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格化的翁山蘇姬
雖然是冬天，但仰光的太陽還是炙烈著，2010年二月，我在馬路邊喚了台計程車往翁山將軍博物館去，計程車司機疑惑那在哪裡，我對當地人不識翁山將軍博物館感到好奇？但仔細想想，或許自己也曾經分辨不出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的差異，只是，他的沈默讓我這外國人敏感，且疑惑。
車子停在一個紅鐵門拴鎖的荒廢庭院，像是拒絕訪客。我看了看時間：「閉館時間還沒到啊。」司機於是往前開，詢問其他人閉門原因。只見幾個外國人和僧侶，如我一樣拿著地圖，在門口徘徊，同樣感到困惑。
「他們說，博物館關門了。」司機坐回駕駛座，把門拉上。「今天？」「不，一直關門，一直。」司機將車迴轉，離開這狹窄的泥土路後問我：「接下來要到哪裡？」我不死心追問：「他們有告訴你原因嗎？」「這還用問嗎？」司機輕呲了一聲，再度沈默。
這個博物館是緬甸驅逐日本人後，翁山將軍回到仰光後居住的第一個家，也是翁山蘇姬在仰光第一個住所。原本是供民眾懷念瞻仰這個帶領緬甸走向獨立的英雄，但軍政府逐步削除翁山將軍的影響力和印記，直到我去緬甸那一年，連博物館都關了。我知道自己不該要求到翁山蘇姬被監禁的住所附近晃晃，於是就跟司機說：「那就附近的大金寺吧。」
原是單純的英國牛津家庭主婦的翁山蘇姬，1988年，因母親中風回國探親，不料，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這塊土地，沒有回到心愛的丈夫孩子身邊。當時，緬甸軍事強人尼溫的經濟政策，激起民怨，持續沸騰到該年三月，因一起在仰光茶室發生的擦槍走火，一名年僅23歲的大學生失去生命，卻也點燃了八八學運的烽火。回到祖國的翁山蘇姬，親眼看到這個瀕臨沸點的國家：學校被勒令停課，僧侶學生和工人上街，不停有人死亡和失蹤，但仍醞釀著八月八日當天的大罷工。
八月二十六日，翁山蘇姬第一次在緬甸人民面前公開現身演說，她登上了大金寺，這個她父親發表獨立演說之所，以父親繼承人的姿態現身 ：「敬愛的僧侶和人民，這場公眾集會的目的，是要讓全世界知道我們人民的意志…我們的目的，是要表達所有緬甸人民都抱著最強烈的希望，期待多黨政府體制。」
大金寺被旅遊作家稱為「仰光的心與靈魂」，這是個世界級的佛教聖地，也是緬甸歷代國王揮霍珍寶的所在，更重要的是，它是國家認同的核心。這裡是第一場反對英國統治的集體示威地點，半個世紀後，這裡成為八八學運發生之所。
在大金寺演講後，投入選舉的翁山蘇姬，並沒有扭轉緬甸的命運。軍政府不承認選舉結果，她也被軟禁，還有無數人民被而軍政府補抓、殘殺。民運人士、學生和少數民族只能往外逃，逃出自己的國家。緬甸安靜了下來，也消失在國際的視野中。直到2007年，大金寺再次出現在國際媒體上，這次，僧侶們帶領萬千民眾，從大金寺出發，掀起一場袈紗革命。
那一年，因燃油補貼取消，油價上漲，連帶的人民生活所需的交通物價也跟著漲，民眾忍無可忍，上街抗議。僧侶們加入後，規模更大。僧侶是不碰政治的，然而，苦民所苦的他們也挺身而出。畢竟，在信仰佛教的緬甸，軍政府對僧侶也有所忌諱。僧侶上街了，原本害怕的民眾慢慢加入他們，仰光沸騰，十萬多人上街頭，從電視畫面上看來無邊無盡。
在神佛的見證下，他們透過和平的遊行發出訴求。這些遊行的僧侶，口中不停唸的是：
願東方所有的生靈
願全宇宙生靈無憂
平安
無慮
