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一座人文的山：我們仍在台灣尋找走向戶外的意義
迷上登山之前，我曾因公出差到美國加州舊金山南方的聖荷西（San Jose），任務是跨時區和亞洲同事合作維護機房的設備。深夜時分，我一如往常推開休息室的門，卻意外碰上一位中年老外。由於深夜的休息室通常都是空空如也（除了我之外），我們兩個帶著詫異的目光互望了幾秒鐘。
寒暄一陣子後，他得知我來自太平洋彼端的台灣，我得知他來自東岸的北卡羅萊納州，但令我意外的是他對北卡大學沒什麼興趣（籃球之神喬丹肄業於此），反倒是因為曾在Google上搜到台灣群山林立，覺得我一定喜歡登山，竟聊起他小時候常去的大煙山國家公園（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和搬來西岸之後帶孩子去的優勝美地（Yosemite）和紅木國家公園（The Redwood National and State Parks）。
聽他如數家珍地說爬了什麼山、風景如何、紅木最大的有多高、優勝美地前陣子摔死了某位攀岩高手云云，我卻絲毫接不上話，一來英文口說不是非常流利，二來我當時的登山經驗也僅限於小時候父親帶我去的陽明山，基本上只是走到觀景台然後回家，沒有太深的印象。所以當他問我台灣是不是有很多「3000ers」（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山）、山上有什麼有趣的東西、風景優不優美，我只能說我都沒去過。
對於沒去爬山這檔子事，我倒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個人興趣罷了。但令我記憶猶新的一點是：從他的語氣之中，能感受到他很喜愛這些地方的自然風光和生態，甚至是引以為傲到了忍不住向陌生人推銷的地步。這不禁使我開始思考，台灣山這麼多，我是不是認識得太少了？
現代文明的理性登山
2021年9月號的日本《岳人》雜誌之中，刊出了「登山的效用」特輯，列舉成就感、心理健康、身體健康和社會功能交流四個優點。
文章說在家庭和工作之外，若還能有個人的登山目標，比如說要登哪些山、登幾次、想在什麼時候去，不但可以成為一輩子的興趣，更能豐富你我的生命。心理層面而言，光是邊行走邊呼吸山上新鮮的空氣，就有消除壓力的效果，而且還有益於我們的大腦和精神——自然環境同時活化我們的五感，在陽光下行走會分泌使我們快樂的血清素，更別說在自行挑選路線和進行風險控管的時候，還能裨益我們的自信心。
身體健康方面，長時間負重登山（非專指20幾公斤的那種，一日行程輕裝也算）可強化並維持心肺功能、腿部和臀部的肌肉力量和骨質、核心平衡感，並增進新陳代謝、免疫力、耐久力。社會功能上，雖然承認獨攀也不賴（日本獨行的登山者甚多），但強調有夥伴一起會讓山之旅更為精彩，像是可以在跟山有關的志願者組織中認識新朋友，並對自己居住的土地產生認同感。造訪一座山時，在路邊商店消費也有助於地方經濟。
這是一個相當現代的觀點，也就是以理性來說服大眾登山的好處，並促進登山的風氣。會這麼做的不只是民間，多國政府機關也早就察覺到，因久坐不動而產生的「文明病」對人民的健康影響甚鉅，除了影響生產力和國防力之外，量化為健保支出更是鉅額開銷，若放任惡化下去或可動搖國本。
所以最好的解方，就是盡力推動人民到戶外這個大運動場去，無論選擇散步、跑步、騎單車還是健行登山，動起來就對了。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發以來，室內頓時成為易於散布疫情的溫床，那麼人們該去何處運動保持健康、提升免疫力呢？答案正是戶外。
西方戶外活動簡介
當然，外國人並不是因為政府和民間的宣傳才願意走入戶外。以西方來說，由於猶太教與基督教厭惡荒野的教誨深入人心，導致自然成為征服與馴化的對象；而崇尚自然、走入戶外的風氣大約從18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為始，這是因為彼時都市環境有嚴重的公害和擁擠問題，甚至已不宜人居，反而使郊野地區獲得文人雅士的青睞。相較於煙囪林立、煤煙瀰漫、人口過度集中的倫敦，光是呼吸新鮮空氣和展望湖區（Lake district）風景就能帶來莫大的幸福感，而這也是浪漫主義和戶外文化的根源之一。
浪漫主義橫渡大西洋之後，在北美洲新大陸化身為超驗論（transcendentalism）。超驗論者相信神性存於自然萬物之中，人類可以從之獲得無窮啟發；在此思潮影響之下，被美國戶外圈尊為先哲的思想家梭羅（Thoreau）和「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John Muir）等人陸續登上歷史舞台，力抗瀰漫於社會的功利主義，推廣自然環境的休閒育樂價值，展開一場建構戶外文化和捍衛環境的車輪戰。
