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難要救還是不救？北美第一高峰「有條件」的救援抉擇

城市山人 18 Nov, 2021

迪納利國家公園以北美洲最高聳的山峰命名，當地人稱之為迪納利（Denali）山，在阿拉斯加州原住民部落使用的阿薩巴斯卡（Athabaskan）語系中意為「非常高峻」。這個美國最大的國家公園座落於阿拉斯加州安克拉治（Anchorage）以北，而這座高達6,190公尺的山更是因為名列「七頂峰」享譽國際，是熱門的冒險旅遊目的地。台灣也有不少登山者曾踏足其上，還於1990年代發生過慘烈的山難。

迪納利山在美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時禁止攀登，但自從重新開啟之後，國家公園注意到令他們擔憂的趨勢——過度自信和經驗不足的登山者變多了，這些狀況直接導致求救案例暴漲。對此，官方的態度是：

我們不能保證提供救援服務，你的緊急應變計畫不應該包含國家公園署（NPS）。搜救人員的安危將永遠是我們的最高優先事項，天候狀況或資源匱乏也常常使我們難以動身。署內的政策是只對生命、四肢或視力構成立即威脅的案例提供救援服務，任何我們認為在此範圍之外的案例，我們都會讓你自行設法解決問題。光是今年我們已經拒絕了數個不符資格的求援請求。

這個聲明的背景資訊是，美國國家公園署為聯邦政府的直轄單位，原則上搜救行動免費，但由於迪納利一帶的近極圈高山環境非常惡劣，讓他們不得不採取以上政策。簡言之，如果登山者並不是命在旦夕，他們就沒有理由讓搜救人員甘冒風險。

迪納利山重新開啟之後，國家公園注意到令他們擔憂的趨勢——過度自信和經驗不足的登山者變多了，這些狀況直接導致求救案例暴漲。圖／美國國家公園署

疑似謊報的山難與究責

就在今年5月的時候，一位來自猶他州的放射科醫師傑森．蘭斯（Jason Lance）博士和他的攀登夥伴A.R.從第三營（海拔約4,328公尺，比玉山還高）出發嘗試登頂。過了一段時間後，大約在海拔 5,669 公尺到 5,858公尺之間的高度，蘭斯注意到31歲的A.R.出現高山反應，無法繼續前進，於是就將他托付給另外一個兩人隊伍，開始獨自登頂，並帶走了A.R.持有的衛星傳訊裝置。

兩人隊伍認為A.R.狀態極差，於是放棄了自己的登頂計畫，轉而幫助他下撤。

蘭斯隨後亦放棄登頂，並重新加入兩人隊伍和衰弱的A.R.，但兩人都沒有結繩隊。然後，悲劇發生了，在傍晚6點的時候，A.R.跌倒並一路在雪坡上墜落三百公尺。蘭斯見狀立刻啟動了衛星傳訊裝置的SOS功能，而其他在第三營的登山者同樣目睹了這一幕，也馬上回報給園方的巡查員。幸運的是，一個國家公園署的高海拔直升機正巧在附近執行冰河監測調查任務，所以很快地將昏迷不醒的A.R.送到城市裡的醫院中。

故事尚未結束。在直升機離去後，蘭斯用A.R.的裝置聯繫廠商的國際緊急應變協調中心（IERCC），表示他沒有受傷，但因為缺乏裝備而無法行動，請求救援。中心請他直接聯繫園方的巡查員，但園方認為他應該可以自行下山，拒絕提供救援；然而蘭斯繼續抗議，表示他無法安全下撤，還稱有人員產生休克和早期失溫症的跡象。至此，園方判斷事態嚴重，於是決定在不通知他的情況下出動直升機。

但直升機在起飛後不久就掉頭了，因為位於第三營的嚮導回報這三名登山者已自行下撤，身體並無大礙。兩人隊伍供稱，他們一直嘗試說服蘭斯一起結繩隊並下撤，然而這位醫生堅持留在原地，說他們「已經付了錢」，所以國家公園會救他們（付的錢是官方的攀登憑證規費），直到最後兩人才成功說服蘭斯同行下撤回第三營。

隔天，園方的巡查員在第三營調查這起事件，注意到兩個啟人疑竇的地方：

蘭斯第一時間拒絕提供A.R.的衛星裝置，還藉故拖延並不斷阻擋巡查員的視線。
兩人並非互相熟悉的朋友關係，只是臨陣結伴同行，所以他理應沒有為A.R.保管私人財產的動機，於是懷疑他想要湮滅求援的證據。

事後官方向廠商求證，果然發現許多條被刪除的訊息，於是對蘭斯提起告訴——妨礙公務罪、違反合法命令及偽證罪，但這位醫生還不準備乖乖認罪。接下來於本（11）月29號，美國聯邦法院就要遠距開庭審理本案。

