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君朔／香港元朗襲擊事件：為何「擁抱祖國」竟是如此痛苦？

思想坦克 23 Jul, 2019

7月21日示威遊行後，元朗地鐵內發生身穿白衣的大批幫派份子追打示威者。圖／Twitter@WilsonLeungWS

7月21日在港島舉行的新一輪示威遊行中，到了晚上很不幸地示威民眾再度和警方發生衝突。示威群眾也首次將抗議目標指向中聯辦，而同一天在元朗，還發生身穿白衣的大批幫派份子追打示威者，但警方卻姍姍來遲的醜聞。

為何在特首已經決定無限期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兩度召開記者會向公眾道歉、甚至親口說出「The bill is dead」後，香港的民怨不但沒有平息，還頻頻發生和警方的暴力衝突？

其深層的原因在於，已經胎死腹中的「逃犯條例」可以看成是一國兩制一路崩壞的最高點。表面上香港擁有獨立的貨幣、關稅領域、司法體系和政府；但是回歸後的歷任特首，受限於明文或是檯面下的政治限制，施政往往只將少數商業菁英（特別是大地產商）的利益和北京的歡心納入考量。

隨著大環境的變化，一般人民的需求長期遭到忽視，不滿的民意又無法在扭曲的選舉制度中得到反映，現在連基本的人身自由都可能受到威脅。於是所有的不滿終於在條例修訂前全部爆發出來，而這種負面情緒在數波抗議中又因為警方的不當執法而被進一步放大，演變成質疑政府之合法性的亂局。

本文接下來回顧在香港回歸前後，中共和殖民地政府達成的制度安排協議，是如何的放大了英治時期管制模式的缺陷，造成今日一國兩制的徹底失敗，來反駁中共老是挖苦香港人懷念殖民統治，用民族主義託辭為自己卸責。

香港建制派議員何君堯被目擊與白衣人握手引發民眾不滿。其位於荃灣的服務處遭人貼滿抗議標語與塗鴉。圖／美聯社

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港英時期，殖民政府拒絕引以選舉的方式來組成政府。但為了增加政府的代表性，成立了各種諮詢委會員並吸收華人商業菁英，當作政府與華人社會的橋樑。這些被委任的商業菁英，在主要的政治決策上並沒有發揮什麼重要的角色。然而和政府建立起來的密切關係，讓某些大財團在商業上獲得了相當多的特權，在地產與公用／公共服務事業領域，形成了寡占地位。

例如長江實業的李嘉誠父子（擁有港燈的近40%權益）、新鴻基地產集團的郭氏家族（擁有原名為九龍巴士的載通國際近40%權益）、恆基兆業集團的李氏家族（擁有香港中華煤氣的近40%權益）、新世界發展集團的鄭氏家族（全資擁有新創建交通服務，該公司擁有新世界第一巴士、城巴與新世界渡輪等服務）、九龍倉／會德豐集團的包氏與吳氏家族（控制天星小輪、港島電車與葵涌部分貨櫃碼頭）。

除了地產和公用事業，李嘉誠家族旗下的百佳超市和怡和洋行旗下的惠康超市，還聯手佔有了香港超市約7成的市占率。而李嘉誠擁有的和記黃埔，在1985年接管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時，雖然他的持股已經超過法定的35%門檻，還是得到不需要公開售股的豁免。

到了90年代，李嘉誠的網路公司Tom.Com在IPO後6個月內發行新股，給予員工高達公司資本價值50%的股權（法律規定是30%以內），並允許大股東在6個月內就出售股份，而不是法律規定的2年後。這樣的操作還使得李嘉誠的情婦周凱旋，一夜之間在帳面上成為億萬富翁。

另外一個赤裸裸官商勾結的例子也是在1985年，當時的財政司司長彭勵治（John Henry Bremridge）代表殖民地政府承諾，香港會制定每條國際航線只授權於一家香港航空公司營運的承諾。這項政策當然有利於當時已經成立的國泰。問題在於，彭勵治是太古的前行政總裁（國泰航空屬於太古集團旗下）。而到1986年，彭退休後，竟又回到太古的倫敦辦事處，出任非執行董事。