無貧
願他們內心平靜
如遁入輪迴般歷史重演，軍政府一如過往殘暴而強悍，不僅實施宵禁還出動軍隊，甚至到僧院毆打、逮捕僧侶，即使如此，還是有些勇敢的僧侶繼續上街…隨著政府手段越來越嚴酷、在街道上持槍殺民眾（甚至是一名日本記者），僧侶已不在，仰光街頭剩下的只有學生。彷彿1988年學運再現，那年學運，軍政府屠殺了三千多人。槍聲，直擣這場示威活動的心臟，緬甸掀起的騷動，嘎然而止。
而我，就來到了這麼一個歷史聖地大金寺。正午時分，烈日打得人昏昏欲睡，香客不斷的大金寺也顯得莊重沈靜。為了躲避炙熱的太陽，我藏在遮蔽的影子裡，背靠在牆上，看著眼前質樸虔誠的緬甸人，在數十個巨大的佛像之下，添香油甚至貼金箔，沒有一絲懷疑地，把自己的希望和祝願，寄託在這些金光閃閃的神佛上。還有一些付出勞力的信徒，這邊擦著金漆，那邊低頭打掃，斗大的汗水滴下也不見他們擦拭。偌大的大金寺，構出一幅眾生相，但我卻不免疑惑：天上神佛，你是如此對待這些信仰你的子民的嗎？我有些憤怒：這個國家的人民太溫馴了，太相信神佛，太期待來生。
那串遊行口號也在我腦中百轉千回，跟著唸了數回。難以相信這麼和平，如此寬容的口號與祝唸，換得的是血腥。無憂，平安，無慮，無貧，內心平靜，這對緬甸人來說是否為奢願？
我想起那一年，參與過1988年學運而流亡的Khin Ohmar來到台灣，嘆息著說：「大家都遺忘緬甸了。」在他流亡這些年，不停在國際間遊走，呼籲各國關注緬甸的政治犯以及人權的問題，他甚至強調了大選議題，希望各國注意將可能發生的難民潮。
她與在台的緬甸學生見面，和他們分享被蒙蔽的事情。但他口中的緬甸，連緬甸學生也未能知道——他們連生存下去都要花很多力氣，沒有精力時間和機會知道這些，但他們自己的經驗也能反映出許多問題。討論氣氛其實有些絕望的。學生們不斷說他們沒有能力，他們沒有領導者，或者他們根本不抱希望，Khin Ohmar只是溫柔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回去告訴親友，可以告訴更多人真相，可以做很多事情。」並且鼓勵他們，「絕對要相信能夠改變，唯有相信，改變那天才會真的到來。」
或許緬甸的神佛接收到太多類似的投訴，終於收回他們對緬甸人的考驗——最起碼收回對翁山將軍父女的考驗。我到緬甸那一年年尾，翁山蘇姬從多年軟禁中被釋放，數年後的今天甚至參加選舉而當選。長久以來封閉緬甸的民主踏出了一個大步伐。
然而，父親被軍政府暗殺，翁山蘇姬如今卻和軍事政權友善互動，甚至在許多族群和人權爭議中謹慎而保留或提出讓民眾不諒解的意見。這讓支持她的人權團體失望，也讓民眾懷疑翁山蘇姬離人民太遠，甚至質疑她不曾聲討軍方暴行。或許是電影《以愛之名》給我印象太深，當人們質疑翁山蘇姬的神話褪色，我仍覺得那是翁山蘇姬如初一貫的非暴力態度，她的形象一如我在大金寺所看到的緬甸婦人一般，慈眉溫和，不批評不抱怨，靜靜等候著什麼。對習慣激烈改變刺激的我們來說，不免急得跳腳，也會質疑當初對翁山蘇姬的期待。
倒是緬甸人自己看得很清楚。在翁山蘇姬被釋放前，緬甸正準備改選的那段期間，我那在台灣求學生活的緬甸朋友便對我說，他並不認為翁山蘇姬被釋放或當選真能改變什麼，甚至認為不該將期待都放在翁山蘇姬身上，「過度神化一個政治人物是危險的，而且那會削弱我們每個人應該盡的公民責任。」他的話讓我驚訝，或許，那般透徹，也是在台灣生活的經驗帶給他的省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