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大國，必是山難大國：我們應以「平常心」面對山域事故

城市山人 21 Dec, 2020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台灣民眾將注意力轉向本島的山林，也凸顯了許多固有的問題。圖／鳴人堂提供

育樂是人民之所需，山林則是熱門場域，而此場域裡中最主流的活動莫過於健行（hiking）。正是因為如此，今年台灣民眾受到國際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將注意力轉向了本島美麗的山林，也宛如一台巨大的增幅器，凸顯了許多固有的問題。

其中最醒目的一項，即是多如過江之鯽的山難新聞。不論它們發布於何處，下至網路媒體，上至新聞頻道，都影響著人民對於登山健行活動的觀感。

有識之士會呼籲大家著眼長遠，從教育和法規下手處理問題，但更多的恐怕是一片謾罵聲。顯而易見，大眾越來越注重山友的社會責任，認為他們應該為搜救成本付出代價。但台灣的山難次數與頻率真的有如媒體報導般的慘烈嗎？以下就讓我們拿登山大國——日本來比一比。

台日山難數據比一比

以登山健行活動而言，日本的起步比我們早了非常多，可追溯到19世紀的江戶時代，而台灣的大眾化登山活動則是從1972年百岳訂立起計，兩者相差了百年以上。

舉例來說，1954年日本人今西壽雄（Toshio Imanishi）與雪巴人甘增．諾布（Gyalzen Norbu）首登世界第八高峰——馬納斯魯峰（Manaslu），讓日本在世界登山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同一時期，台灣別說百岳還沒訂立，許多山峰都還在等待前輩取得「戰後首登」。直到80年代初，台灣登山圈才開始將目光放到國外的高山。

這就是為何現今的日本登山體制相當成熟，而我們甚至要等到2019年10月才正式向黑山告別，進入支持人民自由登山的新時代。

根據日本警察廳的統計， 2019年的山難發生件數達2,531件，遇難者2,937人（含獲救、死亡及失蹤）。自1961年正式統計以來，雖然跟最多的2018年比，人數與件數都相對減少，但依舊是保持偏高趨勢。

另一方面，日本總務省曾於2016年統計15歲以上的登山／健行活動參與者人數約為972萬7千人，約佔日本總人口的7% 。

根據日本警察廳的統計， 2019年的山難發生件數達2,531件，遇難者2,937人。圖／路透社

回過頭來看台灣消防署的統計，2019年度的山難發生件數為206件，遇難者為258人，但2020疫情年至8月的數據就高達295件，遠高於歷年平均。至於登山人口，則有前衛生署副署長葉金川於2012年根據國民健康調查資料統計的500萬，約佔台灣總人口22%。

單以2019年來看，登山人口為台灣2倍的日本，山難發生件數和遇難者人數卻超過我們10倍以上，只能以小巫見大巫來形容。若論背後原因，可能是日本山屋廣布、交通方便、風氣自由（只有極少數區域實施總量管制），即便冬季因積雪關係讓訪客數遽減，大致上日本人親近山林的門檻極低，可合理推測高度大眾化導致了山難次數居高不下。

如果教育、政策、體制和設施發展良久的日本都是如此，那我們是不是也不必太過苛求這一項佔總人口五分之一的全民運動？反之，我們不如以平常心面對山難，並從教育、體制面努力降低其發生的機率，例如挹注預算加強登山安全宣導、改善登山保險和搜救系統，逐步紓解地方消防單位承受的龐大壓力。

登山健行的效益遠超救援成本

諸多研究顯示，鼓勵民眾進入山區健行有助於促進國民健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活動量不足是影響全球死亡率的四大危險因子之一，缺乏運動者和擁有運動習慣者相較之下，死亡的風險高出20%到30%。除了運動帶來的益處，史丹佛（Stanford）大學於2015年的研究也指出，大自然有紓壓、減緩焦慮、降低罹患憂鬱症機率的作用，而健行正是最好的方式。

缺乏運動已是全球都市化後的普遍現象，雖然台灣未有正式的數據統計，美國疾管署的報告顯示，人們若是運動量不足，則更容易導致心臟病、糖尿病、數種癌症和過度肥胖，相關的每年醫療照護支出可高達1,170億美金這般天文數字。要知道台灣2019年總稅收換算後也才約等於870億美金呢。

2019年台灣的規律運動人口調查發現，僅有33.6%的國民有保持運動習慣，再加上我國採全民健保模式，背後的潛在支出應相當可觀。正因如此，我們不該單以救難成本一點來批評這項大眾化活動——光是看保持身心健康的效益，我國500萬的登山人口可能為國家創造了更多經濟產值，並省下了更多健保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