隨著裝備、交通、資訊三方的革命和進步，戰後各國大眾的戶外活動參與程度水漲船高。如今已少有聲音質疑其意義何在，因為戶外不只是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人民透過與土地建立情感連結，更可為守護自然環境的一股巨大力量（在戶外觀光發達的地方，還兼具養活無數家庭的重要經濟支柱）。近數十載國際上關注的議題，反倒是過多訪客湧入後所產生的遊憩衝擊，即便是唯有步行可達的高山或荒野區域，近年來也飽受人潮之苦，逼得管理單位不得不採取應變措施。
事實上，美國在二戰後就因為有感於戶外遊憩之風漸長，建立戶外遊憩資源審查委員會（ORRRC），詳盡研究了當前和未來的趨勢，並相應調整國家政策──此舉彰顯戶外活動早在1950至6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就受到聯邦政府認可，以國家的高度審視衍生的各項議題。
戶外活動在台灣：傳統文化的阻力
客觀來說，民生富裕是觀光活動或戶外活動的先決條件。台灣在日治時期受到第一波全面現代化的洗禮，但一來工業化規模有限，仍以農業社會為主體，二來佔本島約70%的山區多屬特殊行政區「蕃地」，平民無法自由進出，使得走入戶外無法成為人民的休閒選項。
就算是戰後時期，「蕃地」也僅是化身為異曲同工的「山地」。出於防止共產黨和親日勢力滲透的理由，除了少數特許的官方和民間登山社團之外，一樣嚴格限制人民出入。此外，隨漢民族來台的閩南文化之中，由於崇巫尚鬼的特性，讓山林有魔神仔、野溪有抓交替的水鬼，更成為民間心目中對自然空間的恐懼來源之一；遑論昔日山區還有出草習俗的原住民族，更令先民視之為禁地，徒加深了危險的印象。
即便經濟奇蹟和政治民主化接連到來，解鎖了經濟和自由兩道閘門，自然場域中的戶外活動仍易遭到無形的「文化阻力」抗拒，大抵原因也是早期農業社會的思想殘留：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唯有努力生產才是受認可的正途，玩樂則是怠惰的表現。但台灣早已進入工商社會，國際上也廣為鼓勵人民從事戶外活動以防文明病上身，這個舊俗究竟還要陪伴我們多久呢？
創造台灣的新戶外文化
平心而論，推廣戶外活動毋須理性說服。社交網路興起的時代裡，多少人是衝著嘉明湖的名氣或神氣的玉山登頂照，就忍不住想親自走一趟？又有多少民眾喜歡輕鬆的休閒露營，在大自然的圍繞下把酒言歡？如同數百年前處於工業革命時期的外國人，我們想要的沒什麼太大不同：暫別使人身心困乏的城市，回歸令人愉悅的自然環境。
又有誰能想到，往往被貼上「不事生產」標籤的戶外活動愛好者，在美國竟然華麗轉身為環保的中堅分子？因為網路和娛樂科技佔據我們太多注意力，竟還迫使各國政府要反過來鼓勵人民走出戶外，以免健保支出拖垮財政、國家失去競爭力？又有誰能想到，原先只是一小群社會菁英感興趣的荒野或雪攀冒險，在後世竟演變成令數百萬觀光客趨之若鶩的巨大產業？
然而在這個時代中，有兩個迫切的任務等著我們處理：一是民眾必須學會自律，遵守無痕山林原則，降低自身對環境的衝擊；二是政府必須正視我們現在和未來的戶外遊憩需求趨勢（包括山域和水域），建立一個真正的主管機關，處理各式各樣衍生的需求和議題，例如濫設露營地、山野教育普及化、完善保險制度、搜救制度、步道維護、商業服務列管等。
最重要的一點，是讓開始以公民參與領導體制的變革，以教育取代禁止、以開放取代封閉、以積極取代消極，重新發現台灣四面環海、境內多山的特性，以及擁豐富生態、歷史、文化資源的自然環境，不只開始塑造比肩歐美的戶外文化，未來更有望成為遞給國際最美的一張名片。
至於為何台灣人和自然環境之間總有種隔閡感？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來看，會有什麼樣的發現？原來發源自美國的荒野理念早在戰後美援時期悄悄進口了？要怎麼客觀看待西方跟台灣的登山運動？ 摩西分紅海竟然也跟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態度有關？如果你喜歡走入戶外、愛護自然環境，抑或是好奇台灣山林的曲折身世，那可不要錯過這一本綜觀古今中外的拙作《登一座人文的山》。當我們擁有了宏觀的視野，也許就會更篤定地踏上未來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