香港回歸後，勾結變本加厲

這種對香港整體發展有害的權錢交易模式，在英國把香港正式交還中共手中時，不但不可能減緩，反而變本加厲。最好的預兆就是中共選擇的特首董建華本人的背景。

董建華的岳父包玉剛在1982年去世時，公司陷入財務困難，未履行的合約高達10億美金。董建華於是請求外國銀行家幫助，並爭取時間請求共產黨高層出手拯救，最後，中共的中國銀行在此事上幫了大忙。因為有此巨大利益輸送的人情，對中共來說，董是一個政治上完全可以放心的人選。

其次，在1997回歸前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的商界菁英，不論是否獲得政府委任的職位，均成為中共熱衷拉攏的對象。因此在英治的最後10年，商界菁英對殖民政府的最後一點忠誠也開始消退，轉而批評殖民政府姍姍來遲的民主改革。

更重要的是，在選舉特首的800人選舉委員會與回歸後的立法會中，代表地產界與建造界的人士均獲得不少議席。¹所以董建華在任上遇到金融風暴後香港房市價格大跌，為了維護地產商的利益，他馬上暫停了「八萬五計畫」。該計畫每年預計要蓋的公營或是私營房屋不少於8萬5千個單位，希望能在2007年左右讓香港70%的家庭能擁有自己的住房。

另外董建華也在政府中提出一個完全是商業思維的「資源增值計畫」，即要求政府部門在不增加任何人力的情況下，提供新服務或是改進現有服務，還要求到2002年為止要提升生產力來削減開支，目標是達到5%。

這樣的思維配上政治體制內商業菁英擁有不成比例代表的結構性因素，很不幸為所有後續的特首所繼承，造成香港的公共服務質量每下愈況。在讓一般人最關心的住房問題上，政府依然無法大量釋出土地來建造足夠的住房，以平抑房地產價格。

到了地產界出身的特首梁振英時期，因為政府中負責土地規劃／建設的部門人力長期不足，連土地供應較充分的新界，土地利用狀況都缺乏足夠的資料，以至於無法進行合理的建屋規劃。在教育上，政府也不願意增加公立大學的入學名額，反而鼓勵學生去修讀要價更高，但品質堪憂的「副學士」學位。

如此荒謬政策的結果，根據港府勞工與福利局自己做的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預估，到了2022年就業市場上副學士會出現近1萬3千人的過剩供給，但大學學位的人力需求會出現5萬人左右的供給短缺。另一個讓人吃驚的則是，受限於資源不足，香港公立醫院的等待時間竟然都長達1年以上，有些科別竟然需要等待3年的時間！

代表地產界與建造界的人士在800人的選舉委員中均獲得不少議席。圖為2017年特首選舉。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歷任特首無視香港需求，刻意迎合北京

上述的情況如果和上一篇〈香港政治經濟的前世：到底英國人留下了什麼？〉中提到的港英政府相比，可以很明顯發現，雖然在殖民地時代一樣沒有民主政治，但是殖民政府依然能根據社會情勢的變化推出適當的政策。比方說在1953石硤尾大火後，催生了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以及麥理浩總督在打擊貪腐、推出各種社會福利政策上的努力。

反觀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因失去過去殖民政府擁有不受倫敦掌控的自主性，又缺乏適當的民意基礎，造成歷任特首無視於香港真正的優勢和需求，而去刻意迎合北京。

最經典的例子便是董建華在2003年和內地簽訂了名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安排協議〉（CEPA）的自由貿易協定。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則是爭取要將香港納入國家規劃。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和中共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簽署了一份新協議：在CEPA的框架下，基本實現香港與內地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到了林鄭月娥時期，由於CEPA帶來的成效極為令人失望，換上了一個新的香港／內地融合計畫：〈大灣區發展藍圖〉。

但其實香港能長期保持繁榮富裕的真正關鍵，不在於和中共的國內市場融合，而是和新加坡一樣，要擔任周邊腹地的海外中心角色。只要經商環境比周邊的大國良好，並且保持自由開放與高效，資金與人才便會源源不絕湧入。港府只要在基礎建設、法規制定和人才供應上維持一流水平，便可以安穩的坐在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寶座上，並擔任中共企業和世界接軌的唯一窗口。

只可惜在一國兩制下，特首在政治上面對的是非常扭曲的誘因。長期的劣政累積下來便是公共服務的持續崩壞、人才的供給出現斷層，並且帶來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