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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嫻的保全夫家香火是守舊嗎?——個人選擇與選擇的自由

圖/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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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陣劇痛,每一聲微疼的低吟,波狀的脫落物,衛生紙由大到小,肉體的興奮,所有這些都是跡象,是我需要了解的東西。每個月我都要心懷恐懼地觀察是否見血。因為一旦見血,便意味著失敗。我又一次沒能讓別人如願,如今它也成了我的心願。

——《使女的故事》。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藝人小嫻自陳天生無子宮,婚後設法懷孕,好保全夫家香火。報導一出,不少人有異聲,多數人都表支持。我對這新聞也頗有感覺,感覺則落在小嫻周遭親友的理解與「不覺有異」,包含她婆婆的接受,都讓我覺得時代變了。人們漸漸不再將「殘缺」視作異類、他者,更不將「不孕」看成「無功能」。換個角度想,給當事人壓力的似乎已非外人,反倒是自己。因丈夫是獨子,小嫻認為自己必須替夫家著想。

我想到自己的母親,婚後數月,肚子沒有消息,便被嫌棄是隻「不會下蛋的母雞」。外婆頻頻帶母親求神問卜,而母親也不斷doctor shopping,有一醫生稱母親身體有異,必須開刀切除子宮,又問她嫁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本省人?那你完了。」母親不信,到處看醫生,三個月後被告知身體沒問題,已經懷孕。肚裡成形的胎兒就是我。我差點死在庸醫刀下。

長大後,因找尋研究題目,意外聽到母親提起這段往事,不免大驚。已經二十一世紀,對我這樣一個受女性主義洗禮的知識份子來說,這算一個打擊,於是開始面對這個我怎麼也無法想像的「世界」。我看了非常多故事,聽了很多經歷,畢業十年後,再看到小嫻的敘事已經不訝異,只是這十年過去,這個社會稍微寬容,改變幅度也不見得多大。

小嫻的香火說,仍晃蕩蕩地擺在檯面上。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醫療介入自然?或醫療協助個人擁有選擇的自由?

小嫻的想法,往往被視為「守舊」,是禁錮在女性身上的魔咒。即使當事人周遭的人願意釋放這緊箍咒,然而,當事人自身卻無法——畢竟整個國家社會仍處於對女性肚皮的控制狀態,要你多生,或要你少生,催你快生,生育不單單是「成家」,還是「為國」(見〈從「老蚌生珠」談女人身體的社會控制〉)。從小到大,自上到下,對一個女人所以為女人,社會都有許多要求,要求其完整性、其功能、其魅力,而驗證這些的不外乎性、生和育。因此,包含女性自身,對於年紀都充滿焦慮,因為他們必須搶在保存期限內「收成」,否則浪費了卵子,虛應了子宮。

醫療和科技,正是扮演扭轉「自然規律」的角色。小嫻與其他難以懷孕的婦女,不得不求助於它。而生育科技的介入,乃至法規的「不進步性」,便也成為這幾日媒體輿論熱點--而且與十多年前我做研究時收集閱讀的媒體報導,別無二致——同樣的困難、類似的故事,相同的受訪者,一樣的主張……。完全凸顯這討論的滯凝:因為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與我無關,而當事人除了暗中垂淚,也難以站出來對抗。

十年前,我做生育科技研究時,便發現這等困境。但大多數難孕者並無像小嫻那樣明確的原因,她們不知問題在哪裡,連怪罪的理由都沒有,只好責怪自己和命運,而後盡其所能地克服這個難題,一次一次求神問卜,嘗試偏方,或者不計代價接受助孕科技,必須要盡全力,才能說服別人說服自己。但除了成功受孕、生下孩子,否則最無法說服跟最痛苦的仍是自己。

像是我採訪的一個四十多歲的農村婦女,她因不知名原因難以受孕,什麼方法都試過了,最後妥協領養了孩子,也不敢跟別人說那是非親生的:

一個女人不會生,剛開始別人都懷孕了,對我們的壓力真的很大……尤其不孕症的人最怕別人說:「你還沒有喔」?無形中會造成對方的壓力。我走過這樣的路,所以不會問別人這句話……這種事情有時候沒辦法跟先生講耶,因為小孩子是從我們肚子裡出來,我們壓力比任何人還大,我先生說,不能生那就我們兩個人這樣就好了,他只是這樣一句話帶過而已,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承受,我們女人這種壓力喔,是無形中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我們都努力了啊,如果沒努力,連一次試管嬰兒都沒有做,我早就被「離去海口吃蕃薯了」。我們都努力了啊,努力六次耶,沒辦法啊,我們要有立場講,你要做什麼事,你要努力才能講耶,你沒有努力,跟人家講什麼?不能啊。

因為這個難以言說的心結,她們往往不太願意出面訴說自己的「殘缺」。即使她們沒有少子宮,沒有缺卵巢,但無法生育這件事,便是殘缺,作為一個女人,就是殘障。因此,在她們的敘事中,便不斷在這種自我否定又拚命尋找解釋中輪迴,最後頹然歸於「宿命」。