在直升機離去後，蘭斯用A.R.的裝置聯繫廠商的國際緊急應變協調中心（IERCC），表示他沒有受傷，但因為缺乏裝備而無法行動，請求救援。示意圖，非本文當事人。圖／美國國家公園署

展望台灣的搜救體制

誠然，台灣的山域環境無法和阿拉斯加比較，一個在亞熱帶，一個卻是在副極地，玉山觀測史上最低溫不過零下18.4度，迪納利山區卻測到過零下60度的超低溫，加上風寒效應更可低達零下83度，即使是在7月也曾有零下30.5度的紀錄。在氣候如此嚴峻的地方，任何差池的結果可能就是死亡。

再者，迪納利的偏遠山區也和人為開發程度高的歐洲阿爾卑斯山脈不同，一處是幅員遼闊的廣大荒野，另一處卻是山腳下即有人煙的觀光勝地，如瑞士策馬特或法國霞慕尼，所以出動直升機的難度差異極大，不能混為一談。這就是為何迪納利園方一直以來皆大力呼籲登山者應自給自足，因為救援的客觀風險實在太高。

台灣島地狹人稠、交通便利，使得救援的難度不若迪納利困難，反倒像是歐洲的狀況，但缺乏觀光業為基礎，導致山難搜救的社會成本屢屢成為批評的焦點。另一方面，台灣小歸小，卻不乏數量可觀的多日健行路線，假如登山者在步行數日才可抵達的地方出事且危及性命，最合理的選項正是利用直升機救援，更別提就算是劍龍稜或陽明山這類一日郊山行程，也都有直升機吊掛的例子。

從美國迪納利的案例可知，官方出於保護救難人員的考量，有權拒絕登山者不適當的救援請求，但這僅適用於氣候、地形皆十分惡劣的地方，在其他州則因為第一線地面搜救人員多為志願者，大致上無耗費社會成本之虞，所以爭議較少（還要看出事的地點是聯邦轄地還是州政府轄地，以及直升機是否為民營等）。歐洲阿爾卑斯山脈的觀光發達，保險體制完備且使用者付費意識高，政府所直接負擔的成本較少，所以是一種合理的有求必應。至於台灣目前的情況，卻是不合理的有求必應——只要收到請求，政府就沒有拒絕的權利，但各地消防單位在人力上、資源上、訓練上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合理的方式反制濫用，則是付之闕如。

從美國迪納利的案例可知，官方出於保護救難人員的考量，有權拒絕登山者不適當的救援請求，但這僅適用於氣候、地形皆十分惡劣的地方。圖／美國國家公園署

借鏡先進國家的作法，我們必須要為搜救主責機關挹注預算、嚇阻濫用資源的人，但另一方面卻要拿捏好濫用的分際，避免影響人民親近腳下土地的意願。再者，對於人民來說山是連在一起的，以地方政府的界線加以分割是不合常識的事情，所以這個問題勢必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協調，定義濫用並構思遏阻的方式，比如說制訂出動政府資源救援的收費標準，以及判定濫用的審閱流程等。

讓我們想像一個未來：假設未來在山區求援，政府將有權瞭解你的處境與身體狀況，再判斷是否應該動用公家資源援助；若此人謊報或誇大其詞，下山之後就有義務接受官方調查，釐清是否有濫用之嫌，但這樣行得通嗎？我倒是認為，台灣山域氣候和環境不比迪納利嚴峻，賦予政府拒絕出動的權利或許不甚合理，但下山後要求濫用嫌疑者配合接受調查倒是個可以參考的作法，起碼必須負擔一部分的救援費用才是。

當然，絕大多數山難的肇因其實是缺乏教育，並非刻意為之，比如說高估了自己的能耐，在登山行程半途中體力不支，陷入不必要的驚慌後隨即求援；或是事前毫無準備、出發得太晚，不慎走到天黑，因辨認路徑不易就自認迷途受困，進而求援。這類「疏忽」為主的案例是否構成濫用，其實存有很大的爭議空間，國外實務經驗中亦可證明這一點，所以我認為遏止手段應只針對罪證確鑿者，其餘還是需要政府充實搜救資源、加強宣導教育、改善保險制度、考慮建立山難救助公基金，以及善用民力來加以解決。

最後，請大家放寬心看待戶外活動的事故。一個經濟高度發展的小島擠了兩千三百多萬人，人民又怎麼可能不在休假時往山上跑、往水邊走呢？英文裡有諺語是「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就是在說休閒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尤其身處精神壓力大的現代工商社會之中更是如此。

面對如此重要的民生基本需求，我們要做的是開放、教育與鼓勵，而不是走上戒嚴時期的回頭路，才能與先進國家看齊，或許未來還有望迎來寶島山林在國際舞台大放異彩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