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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創傷之必要——談《重返悲劇現場》如何揭開俄羅斯的歷史瘡疤

導演艾凡.塔爾多斯基的第四部作品《重返悲劇現場》將鏡頭對準「杜布羅夫卡劇院」,創作出近二十年來俄羅斯首部以「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為主題的劇情片。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台北電影節提供
導演艾凡.塔爾多斯基的第四部作品《重返悲劇現場》將鏡頭對準「杜布羅夫卡劇院」,創作出近二十年來俄羅斯首部以「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為主題的劇情片。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台北電影節提供

當提及恐怖攻擊,多數人們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會是911事件或是查理週刊總部槍擊案,而這些事情之所以被記得,不僅是因為受到國際矚目,更因為其國人不斷地悼念。宗教與種族衝突在當代幾乎無法避免,世界各國多已不是完全的單一民族國家,即使境內從來都是多民族的國家,仍屢屢在拆解中央、地方權力配置的試驗中跌跤,俄羅斯即是其中之一。

然而,於俄羅斯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如: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貝斯蘭人質事件卻不常被提起,它們僅會出現在網路的某一角、學術期刊,以及久久一次的紀念活動,因為這個國家的人們尚未理解如何面對傷痛,就躍至思考如何防範悲劇的層面。導演艾凡.塔爾多斯基(Иван Твердовский)的第四部作品《重返悲劇現場》(Конференция)將鏡頭對準「杜布羅夫卡劇院」,創作出近二十年來俄羅斯首部以「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為主題的劇情片。

塔爾多斯基認為相較於美國電影透過拍攝以911事件為主題的故事來處理傷痛,俄羅斯遭遇恐怖攻擊後,雖然有許多事後檢討:調整國家安全政策、改變選舉制度等防範恐攻再次出現的作為,卻很少回到「當日」。這一天彷彿被抹去,人們明明背著沉重包袱,卻故作輕鬆地挺直腰桿,將受害者與遺族都遺忘在歷史的瘡疤中。

無法「原地」解散的人

《重返悲劇現場》可以劃分為三段,一為修女娜塔莉亞準備紀念會的過程以及與女兒的衝突,二為與會者透過口述拼湊出事件全貌,三為紀念會被迫中斷後娜塔莉亞懷著無法抑制的悲愴與內疚來到兒子墳前。本片由娜塔莉亞破碎的家庭擴展至所有倖存者的悲劇,最後擴及至整個國家面對歷史的態度。

紀念會從一開始籌辦便不順利,申請劇院使用權幾經波折,無法冠以「紀念活動」的名義,僅能以「會議」取而代之。沒有人刻意掩蓋過往,卻也不願提起當時的創傷,所有悲傷都變成每一種「會議」中的文件、發言,或被引用的史料。那些可見的一切幾乎都在,劇院只更換了椅子,十多年來,它依然是個重要的娛樂、社交場所,並沒有成為紀念地。這裡景物依舊,所有關於「記憶」的東西卻全都消失了。因此,在悲傷被時間完全沖刷、覆蓋之前,與過去對話如此重要,甚而人們必須在「原地」跨越時空,與另一個空間的自己、親友、恐怖份子對話。

導演搜集許多資料、與人質面談,對話描述之細膩使得我們幾乎可以相信片中人代表的是當天在劇院中的某一個觀眾。透過娜塔莉亞的牽引,人們緩緩道出那天晚上他們感受到的一切。儘管在同個時空下,每個人的當下心情、理解到的現實都是不同的。男人、女人與孩子被分開,有人與恐怖份子比鄰,有人是躲在後台的表演者,透過不同視角,拼貼事件發生當下的全貌。這個「會議」是多聲道且豐富的,這正是俄羅斯社會所缺乏的觀點與對話,也是導演試圖在這部電影中建立的空間。

那些可見的一切幾乎都在,劇院只更換了椅子,十多年來,它依然是個重要的娛樂、社交場所,並沒有成為紀念地。這裡景物依舊,所有關於「記憶」的東西卻全都消失了。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台北電影節提供
那些可見的一切幾乎都在,劇院只更換了椅子,十多年來,它依然是個重要的娛樂、社交場所,並沒有成為紀念地。這裡景物依舊,所有關於「記憶」的東西卻全都消失了。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台北電影節提供