說真的,年輕時候的我,是無法理解這些充滿矛盾的說詞的。我也質疑任何的科技外力介入「自然」中,甚至認為這些婦女不該把自己當成「病患」,處在一個被動的狀態中。

但真的是如此嗎?在醫學社會學家Greil所做的研究中發現,美國中產階級的難孕婦女並不是被動地接受醫學定義,而是積極地、策略性地再行動。她們操作這個系統,試著將醫學治療推向她們希望的方向,難孕婦女既不是生物醫學中被動的受害者,也不是希望利用所有的技術而不具批判力的消費者。相反的,她們是問題解決者、在一個她們不能控制的系統中創造性地操作。

在Greil研究中,難孕婦女可以被描述成「難孕的建設者」。這些婦女並不默認醫學對她們的描繪;相反的,她們主動且策略地回應,盡可能學習治療難孕的醫療系統,也會將系統移動到符合她們利益的方向。她們學習跟難孕有關的知識,Greil的受訪者便說,她自己學到越多知識,對自己的幫助越大。這些婦女不僅是學習這些知識,也確實應用它,來影響她們所受到的治療,或是試著改變醫生,影響療程。在我的研究中,處處充滿這種轉成積極主動角色的案例。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個人的選擇與「守舊」無關

或許許多人認為,只要知識足夠,便不太容易困在這樣的「父權」思想中。然而,有時那往往與知識無關,與個人選擇有關。我想舉一個醫生的例子:

我跟我先生都是醫生……以客觀條件來看,應該是很平等的。但我的母親卻在我結婚前後希望我可以委屈些,她覺得你是有殘缺的,所以應該降價求售。那讓我很難過,因為我不覺得自己那麼沒有價值,但她覺得你有瑕疵,她希望你能夠稍退一步,只要你在某方面退一步就能補償。這是一種補償心態,所以她要你乖一點啊,賢慧一點啊,不要跟人家吵架怎樣,因為你有缺失。

不知名的(不孕原因)會讓她們不知所措,沒有一個可以安放她們焦慮跟痛苦的地方,總要有個施力點嘛,沒有施力點的時候會更亂,所以她們要找些理由。很多人因不孕而使她無法和對方談話,變成婚姻失和,但說不定她是故意的,想讓這段婚姻以離婚收場,她就不用面對這個問題了……婚姻失和社會上到處都是,沒有人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因為現在社會跟以前不一樣,以前婚姻失和很痛苦,現在不是啦,離婚的人那麼多,沒有人會怪你,搞不好還同情你,會覺得還好嘛,因為離婚的人很多,但不孕這件事有點天生殘疾的味道……。

她認不認同自己沒有生育能力還算是個女人?今天少一個子宮一個卵巢,我能不能認同自己是個「沒有殘缺」的人,今天少一個手一隻腳還是被認為殘障,這是很難的事……

處在一個或者健全,或者知識地位足夠,或者充滿選擇權的位子,我們或許可以搖頭稱這為蒙昧,轉而鼓吹解放,號召進步,批判國家政治,指責父權,但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資格稱渴望成為母親的女人「傳統」,也不能說這些懷抱殘缺的女性「守舊」。人必須有選擇權,才能做出自己的選擇,有些人連選擇權都沒的。

有些女人的生命,在某一刻出現斷裂,她們尋求幫助,僅僅是為了修補這個斷裂,完成自己生為人、生為女性的認同。她們在盡自己的努力。沒有人能苛責她們。畢竟,誰真的能把自己的身體當成自己的身體呢?身體不是一向是公司的、家庭的、社會的、國家的嗎?

開頭,我列舉了瑪格麗特‧愛特伍《使女的故事》的一個段落,這小說虛構了一個共和國,其以父權主宰,女人遭嚴格控制,無法自主工作,不能有財產,並依據剩餘價值分配職務。使女,沒有名字,不能閱讀也無法與人交談,被剝奪情慾,只是長著兩條腿的子宮,好繁衍下一代。使女的價值,也在於此。然而,後來有個使女開始產生思想,並反思身體:「過去我一直把自己的身體視作一件尋求快樂的工具,或是一種運輸工具,一件實現願望的用具。我可以用它來跑步,按各種鍵鈕,幹各種事情。雖說談不上萬能,我的身體畢竟還是敏捷、純真、堅強並忠於我的。」

苛責父權相對容易,批判傳統也很簡單,最重要的,或許是女人必須擁有想像、理解身體的能力,並重新思考母職與血緣的關係。但即使這些對於當代大部分台灣女性都仍顯得困難——我自己都無法宣稱能擺脫——人們都不該拿某種「進步」去要求這些以各種方法修補自己的女性跟上。究竟有誰真的好好坐下來,聽她們訴說自己的破碎,以及在冰冷的醫療科技裡那一針又一針,一次又一次無情的對待與痛苦。

最後,我忍不住想舉社會學家Goffman說的話:

正常的,與受污名的,並不是人,而是觀點。

圖/美聯社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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