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鏡國外經驗：台灣下個十年需要什麼樣的「運動政策」？

丁桀 11 May, 2022

說到台灣運動政策，不免老生常談那些地緣政治、國族主義、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等千絲萬縷的歷史糾葛，對政策生產的重要性。從獨尊競技運動，到現今雙向發展全民運動；從兩岸局勢轉進國際交流；從運動產業連結運動設施優化。台灣複雜且獨特的發展脈絡與政策制定方針，在在指出運動政策處理的面向，不僅侷限在運動本身，也持續回應社會需求與發展挑戰。

台灣目前的運動發展方針，是體育署2013年掛牌之初頒佈的《運動政策白皮書》，將2013至2023的運動願景定位成「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台灣」三軸線，強化運動人才培育、發展運動產業、以及營造運動文化。隨後，2017年體育署依據《國民體育法》第7條，延續2013年的白皮書框架，提出《2017-2023行動方案》，該行動方案內回顧已推動的政策項目，並新增新工作項目。

轉眼間，五年過去了，距離預定的2023政策期程剩不到二十個月。姑且不計上述行動方案內設定的政策目標可否達成，現正迫切需要的是思考未來十年的運動政策樣貌。深知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但得平衡既有政策框架提及的學校體育、全民及競技運動、國際及兩岸運動、運動產業及設施四大項，更要同時反思現行運動政策的盲點及誤區，並提出相應的替代方法汲取徑，才有可能讓台灣運動政策精準鎖定未來發展需要。

當然，政策討論沒有正確答案，本篇文旨在提出個人對未來運動政策制定的期望，藉此打開未來運動政策的想像與對話可能。

正視運動政策裡的棘手問題

落實運動政策，一部分得完成既有工作事項。另一部分，則需要時刻注意政策執行中可能遭遇的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這類問題由於牽涉多層次治理或政策討論生產過程，政策制定者不但難以預先排除，其提出的補救措施還會進一步引發連鎖的未知後果。

以花蓮全中運延期為例，其牽涉疫情指揮中心、花蓮縣政府、教育部體育署三方溝通，體育署目前的補救措施包含評估復辦賽事的時間，以及協助學生運動員升學等措施。不過，延賽也直接衝擊學生運動員的身心狀態，若沒有提供足夠運動諮商的管道，恐難以照護學生運動員面對的心理壓力。

立法院也曾針對運動員心理健康指出，但由於運動心理諮詢師依現行法律制度下非屬醫事人員，即便依據《國民體育法》第25條內容，也無從聘請專業人員維護運動員身心狀況。所以，建議修正《國民體育法》，將聘請運動心理諮詢師或諮商心理師納入法律規範。

光是一題延賽，運動政策就得考量含賽務在內的所有應變工作，而目前政策工具不足的運動心理健康層面，則亟需主管機關協同各部會協商調整，才能建立更完善的運動員照護系統。英國2017年制定《運動中的照護指南》，提供運動實務工作者照料運動參與者的身心健康，該指南也是2015國家體育政策行動方案的一環。

從延賽到運動心理照護例子，運動政策制定者不應只將注意力放在賽務異動或學生運動員升學，而必須將運動參與者作為主體，全面評估對政策主體及現行體制的影響，同時參照國內外經驗滾動式修正既有政策，才能妥善面對這些衍生的棘手問題。

再思運動參與評估指標

評核運動政策績效，無論質性或量化指標，皆和運動參與脫不了關係。狹義來說，不管是競技或休閒運動，運動參與指日常生活進行規律性地身體活動。廣義而言，筆者將運動視作社會實作場域，凡行動者的行為直接或間接與運動場域互動皆可認為是參與的形式。

若以台灣《運動政策白皮書》設定的指標為例，狹義運動參與的指標，諸如增加每週學生身體活動量、提升規律運動人口比例、或者設定在特定國際賽事的奪牌目標等，都可視作以一定程度的參與成果評估政策制定優劣。廣義運動參與指標，包含鼓勵各直轄市及縣市體育師資參與研習、爭辦國際運動賽事及培養國際體浴室物人才、或擴大台灣運動產業規模，皆是在實作範疇下，參與台灣運動發展。

但是，由於現行的評核指標將台灣視作均質的場域，純以巨觀角度處理運動參與議題，甚難細緻分析運動參與的地區差異。也就是說，未來設定的運動參與指標不應只追求質與量的提升，得更進一步理解在特定時空脈絡下，運動參與的社會意涵及行為背後的社會網絡構築形式。若運動政策制定者可從行動者與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看見運動參與的差異因素，並配合既有的質量化關鍵績效指標，必然有助於中央與地方對話，整合運動參與和政策制定方針。

類似作法也絕非新鮮事，加拿大學者為釐清渥太華划船俱樂部參與差異，在其先期研究將使用者及俱樂部資料輸入地理空間資訊系統，初步理解渥太華地區參與者所在的地理區位。蘇格蘭學界則在疫情期間，與四支蘇格蘭職業足球俱樂部合作，研究前述四支足球隊季票持有者的地理區位、社區狀態、以及重大賽事對於足球運動參與程度的影響等，策略性地釐清政治經濟樣態如何影響蘇格蘭足球迷。

運動參與作為一種認識運動政策績效的指標，適用範圍不限於競技或職業運動，甚至連學校、休閒運動都可一體適用。唯獨，資源及人力投入，蒐集相應資料會是未來運動政策制定的一項挑戰。

建構產—官—學政策治理機制

台灣運動政策治理機制，仍以體育署及立法院兩機構發動，透過機構內部溝通和聆聽利害關係人及公民團體陳情，梳理現行制度狀況與社會需求面向，再行決定是否擴大民間參與程序，諸如舉辦專題座談、公聽會，或者直接進入決策過程，完成政策或法條制定程序。對比政府的能動性，產業部門、學校機構、或者民間非（政府）營利組織多處被動情勢，僅能與政府進行有限的政策溝通或研究討論，或依時事推廣特定運動政策議題。

台灣由上而下的政策治理機制，雖也逐漸和國際運動潮流接軌，邁向科學化訓練、重視選手權益、以及開展國際運動交流等業務。不過，隨著平等運動權成為全世界共通的關鍵字，複雜化運動治理機制所需面對的社會議題。政策制定者不再像過去有大把時間找出最適政策，反而得以行動方案迅速回應因種族、性別、階級在運動參與過程面臨的不平等對待，提出相應的建議指南。這時，民間及智庫組織就能扮演重要的倡議角色。

以蘇格蘭運動政策治理框架為例，蘇格蘭運動委員會頒佈的運動發展軸線，不但符合英國平等與人權委員會倡議的人權議題，同時也和蘇格蘭運動天文台及學者合作，跨領域地描繪老化、身心障礙、性別多元等社會不平等議題在蘇格蘭運動地景裡的現況，並藉經驗研究或政策比較，提出蘇格蘭未來運動政策發展方向，讓運動政策發展得以最快速度回應社會變遷所需的公平與正義。

考量政府財務或者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絕不可能要求政府一條龍處理資料蒐集、政策討論、以及制定工作。為避免政府未來得面對包山包海的業務問題，下個十年，台灣運動政策的產出模式，或許應落實產—官—學三界聯盟的治理機制發展。雖然，政策討論平台的形式與經營模式會是一大挑戰，但總得勇敢跨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