。於是,該片成功地邀請萊布爾回國拍攝,也開啟了這位女演員重返俄羅斯電影之路。

幾年後,她的經典作《衰弱症》被禁,卻又於1991年獲得尼卡獎最佳影片殊榮。有人稱穆拉托娃的作品是「影展作品」,這可以是誇讚,也可以是嘲諷。即便她的鏡頭總是對準小人物、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角色,但她的作品依舊如此「難」看,且坎城影展與威尼斯影展並沒有為其加冕。她並不在意這些,甚至認為參加影展讓她筋疲力竭,是製片人想參展,而非她想參加。

在蘇聯解體後的頭幾年,許多導演因為國家市場自由化、美國影片大舉入侵,沒有資金拍攝電影,或者拍的電影觀眾不買單而失業。但穆拉托娃依舊端出許多好作品,且對於人性與社會的刻畫力道,不因政府管制稍微放鬆而減弱。或許我們能從她接受專訪時說的一句話,來理解為何她能夠如此不倦地創作:

拍電影,是我看待人生的唯一途徑。

與穆拉托娃合作過的演員非常多,其中有許多是她在某些場合遇見的,甚至還有部分是她在路上遇到的素人,她認為素人演員能為影片帶來些粗糙感,且更具真實性。也許正因穆拉托娃對於「真實」的著迷,即便她曾參與2003年的紀錄片《Kira》(Кира),但她其實不樂見人們為她塑造形象。她只想留下自己的作品,其餘的不論是日記、骨灰,或是肉身,都應該要消失。(或許我們今日對她的任何描述,也是她希望消滅的東西吧。)

穆拉托娃的葬禮十分簡潔,她不想要有大型排場,僅有親友來弔念,並依照她的遺願火化,連墳墓也不留給世人。製片廠為她舉行的紀念儀式也十分特別,會場播放著電影,但沒有聲音,只有管弦樂伴奏(她一直想拍攝一部無聲電影)——這裡也不會有任何交談,人們把想說的話寫在冊子上,安靜地陪伴著她。

《永恆的回歸》(2012)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永恆的回歸》(2012)劇照。 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參考資料

  1. Кира. Записки о Муратовой
  2. Настройщик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душ
  3. Главные фильмы Киры Муратовой
  4. Длинная дистанция: Кира Муратова
  5. Домашний кинотеатр: Кира Муратова
  6. "Моя мечта - исчезнуть, и чтобы остались только фильмы". Кира Муратова в цитатах

  • 除本屆女性影展焦點影人專題之選片已有台灣譯名,本文提及的其餘作品皆以英文片名標示,並加上原文片名及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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