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敗國的首都,為已逝的衛國者歌唱——《勝利日》
5月9日「勝利日」是俄羅斯的重要節日,即使去年因為疫情延期舉行,它依舊是每年凝聚國民向心力的日子。
二戰老兵,以及其眷屬、後代,捧著、舉著同袍、祖父或父親的遺像繞行紅場,這裡大概是最適合講述「勝利日」之於當年的蘇聯有多麽深厚意義的地方,然而烏克蘭導演瑟蓋.洛茲尼察(Сергей Лозница)的《勝利日》(День победы)卻選擇了位於當年戰敗國首都的紀念地——柏林的特雷普托公園。
近乎無情的視角
洛茲尼察是烏克蘭近代重要導演之一,作品橫跨紀錄片和劇情片,甚至有不少遊走於兩者模糊地帶的作品,其創作更為台灣影展所青睞,不僅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曾經在2012年以他作為焦點導演,金馬影展、高雄電影節,甚至台灣院線電影都能發現他的作品。
他的鏡頭離不開俄羅斯,離不開這個橫跨歐亞的大國,以及其所影響的周邊局勢。許多觀眾喜歡猜測導演究竟是「俄羅斯的」,亦或「反俄羅斯的」,正是因為他冷靜甚至有些疏遠的視角,冰冷的刻畫著流動的歷史,過於真實,卻又碰觸了虛構的故事,甚至有些評論將他的作品以「無情」二字來描繪。
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將《勝利日》放在「記錄 X 記憶:空間」單元,故可以明白,《勝利日》所聚焦的空間「特雷普托公園」將是收攏記憶的位置,也是呈現記憶的所在。
導演對於電影的嚴謹,使得其電影技巧幾乎隱形,並可與其前作《奧斯特里茨》(Аустерлиц)對照,兩者都記錄了現代公眾參觀那些與創傷過往有所連繫的地方。《奧斯特里茨》拍攝了參觀納粹集中營的遊客,而《勝利日》則是拍攝在特雷普托公園慶祝勝利日的遊客,前者注視著毒氣室,或者興高采烈地跳舞、談天。這樣幾乎不含情感、不下評論的拍攝方式,是攝影最基本的展現,有些冰冷,也有些殘酷。
我們甚至無法說導演凝視著群眾,而是「攝影機」凝視群眾。在《勝利日》中,多是正面、靜止的視角,人們朝著攝影機的方向走來,在它面前唱歌、跳舞,除此之外,攝影機的高度與人眼齊高,觀眾與攝影機同步讀取被攝者釋放的訊息,甚至被賦予了這些歌舞將不輟地直至永恆之感。
跨越時空的戰爭歌曲
由於本片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在觀看人們的一舉一動,不免會讓人感到有些疲乏,然而全片被一首又一首的戰爭歌曲所填滿,比起畫面本身,這些歌曲更加展現了這群紀念者的價值觀與情感。
從各地來到特雷普托的紀念者各自集結成群,或跳舞或歌唱,而這些歌曲則由與導演長期合作的音效師弗拉基米爾.戈洛夫尼茨基(Владимир Головницкий)來處理。
這些歌曲富含著聲音與情感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它們即使是當年的戰爭歌曲,對今日俄羅斯、前蘇聯國家人民而言,依舊耳熟能詳,如經典名曲〈喀秋莎〉(Катюша)、〈斯拉夫女人的告別〉(Прощание Славянки)、〈哥薩克在柏林〉(Казаки в Берлине)、甚至是解體後名曲〈蘇聯製造〉(Сделан в СССР)都呈現了70多年來這個二戰的戰勝國,如何思考歷史與今日。這些歌曲所傳達的意義如此精確與巧妙,甚至幾乎讓人懷疑都是導演安排好的。
對於多數從未經歷戰爭的觀眾而言,難以理解與體會,緬懷戰爭之於被攝者們的必要性。這是國家有意識地凝聚國族意識的成果,也是國家曾經經歷創傷必有的自衛與療傷過程。從這些戰爭歌曲的轉型就能一窺祖國、以及大地之母,如何巧妙地以國家之名框住土地上的所有人。
在台灣,多會認為軍歌屬於特定族群、年齡層的人們,但在俄羅斯,許多戰爭歌曲已經轉型成流行歌,部分軍歌也並非一開始就有歌詞,而是只有曲調,後來才填詞。直至今日依舊有人翻唱這些歌曲,而非只在閱兵儀式出現,俄羅斯的軍樂團也會到歐洲國家巡演,化為他國認識俄國的堅實橋樑。
而在片中,俄羅斯、哈薩克、立陶宛、波蘭……等國的旗幟飄揚,這些國家今日關係親疏不一,有的是盟國,有的對彼此抱著深深敵意,但來自這些國家的人民卻齊聚在這裡,以如此歡樂的方式紀念傷痛,對他們來說,傷痛早以被榮譽覆蓋。
在俄羅斯語境中,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稱為「偉大的衛國戰爭」,而所有被戰爭奪去生命、留下殘缺身體的人們,都是偉大的衛國者,「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句話不斷飄蕩在這個場域,不是口號,而是他們早已在歷史上親身證明。
未解的二戰、冷戰遺緒
導演以公園中的淺浮雕硬生生地將一個個如慶典般的歌舞分開,從開頭到結尾,紀念者的年齡逐漸下降,從別著許多徽章的老兵、當年戰死士兵的孩子捧著遺像、負責唱名,到許多年輕家長讓自己的孩子穿上軍裝一同參與紀念儀式。人們透過自己的方式紀念亡者,也傳承給下一代。
淺浮雕提醒我們,一切都已經過去,然而當畫面再度切到紀念者的歡笑,傳來激昂的歌聲,我們如同掉入了時光隧道,不斷地自問,一切都結束了嗎?
本片出現的十多首歌曲中,只有一首是導演添加的配樂,於最初揭示全片,也在最後收束了這一天。這首布拉特.奧庫德扎瓦(Булат Шалвович Окуджава)的〈帶上軍大衣,我們回家吧〉(Бери шинель, пошли домой)或許是導演唯一表露態度的地方,這首歌飽含對同袍的呼喚、回鄉面對親友的艱難,以近乎平行的角度回望歷史。
導演選擇拍攝這裡不僅因為它是勝利日紀念活動的重要據點,更因為這裡體現了二戰至今懸而未決的問題。這裡並沒有告知遊客戰爭發生的前因後果,而僅有紀念功能,就如同當年紅軍解放了納粹佔領的國家,卻讓這些國家落入另一道極權牢籠,而今日波海三國、波蘭、烏克蘭與俄羅斯紛爭不斷,這塊大陸上仍有太多過往強權競逐留下的腳印,這樣矛盾的時空環境,正是導演想要關注的。
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地方,是一個國家擊敗了另一個國家,然後在它的首都慶祝。
——瑟蓋.洛茲尼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