這個「會議」是多聲道且豐富的,這正是俄羅斯社會所缺乏的觀點與對話,也是導演試圖在這部電影中建立的空間。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取自IMDb
這個「會議」是多聲道且豐富的,這正是俄羅斯社會所缺乏的觀點與對話,也是導演試圖在這部電影中建立的空間。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取自IMDb

出於善意與卸責心態的自我審查

不論是戲內或戲外,「自我審查」都使得社會修復傷痛的速度延遲。《重返悲劇現場》沒有拿到公部門補助,儘管當局並沒有禁止談論這個問題,但整個社會卻在自我審查。有些人出於善意,不願再提起這個傷痛,不願勾起倖存者的痛苦回憶,而更多人則是出於卸責心態,不願一同承擔社會共同的傷痕。本片核心不僅是描寫2002年的悲劇,更是導演試圖提醒社會理解和克服恐懼的嘗試。

在片中我們可以看到,「自我審查」無濟於事,娜塔莉亞的自我揭露令人驚心,她是事件後少數勇於面對創傷的人,與逃避過往的女兒嘉莉亞成為明顯對比。然而,故事設定娜塔莉亞一角為當天從劇院逃走的女人,打破她勇敢的表象,原因是她急於尋得救贖,她說:「面對是為了不讓悲劇再度發生」。或許她所指的不是恐怖攻擊,而是不再有像她一樣拋下孩子逃走的母親。娜塔莉亞代表著所有帶著愧疚生活的人,生命的悲劇與國家政策緊密連結,而今國家與社會卻視而不見。

導演「重現」與「直視」的企圖心或許比人們想像中的更大,在紀念會中,不僅透過倖存者道出的故事連成一條時間線,連發放食物都與當年恐怖份子的行為一致。片中兩位演員菲力浦.阿夫迪耶夫(Филипп Авдеев)、羅曼・什馬科夫(Роман Шмаков)更是當年的倖存者,他們的存在提醒著藝術界,我們應好好紀念、述說發生於藝術場所的故事。除了兩人之外,並無其他倖存者參與,因為他們還沒準備好直接面向大眾,也因為這樣的故事依舊在俄羅斯某地發生,不使用倖存者的名字、將訪談與虛構的故事揉雜,使這個故事不僅圍繞在杜布羅夫卡劇院,更擴及整個俄國。導演不使用紀錄片形式進行訪談,而是透過劇情片的方式將歷史重新搬上檯面,在藝術層面上,為社會療傷,也負起電影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故事設定娜塔莉亞一角為當天從劇院逃走的女人,打破她勇敢的表象,原因是她急於尋得救贖,她說:「面對是為了不讓悲劇再度發生」。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台北電影節提供
故事設定娜塔莉亞一角為當天從劇院逃走的女人,打破她勇敢的表象,原因是她急於尋得救贖,她說:「面對是為了不讓悲劇再度發生」。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台北電影節提供

從年輕導演看見未來的俄羅斯電影

近年來仍有不少導演關注車臣問題,關注度卻無法與2000年代以「車臣戰爭」為主題的電影相比擬。巴拉巴諾夫的《反恐戰線》(Война, 2002)、《兄弟》(Брат)及其續集都以車臣戰爭為背景,將俄羅斯對內必須處理蘇聯遺留下來的問題、對外必須面對西方文化進入的恐懼具象化,這才是談及車臣時銀幕上的主流。如《重返悲劇現場》這般以恐怖攻擊為主題的作品十分罕見,不僅無法博得製片人的投資,更因為它要求觀眾參與創作者所關心的事情,在拍攝上不採取任何滿足觀眾觀影習慣的手法,不易獲得觀眾青睞。

包括本片,今年台北電影節共選入了兩部俄羅斯電影,本片導演塔爾多斯基,以及以少數民族為拍攝主體的《美國夢直播情》導演菲利普.尤烈夫分列《電影發行人簡報》公布的「俄羅斯35歲以下最主要導演」第七與第六名,足見其作品的確引起影壇反思,並受到業界人士認可。他們不約而同創作了具相當程度真實的劇情片,當如此議題選擇與審美思維逐步進入俄羅斯的主流銀幕,或許能在打破對國家單一想像的同時,找到解決多民族難題的鑰匙。

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取自IMDb
圖為《重返悲劇現場》劇照。 圖/取自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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